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愛玲與胡適的家族交往史

　　張愛玲一生最為鐘情兩部小說—《紅樓夢》和《海上花列傳》，為前者她寫了一本《紅樓夢魘》，為后者她花了很大的功夫將之翻譯成國文和英文。這或多或少是胡適研究白話小說工作的延續。以下是小編整理的張愛玲與胡適的家族交往史，歡迎閱讀。

　　張愛玲與胡適的家族交往史

　　1954年秋，身在香港的張愛玲將她新出版的小說《秧歌》寄給胡適，并附信說希望這本書有點像他贊許的《海上花》那樣“平淡而近自然”。由此，張愛玲和胡適開始了短暫的書信聯系。次年11月她去紐約后，和胡適有了更多直接的交往，得敘兩家的前緣。

　　“我祖父幫過他父親一個小忙”

　　胡適和豐潤張家，有多重關系。

　　張愛玲在《憶胡適之》里回憶說，童年時代她看《胡適文存》是在父親的書桌上，與較不像樣的書并列。而她的母親黃逸梵，還“跟胡適先生同桌打過牌”。她和胡適認識，很可能是她在英國留學的時期，當時胡適以“中英庚款”委員的身份赴歐，在英倫逗留數月之久，多和留學生見面。但同桌打牌，則更可能是胡適到上海就任中國公學校長之后。胡適1928年2月17日抵達上海，4月30日正式接任中國公學校長，后來發生《人權論集》事件，于

　　1930年5月15日辭去校長之職。兩人長達兩年的時間同在上海，很可能有機會見面。

　　1955年張愛玲與胡適在美國相會，張愛玲得知“他父親認識我的祖父，似乎是我祖父幫過他父親一個小忙。我連這段小故事都不記得，仿佛太荒唐。原因是我們家里從來不提祖父。有時候聽我父親跟客人談‘我們老太爺’，總是牽涉許多人名，不知道當時的政局就跟不上，聽不了兩句就聽不下去”。張愛玲所說的“小忙”，在胡適11月10日的日記中有一段簡要介紹：

　　Called on Miss Eileen Chang。張愛玲，author of《秧歌》。始知她是豐潤張幼樵的孫女。張幼樵(佩綸)在光緒七年(1881)作書介紹先父(胡傳，字鐵花)去見吳愙齋(大澂)，此是先父后來事功的開始。幼樵貶謫時，日記中曾記先父遠道寄函并寄銀二百兩。幼樵似甚感動，故日記特書此事。幼樵遺集中竟收此介紹一個老秀才的信—我曾見之—可見他在當時亦不是輕易寫此信也。

　　關于張佩綸作書介紹胡傳給吳大澂，張經甫代胡適兄弟撰寫的《胡鐵花先生家傳》里有一段記述：

　　“先嚴素志四方，嘗言中國之患在西北，而發端始必東北。苦東北圖志闕如，遂慨然欲游歷東三省，考其形勢，以備非常。族伯嘉言先生(善文)愿以三千金助三年游資。先嚴受二百金，留百金于家，攜百金以行，時光緒七年七月也。抵京師，某鉅公一見傾心，問曰：‘東邊僻遠，設游未遍而資罄，奈何?’對曰：‘邊軍多淮人，資罄則投軍充軍吏或防勇，積半年餉，可復游。’某公壯之，作書介于吳太仆(大澂)。”(見《臺灣紀錄兩種》，臺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印行，1951年)

　　文中所稱的某鉅公，即張愛玲的祖父張佩綸。吳大澂，字清卿，號愙齋，和張佩綸同為光清流黨成員，兩人為莫逆之交。《澗于日記》中記載，光緒初他們同在京師，酬唱無虛日，往來非常密切。他們和張之洞、黃國瑾等構成清流派的骨干力量。

　　胡傳步入仕途的關鍵人物

　　光緒六年初，吳大澂奉旨以三品卿銜前赴吉林，隨同吉林將軍銘安(字鼎臣)幫辦一切事宜，四月中旬他入都陛見后首途吉林。赴東北前，吳大澂本在辦理中俄伊犁交涉，因東邊俄又越界設卡，形勢急迫，遂有調派吳大澂之命。此前的光緒四年，崇厚以全權大臣身份使俄，張佩綸上折《大臣奉使宜策萬全折》,對崇厚取道海路及“以全權大臣便宜行事”提出異議,后果如張佩綸所料，崇厚上當受騙，雖然收回伊犁城，卻割讓大片土地。消息傳回國內，輿論大嘩，“更遣曾紀澤往俄更約，爭回伊犁南路七百余里。”(《清史稿·崇厚傳》)吳大澂曾被派往西北左宗棠麾下差遣，雖然未成行，但可見他和張佩綸都對中俄交涉異常關注。吳大澂幫辦吉林，仍然是俄事的延續。胡傳既“嘗言中國之患在西北，而發端始必東北”，必然和張、吳都容易產生共鳴。

　　科舉是清代士人步入仕宦的正途。胡傳在科舉上卻極不得意，他先后五次參加鄉試，皆未中舉。光緒七年，他已經四十一歲，胡家在上海經營的店鋪適遭火災，他前往上海處理，為身在南京的族兄嘉言招去。嘉言問他未來的打算，他表示，“上年朝廷遣崇地山侍郎為全權大臣出使俄羅斯，議收回伊犁地，辦理不善，眾議嘩然。南皮張香濤侍御彈之，語尤剴切，其疏中有‘東不能薄寧古塔’語……鈍夫揣摩天下大勢，俄人已占據東北邊地，逼近東三省，豈有不薄寧古塔之理?”遂決定放棄科考，另辟蹊徑，前往當時人員稀少的苦寒之地謀發展。

　　胡傳于光緒七年七月抵達天津，訪問了績溪同鄉章洪鈞(字芹生)，到北京后又見到族兄胡寶鐸(字虎臣)。早在同治六年江南鄉試時，胡傳和胡寶鐸、曹汝濟、章洪鈞四人被同時薦卷，其他三人皆中，獨他落榜。胡傳抵京時，吳大澂已升太仆寺正卿，改為督辦。胡寶鐸與吳大澂為戊辰同年，但不很熟識，他建議他轉求章洪鈞。與此同時，胡傳的同門姚子良也愿意請彭福孫(字頌田)為他通融，因為彭受業于吳大澂，有說話的機會。

　　到吉林后，胡傳成為吳大澂的幕僚。一年后，吳保舉他為知縣，從此進入官場，最后官至臺灣省臺東知州。上述舉薦他的三人當中，以張佩綸分量最重，是胡傳得以步入仕途的關鍵人物，正如后來胡適日記中所說，“此是先父后來事功的開始。”

　　十年后不忘引薦之誼

　　張佩綸性格峻刻，即使對朋友也不稍稍假借，他能這么大方地推薦與他素昧平生的胡傳，和他的業師夏壽人有很大的關系。夏壽人，名如椿，上元人，是張佩綸中舉前的老師。張佩綸幼年跟隨父親張印塘在浙江生活，咸豐四年張印塘病逝于徽州后，家屬仍在南方。張佩綸等得到張人駿的父親、曾任華亭知縣的張澤仁照顧，并為延請塾師，張佩綸的業師夏如椿、陸廷英都是江蘇人。同治六年胡傳鄉試下第后，曾進入劉熙載主講的龍門書院就讀，同門中就有夏壽人。張佩綸在稍后致吳大澂的另一封信中略提及這層關系：“胡君傳與敝業師夏壽人同在龍門，其去吉林欲在麾下自效。佩綸未敢力薦，愿私布其下忱，倘可收錄，乞即與六廄馬群并供驅策耳。”

　　張佩綸的推薦信寫得相當得體，舉薦一個未深交之人，重點突出他重經世之學的可貴，并以古義相勵，也未說過分吹捧的話，還將胡傳的基本情況以及他和胡寶鐸、章洪鈞的關系托出，使得吳大澂能夠重視這位遠道投奔的落魄秀才。

　　胡傳和張佩綸再次聯系已是四年之后。光緒十年，張佩綸在中法馬尾海戰中戰敗，次年四月初譴戍張家口。

　　光緒十六年，張佩綸早已從塞上賜還，并成為李鴻章的女婿。胡傳也于兩年前由吳大澂札調鄭州襄辦黃河工程，大工合龍，吳奏保胡傳襄助有功，得旨“以直隸州知州分發省分補用”。 胡傳十六年赴京候補，得簽分發江蘇。離京后路過天津，他去拜訪了張佩綸。《澗于日記》光緒十六年閏二月初四日：“午后……胡守三直牧傳過談。琴生舊交，清卿故吏，入都引見。”從張佩綸舉薦胡傳，到這次見面，將近十年過去了，兩人都今非昔比。胡傳雖僅是地方官員，但相較十年前境況是天壤之別。而張佩綸卻幾淪為廢人，雖然在李鴻章幕中，但過得并不愉快，且仍為朝中所忌。胡傳不忘十年前張佩綸的引薦之誼，專程去看望故人，可見當年張的一紙書信，對他一生是多么重要，所以他一直溫暖地記在心頭。

　　張愛玲對那一段因緣不很關心

　　對于張胡兩家歷史上的這一段佳話，在張佩綸這邊，并不是非常重要的事件。他日記中提到胡傳不過兩次，文集中也僅僅兩三次。時過境遷，到他那不很關心祖上事的孫女張愛玲，就更不曉得這一段因緣了。

　　但是在胡家，這件事不僅胡傳記著，到了他的兒子胡適，也依然如此。胡適留意這件事，并不是始自1955年他和張愛玲在美國相會之后。至少早在二十多年前，他就對世人提起過張佩綸引薦父親的掌故。

　　胡傳于光緒十八年應臺灣巡撫邵友濂之奏調，赴臺灣供職，最后官至臺東直隸州知州。甲午戰敗，清政府被迫割讓臺灣，“詔臣工內渡”(胡祥木《鐵花胡公家傳》)，胡傳于1895年8月離臺內渡，22日病逝于廈門。胡傳病逝時，胡適年僅三歲八個月。三十多年后，胡適已是名滿華夏。胡家和張家的下一代也有了交往。除張愛玲《憶胡適之》里提到的黃逸梵與胡適同桌打牌外，胡適和張佩綸的侄子、張愛玲的堂伯父張志潭(字遠伯)也有短暫的往來。這在胡適的日記里有多處記載。

　　記載與張志潭交往的日記，是在胡適離開上海中國公學，到北平出任北京大學文學院院長兼中國文學系主任期間。日記中提到的楊昭雋，是張志潭延請的家庭塾師。張志潭的父親張佩緒，清季曾出任過安徽蕪湖道尹，是張佩綸的親弟弟。10月11日那天，胡適“八時二十五分搭平吉直通車來天津。自北京直達吉林，昨日第一次通車，共計需三十六點鐘，回想五十年前先父鐵花先生由北京到寧古塔，坐騾車走了四十二天，約一千點鐘，不能不說是進步”。胡適應該知曉張佩綸即是張志潭的伯父。當天的晚宴上，胡適是否像多年以后他和張愛玲在紐約相會那樣，與張氏兄弟敘敘張佩綸、胡鐵花那一段舊，大概是很可以想象的罷。

　　最后一次看見胡適先生

　　胡適1949年4月離開中國大陸赴美，在美國逗留長達九年，直到1958年4月回到臺灣。據學者研究，1955年胡適與張愛玲在紐約敘舊那段時間，是胡適一生中最暗淡的歲月。曾經名滿天下的胡博士，而今是門前冷落鞍馬稀，這種落寞和失落，也許不僅是胡適個人的遭遇，更是時代的一個象征。張愛玲提到“適之先生也提到不久以前在書攤上看到我祖父的全集，沒有買。又說正在給《外交》雜志(“Foreign Affairs”)寫篇文章，有點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說：‘他們這里都要改的。’”張愛玲無愧為微物之神，即使這樣微末而意味深長的細節，也被她輕巧抓住：

　　我送到大門外，在臺階上站著說話。天冷，風大，隔著條街從赫貞江上吹來。適之先生望著街口露出的一角空濛的灰色河面，河上有霧，不知道怎么笑瞇瞇地老是望著，看怔住了。他圍巾裹得嚴嚴的，脖子縮在半舊的黑大衣里，厚實的肩背，頭臉相當大，整個凝成一座古銅半身像。我忽然一陣凜然，想著：原來是真像人家說的那樣。而我向來相信凡是偶像都有“黏土腳”，否則就站不住，不可信。我出來沒穿大衣，里面暖氣太熱，只穿著件大挖領的夏衣，倒也一點都不冷，站久了只覺得風颼颼的。我也跟著向河上望過去微笑著，可是仿佛有一陣悲風，隔著十萬八千里從時代的深處吹出來，吹得眼睛都睜不開。那是我最后一次看見適之先生。

　　1958年，胡適離美回臺，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長。1960年2月16日晚上，胡適寫了一篇《張佩綸的澗于日記》，回顧張佩綸和胡家的因緣，引述了張佩綸日記中有關胡傳的文字。文中說他曾于1946年在北京東安市場書店翻閱《澗于日記》，“隨手翻開，即見先父的姓名。”他還抄錄了《澗于日記》中記載章洪鈞逝前逝后的內容，稱贊幼樵先生對章琴生的友誼使人感佩。這大概是胡適最后一次提到張佩綸。

　　張愛玲一生最為鐘情兩部小說—《紅樓夢》和《海上花列傳》，為前者她寫了一本《紅樓夢魘》，為后者她花了很大的功夫將之翻譯成國文和英文。這或多或少是胡適研究白話小說工作的延續。“直到去年我想譯《海上花》，早幾年不但可以請適之先生幫忙介紹，而且我想他會感到高興的，這才真正覺得適之先生不在了。”張愛玲之于胡適，與胡傳之于張佩綸的關系，何其類似，交往雖然并不多，但何嘗不是吾黨中人。

　　張愛玲與胡適的愛情故事

　　最初，張愛玲與作家唐朝曾經有過一段深刻的感情，但這段感情因為唐朝的家庭背景及其家人對他的反對而告吹。之后，張愛玲又愛上了作家金岳霖，兩人曾經熱戀過，但最終還是分道揚鑣。隨后，張愛玲曾與其后來的丈夫、文藝評論家茅盾有過短暫的戀情，但兩人最終也未能在一起。

　　然而，張愛玲和胡適之間的戀愛和婚姻最為人所知。胡適是當時著名的學者和作家，他們最初見面的情景被張愛玲以小說《半生緣》的形式描寫出來，并留下了許多為人津津樂道的佳話。然而，胡適和張愛玲的婚姻并不愉快，他們的性格和價值觀存在很大的差異，最終以離婚收場。

　　張愛玲和胡適是經常一起出現在上海文藝圈的一對，當時的文學界稱他們為“胡張夫婦”。據說，他們最初是在胡適的求學期間相識的。他們的戀情獲得了不少人的祝福，結婚后也生下了一個女兒。然而，兩人的婚姻并不幸福，因為他們的性格和價值觀存在很大的差異，最終以離婚收場。

　　盡管婚姻破裂了，但兩人卻在文學上煥發出了更為出色的光芒。張愛玲的小說中，胡適成為她筆下的代表性人物，尤其是《金鎖記》一書，通過描寫胡適與前妻的故事，為愛情和婚姻關系提供了獨特的視角。而胡適則執筆為張愛玲的故事提供了評價，成為她作品的最佳書評者

　　張愛玲與錢鐘書 感情糾葛

　　張愛玲和錢鐘書的愛情故事始于1940年代初期的上海文藝圈。當時，張愛玲已婚，而錢鐘書則是一名教授。他們在聚會和酒會上相識，經常談論文學和生活，慢慢地建立了感情。

　　據傳聞，張愛玲和錢鐘書在張愛玲與前夫胡適離婚后很快陷入了戀情。他們交換著彼此的作品，互相評論改善對方的寫作，聚會、寫信、相約約會，在一段時間里彼此深切地思念著對方。

　　盡管兩人的感情非常微妙，甚至未被公開認可，但是他們的互動和情感交流仍然對彼此的文學創作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錢鐘書親筆寫下了張愛玲的小說《小良家姑娘》的序言，稱贊其文學才能和獨特的思想深度。張愛玲則在小說中描述了城市人的情感苦悶和復雜心理，展現出女性寫作家的獨特視角。

　　盡管他們之間的戀情未能持續下去，但張愛玲和錢鐘書的故事成為了一代文化人心中的經典形象，成為了中國文學史上不可磨滅的一頁。

　　張愛玲的婚姻經歷十分坎坷，但正是這些經歷為她的文學創作提供了極大的靈感。她在小說和散文中頻繁地探索婚姻和愛情的主題，從自己的親身經歷中汲取創作靈感，呈現出極具細膩度和戲劇化的情感世界，深深地打動了讀者。可以說，張愛玲的婚姻經歷是她文學創作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成為了她成為獨特、卓越文學家的重要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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