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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張九齡的文章論其“大手筆”
張九齡作為初唐漸盛時期的關鍵性人物，其文章顯示雄渾闊達的盛世氣象，開啟駢散兼具的一代文風。
現存文獻中直接稱張九齡為“大手筆”的記載較少，唐代文學史中關于張九齡的“大手筆”之稱也僅以“其文、賦有一定成就，是繼燕、許二公之后的朝廷大手筆”而一語帶過。學界歷來認為張說之文勝于詩，張九齡之詩勝于文，對張九齡文質兼勝的詩歌研究居多，對其文關注較少。但是，縱觀張九齡的文章，不難發現其承繼了張說的范式風格，也極具“大手筆”風范。本文擬梳理張九齡之文在內容題材、創作風格、藝術魅力等方面的特征，闡明張九齡是繼張說之后，在初唐漸盛時期引領盛唐氣象的“大手筆”。
一
“大手筆”之稱最早見于《晉書王傳》，經歷代延伸發展，其內涵主要包括三方面：其一指文章體式，可分為朝廷詔令、碑志以及“記功稱伐”的碑文。無論是發布政令還是記功傳德，“大手筆”因要施之于廟堂，須文辭穩健;又因題材意義重大，立意高遠，境界相應雄渾開闊。其二指工于辭令，長于朝廷文誥的專職撰寫者。其三還可指文章作者的才華雄厚，文筆雍容雄闊。
張九齡撰寫的“大手筆”文章主要是指視野宏闊、篤實切要、上書言政的敕文、狀表、碑志、祭文等。其各類文章現存261篇，其中應制公文213篇，其他散文48篇。作為“大手筆”，其倡導文質并重的理論主張，文章構思精密、剪裁得當，以渾融自然、雄壯宏麗、深湛博大的風格反映開元盛世的恢宏氣象。紀昀評論日：“九齡守正嫉邪，以道匡弼，稱開元賢相。而文章高雅，亦不在燕、許諸人下……文筆宏博典實，有垂紳正笏氣象，亦具見大雅之遺。”玄宗曾贊曰：“張九齡文章，自有唐名公皆弗如也。朕終身師之，不得其一二，此人真文場之元帥也。”可見張九齡之文深厚的藝術功力及深遠的影響。
敕書是皇帝用以諭勉公卿、警策眾臣的詔書，涉及內容都為朝廷政事，對于實際撰制者來說，便是代擬王言。因此撰寫者除具備出色的文筆外，還要有充分領會旨意、熟知治國方略的本領。《曲江集》中敕書數量最多，涉及內容最廣“頌”、“贊”文章數量較少，張九齡的公文可以說多為發布王言。作為一代文宗，在“代擬王言”的撰制上，已形成簡練勁健、收放自如的風格。《敕突騎施毗伽可汗書》一文長達八百字，詞句精當，對毗伽可汗提出嚴正警告：“我國守信如天，終不欺物。謂天無信，物自無知”，(本文所引章句皆出自董誥著《全唐文》中華書局1982年版)使人感受到理氣充直、義正辭嚴的沖擊力。《敕吐蕃贊普書(四)》一文，思維縝密、文辭暢達、筆鋒犀利，申明朝廷意圖張弛有度、恩威并舉。
另外，《敕處分十道朝集使》之一中曰“善必知主，惡亦有由”;《敕新羅王金興光書》中曰“君子為邦，動必由禮”;《敕河西節度牛仙客書》中曰“時不可火，兵貴從權”等，這些語句勁健精煉、宛若珠璣，讀來氣勢磅礴，鏗鏘有力，極具感染力。除此之外，張九齡撰寫的內容豐實、極具思想的敕書，可使學界在《兩唐書》《資治通鑒》等史書之外，更翔實地了解到歷史事件發生的背景、進程及影響，從文史價值上來看，也可稱“大手筆”。
張九齡參與國事謀議決策，撰寫了許多言事議政的章疏狀表和嚴謹細密的策書，不僅內容廣泛，且在指陳時弊、籌劃大計等方面常不避利害而勇陳先見之明。“《進金鑒錄表》和《金鑒錄》本文，以樸素的語言，講尋常的道理;用駢散兼行的文體，借古鑒今的經驗教訓，娓娓諄淳，顯示出政治家的卓識和風度。”《上姚令公書》、《上封事書》、《論教皇太子狀》等，邏輯嚴密、論證有力、見解深刻，也具有較高的史料價值。
《曲江集》中收集碑志和祭文近三十篇。就祭文而言，有公祭的《祭洪州城隍神文》和《祭舜廟文》;有代撰的《為王司馬祭妻父文》、《為吏部侍郎祭故人文》、《為王司馬祭甄都督文》等;也有發自內心的哀悼，如《祭張燕公文》、《祭故李常侍文》和《追贈祭文》等。以《祭洪州城隍神文》為例：張九齡任洪州刺史時，當地遭遇洪災，在《祭洪州城隍神文》中云：“谷者，人之所以為命。人者，神之所以為祀。祀可不以為利，義不可不福。闔境山川，能致云雨。”其忠于職守、為民祈福之情溢于言表。《為王司馬祭妻父文》敘述了王司馬岳丈生前所遭受的盛衰之變，并從王司馬的遭遇中引出傷感之辭，蘊含同情理解之情，失意人悼不幸人，倍顯其哀，由此也體現了張九齡洞明世態、善解人意的特質。
張九齡所撰寫的序文涉及內容廣泛，文學色彩最濃。《歲除陪王司馬登薛公逍遙臺序》是一篇觸景生情、借古喻今之作。先引出所登臨地點，再展開遙想，失意人薛道衡當年登臨此地的情形呈現，最后寫今日登臨的王司馬不遇于時的種種情懷：“湘水遺風，懷屈原而可作。況登高能賦，得無述焉?”。緊扣題旨加以生發，敘議結合，描寫生動，并能“以個人性靈入文詞中”。《陪王司馬宴王少府東閣序》寫官場失意之人宴飲于王少府東閣的情形，以理性分析及歷史比照，勸解眾人要效法圣賢養和以待時的處世之道。如此沉穩持重、淡然遠視的手筆，是其文贏得“大雅之遺”贊譽的原因之一。
《景龍觀山亭集送密縣高贊府序》、《送幽州王長史赴軍序》等贈送宴集等序文也都體現了“隨事以序其實”的特點，緊扣題旨加以生發，描寫生動，并能“以個人性靈入文詞中，遂開韓柳古文風氣之先”。《獅子贊序》、《鷹鶻圖贊序》是歌頌孤高獨立的猛禽猛獸形象的贊序，從客觀事物中提煉本質予以概括評價，且能不拘泥一事一物，凡古今中外的典章文物皆可為文，文筆宏博典雅。
二
張九齡的“大手筆”不僅體現在撰制了數量眾多的實用性文章，最重要的是所呈現的格調恢弘、典雅富贍的風格，莊重整飭、駢散交融的文法技巧以及情真意切、據實而發的感情色彩等，展現其藝術魅力，傳達格調雄渾、清新剛健的氣息，為其贏得“大手筆”之美譽。
張九齡之文沿襲張說，“運散體之氣于駢體之中”，將散文素簡流暢、渾融自然的語言與駢文精巧的對偶所致的華麗文采相結合，以錯落有致之語撰寫氣韻暢達之文，很少用典，盡去浮詞，不以文害意，推動唐文的健康發展。 《韋司馬別業集序》中云：“背原面川，前峙太一;清渠修竹，左并宜春;山靄下連，溪氣中絕;此皆節公之有也。”以簡潔樸素之語言尋常之事，駢散結合，娓娓道來。《上姚令公書》中曰：“任人當才，為政大體，與之共理，無出此途。而曩之用才，非無知人之鑒，其所以失，溺在緣情之舉。”理直情真，駢散結合，一氣呵成。《荔枝賦》摹寫荔枝形狀和果實之豐美，遣詞精美，蘊含深意。其序以荔枝喻人，指出對人才之認識如識荔枝之品性，須切入了解才是。用詞工整，駢散并行，讀來氣暢韻達且平實自然。
張九齡之文如同其詩歌，“情真”為可貴之處。《曲江集》收錄的《敕金城公主書》凡三篇，雖是奉敕之作，卻流淌著真摯情感。金城公主原是雍王之女，以中宗養女身分許嫁吐蕃贊普，旨在修好唐番關系，在吐蕃生活了整三十年，張九齡受命寫信慰問是有其政治目的的，但敕書在懇切的牽念中道出對公主的勉勵與期望，很少程式化的官方語言，如同充滿關愛之情的家書，語言平易暢達，風格樸素真摯，親切感人。
從張九齡的狀表中也可見識其剛直不阿、坦誠磊落的性格特質。《荊州謝上表》為張九齡被貶荊州后向玄宗呈遞的一道謝恩表文，抒寫對玄宗的滿腔忠忱與無辜被貶的悲憤：“人有痛者，必呼于父母。臣今孤苦，不乞哀于圣君，豈蒙惡聲遂銜冤以沒代?”披肝瀝膽，大膽申辯因“周子諒事件”牽連被貶的冤屈，坦陳自己磊落處世卻遭小人乘隙詆毀的境遇，名為謝恩，實為申訴，是歷代朝士謝恩狀表中最見情性的一篇。《請誅安祿山疏》、《劾牛仙客疏》的文字簡暢、語氣斬絕、態度鮮明，表現其率真坦蕩、直言敢諫的性格。
《曲江集》中的祭文和序記都寫得情致感人，如《祭張燕公》《祭故李常侍》等。張說是九齡得以升遷發展的最重要的提攜者，張說的逝世令其悲慟無比，《祭張燕公文》就是一曲情發于中、感人至深的挽歌。在祭文中，把對恩公的感激景仰之情及無盡悲慟化作綿綿哀思：“人亡令則，國失良相。學墜司南，文殞宗匠。惟國華之見奪，何天道之弗諒?”文辭精辟，哀慟之情呼之欲出。祭文書就不久，九齡又為其撰制了墓志銘并序，開始以朝廷訃告的形式，將一代文宗張說逝世的消息沉痛地告之國人，文筆莊重肅穆，接著交待舉國齊哀，再詳述其才氣個性、不平凡的一生，突出張說對盛世文明的貢獻及提高文儒地位的歷史功績。
張九齡最有見解及特色的是其上書論政的文字，在這類文章中，不再炫辭耀藻，而是針對現實直抒胸臆，是對張說文風的一種繼承。《上封事書》是講縣令刺史任命問題的，刺史縣令是民生之本，卻多非其任，徒有其名，朝廷選官勞民傷財，揭露當時的弊政，此書言辭懇切、全無虛飾、指陳時弊，表達了深沉的政治遠慮。
綜上所述，張九齡的“大手筆”不僅體現在撰制了數量眾多的實用性文章，而且筆力恢弘、意高氣盛，昭顯盛世蓬勃氣象;莊重凝練、駢散交融，開啟清拔宏麗文風;情真意達、據實而發，融會文思兼重理論，以“大手筆”影響著盛唐文學家的寫作風格及技巧，成為后世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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