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張愛玲小說的文學成就及影響
摘 要：
張愛玲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具有自己獨特藝術風格并帶有傳奇色彩的作家。其小說創作是現代文學的巨大收獲。其文學成就表現為拓展了女性批判新視野和女性文學的新天地，創造了寫實小說的新高，形成了與眾不同的藝術風格，是一位具有文學史意義的作家。
關鍵詞：
張愛玲小說 文學成就 文學影響
張愛玲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一個獨具魅力的作家，其小說無論是選材、立意，還是人物塑造、敘事結構和語言技巧無不顯現出個人的特色，取得了較為突出的成就，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拓展了女性批判新視野和女性文學的新天地
女性文學像一條小溪流在中國文學的長河中若斷若續地流淌著。20世紀初，“五四”新文化運動爆發，掀起了思想解放和個性解放的高潮，也給女性帶來了新的機遇和挑戰，冰心、廬隱、丁玲等一批才華橫溢的女作家脫穎而出。她們沖破了傳統文化禁忌，以女性視角觀察女人、寫女人，塑造了許許多多的女性形象。冰心等作家的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大都是慈祥的母親和賢惠的妻子，其道德審美觀念仍是以男性為中心的傳統價值觀。丁玲等作家的作品中則塑造了一些以民族興亡為己任的走出封建家庭，投身革命的女性，雖然表面上獲得了與男人平等的待遇，實際上卻放棄了自我。
與丁玲、冰心等女性作家相比，張愛玲的小說具有更為鮮明的女性主義特征。20世紀40年代的張愛玲遠離抗日救國的主流話語，把眼光投向了“婚姻、愛情、家庭、女人的挫折、女人的處境——一個充滿女性氣息的世界”[1]。其小說集《傳奇》刻畫了一大群真實地生存于男權文化之下的女性群像。在中國現代女性作家中，沒有一個人像張愛玲一樣，從女性本體出發，懷著對經濟和精神上缺乏獨立自主女性的深切同情和關注，孜孜于女性悲慘命運的寫作。通過對一系列女性殊途同歸的可悲命運的描寫，既揭示了男權社會制度、傳統文化及習俗對女性的摧殘，更將筆觸深入到女性精神世界，從女人原罪意識出發，對女性自身的人格弱點進行了思索與批判，開啟女性批判立場。
張愛玲小說摒棄了“五四”作品中女性對男權社會單一的控訴，而是“讓女性在自己的位置上自演自繹，呈現其矛盾、壓抑、自我沖突以致丑怪畸形的深層面貌”[2]。小說敘事的主要聚焦者都是女性，其小說中的女人居住在上海或香港，有知識的女性如白流蘇、敦鳳等，無知識的如曹七巧、霓喜等，她們考慮的只是自己的生存狀態和喜怒哀樂，幾乎都把婚姻當作了自己的職業和獲取金錢、物質的籌碼，全然沒有女性的'自我尊嚴和獨立人格，甚至不自覺地替代男性在家庭中扮演著施害于人的角色。張愛玲認為，外在的社會因素對女性的禁錮固然是造成女性生存狀態和悲劇命運的主要原因，但最重要的原因還在于女性心靈深處的自私、軟弱和奴性意識。人的悲劇性命運不僅存在于外界的威脅，更存在于人的本性中，人類最大的敵人往往是自己。這就使張愛玲小說由對女性悲劇命運成因的剖析，而上升到了對更具普遍意義的人性、人生、命運、歷史的感悟與思考。于青認為“張愛玲將女性意識的探索深入于歷史深處，深入于民族文化的深層去透視女性自身的心理上屏障，相對于五四吶喊時期便顯得更深刻和有力”[3]。的確，張愛玲小說對女性內心陰暗面進行了極其深刻的批判，但其批判又留有情面。正如她自己所說：“女人縱有千般不是，女人的精神里面卻有一點‘地母’的根芽。”[4]“女人地母般根芽”的偉大使她能夠寬恕女人的一切。這就避免了對女性進行一般化的描寫，而進入到更高層次的理性思考層面，使女性心理批判創作達到一個新高峰，從而拓展了女性批判新視野。張愛玲還能站在凡俗女性的角度來審視女性問題，這一獨特觀察視角的選取，使女性寫作文本空間中的文化意蘊得以彰顯，為中國女性文學打開了一方新的天地，并對后來的女性文學具有不可忽視的啟迪意義。
二、創造了寫實小說的新高
寫實小說的本質是如實描寫真實的人物和生活，并由此獲取審美的價值。寫實小說在中國歷史悠久，最初與史傳文學關系密切，之后便發展出“講史”的歷史演義小說，再后來又衍生出世情小說這一支派，并逐漸推行開來，出現了《紅樓夢》、《金瓶梅》等經典之作。
張愛玲的創作巔峰期主要是20世紀的40年代，這在中國文學史上是個特定的時代，形成了國統區文學、解放區文學和淪陷區文學并存的局面。在“孤島”上海，作家們面臨著“言”與“不言”的雙重壓力，于是在政治和風月之外，將目光轉向寫普通人的日常世俗生活。張愛玲就是在這種背景下突兀而出，她擺脫主流文學的影響，用自己的傳奇故事營造出一個政治之外的生活天地，把關懷的焦點放在普通人身上。于是，張愛玲非常重視繼承寫實小說的傳統，摒棄了寫實小說中常見的因果報應和教化宣傳對小說形式的禁錮，以平淡、自然、真實的筆觸摹畫生活。
張愛玲早期的《傳奇》皆有所本，后來的小說更是尊重真人實事。其小說以現實生活為題材，寫現實生活中的普通人，以反映大都市的民間習俗為特色，以對兩性關系、婚戀關系和日常生活的講述為敘事重點，并注重傳達出蒼涼的生命體驗，讓我們看到了一幅幅鮮明生動的上海普通市民階層的風俗畫。小說所表現的人物突出為兩類市民形象：一類是生活在大宅院里，在賭博、玩歌女的生活中靜待歷史淘汰的遺老遺少;另一類是生長在街頭里巷，在繁瑣的世俗生活中尋求安穩卻屢遭磨難的小奸小壞的小市民。他們是軟弱的凡人，不是英雄，但卻是這個時代最廣大的負荷者，在他們日常平庸的生活中，才能把握人生的“生趣”，建立文學真實可信的基礎。
張愛玲認為，真實是一切藝術創造的生命。她在《自己的文章》中寫道：“《傾城之戀》里，從腐舊的家庭里走出來的流蘇，香港之戰的洗禮并不曾將她感化成為革命女性，香港之戰影響范柳原，使他轉向平實的生活，終于結婚了，但結婚并不使他變為圣人，完全放棄往日的生活習慣與作風。因之柳原與流蘇的結局，雖然多少是健康的，仍舊是庸俗，就事論事，他們也只能如此。”
在張愛玲看來，作者并不能按照自己的喜好來任意支配和塑造人物，應該按照人物本身的性格邏輯和心理軌跡去創造人物。人物性格的形成和發展都不能脫離、違背生活的真實。香港之戰雖然使白流蘇和范柳原多少有了些變化，但如果硬要給他們戴上“革命”的帽子，恐怕就成了藝術創作上的敗筆。
三、形成了與眾不同的藝術風格
一位批評家說過：“對于一個作家來說，風格的卓爾不群的存在是其作品生命力的最有力的說明。而以作者的名字名其風格，更是一種難得的殊榮。張愛玲擁有這樣的榮譽，她的作品被人們稱為‘張愛玲體’。”[5]的確，張愛玲的成功，不僅在于她筆下獨特的“傳奇”故事，還在于她獨特的小說藝術。
張愛玲是人物刻畫的巧匠，她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變態人物形象和各色人物，尤其是對兩性心理刻畫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她利用暗示，把動作、言語、心理三者打成一片，由此反映出人物心理的進展，體現了作者對人物豐富復雜內心的深切理解，揭示出某種社會根源，使小說具有一定的社會深度。小說的敘事方式采用傳統的全知視角，并利用反諷和參差對照的寫法構成其獨特的敘事風格，在時空設置、故事情節、人物活動等方面的結構安排上獨具匠心，使小說呈現出色彩紛繁的面目和悲憫蒼涼的美學基調，將讀者一步步引進作者營造的蒼涼世界里去。小說意象的營造豐富而傳神，她善于將聲音、氣味、色彩等感官調動起來，具有鮮明的視角性和立體感。小說的語言風格也別具一格，詞語既典雅又通俗，既艷麗又靈透，造語新奇，“通感”手法運用得當，藝術感覺異常敏銳精微。其小說用古典小說的外殼表現現代的主題，能把現代派小說與傳統的民族形式相結合，做到了融通雅俗，溝通中外，既提高了現代通俗文學的品位，又縮短了現代小說與世界文學的距離。
上述種種創作技巧使張愛玲的小說深受讀者歡迎。作家賈平凹說過：“與張愛玲同生在一個世上也是幸運，有她的書讀，這就夠了。”[6]
四、對中國文學史的獨特的貢獻
上個世紀40年代，張愛玲以其《金鎖記》、《傾城之戀》、《紅玫瑰與白玫瑰》等小說，在那個“低氣壓的時代”的上海文壇引起一片嘩然。我們可以不把她稱之為文學大師，但誰也不能否認張愛玲小說繼承傳統又能超越傳統，在小說表現技巧的運用上大膽創新，取得了一定意義上的突破，形成了“說書人的構思、冷靜的敘述心態、參差對照的寫實手法、感覺外化的心理描寫、突出的個性化的直覺意象以及蒼涼的美學意境共同組成了獨一無二的張愛玲文體”[7]。這一文體對人們的創作起著一定的文本示范作用，這是她對現代小說的最大貢獻。
張愛玲信奉經典作家的“文學是人學”的創作理念，并不斷實踐。當對人的本性和命運的關注被很多人忽略的時候，張愛玲的小說卻充分展現了日常生活中人的欲望和生存困境。也許正因如此，張愛玲的小說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占據了一個獨特的位置。
同時，張愛玲小說的獨特魅力還吸引了無數讀者和研究者，借鑒她的手法理念進行創作的作家為數不少。港臺作家中，白先勇筆下的“臺北人”是張愛玲上海、香港傳奇中女人的翻版;施叔青創作的系列香港傳奇可說是張愛玲筆下香港故事的延續。內地也有不少作家模仿、學習她，如葉兆言、蘇童、王安憶和鐵凝等等。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們認為張愛玲是一位具有文學史意義的作家，她在20世紀中國文學史上的成就是不可抹殺的。在中國文學史上，應該毫不猶豫地記下張愛玲的名字。
【注釋】
[1]余斌：《張愛玲傳》，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209頁。
[2]姚玳政：《想像女性》，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275頁。
[3]子通，亦清編：《張愛玲評說六十年》，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2001年版，第476頁。
[4]張愛玲：《張愛玲典藏全集（第3卷）》，哈爾濱出版社，2003年版，第67頁。
[5]阿川：《亂世才女——張愛玲》，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05頁。
[6]子通，亦清編：《張愛玲評說六十年》，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2001年版，第386頁。
[7]張宏：《張愛玲小說的文化品格》，沈陽師范學院學報（社科版），199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