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中國文人是什么概念

時間：2024-08-20 12:03:31 余秋雨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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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余秋雨中國文人是什么概念

　　“中國文人”是一個什么概念？真是一言難盡，十言難盡，百言難盡，余秋雨：“中國文人”是什么概念？。你可以投給它最高的崇敬、最多的憐惜，也可以投給它最大的鄙視、最深的忿恨。

　　中國文人有過輝煌的典范，輝煌的絕不遜色于其他文明故地的同行。中國文人的“原型”是孔子、老子、莊子；中國文人在精神品德上的高峰是屈原和司馬遷；中國文人在人格獨立上的“絕唱”是魏晉名士。

　　唐代以后，情況開始復雜。產生了空前絕后的大詩人李白、杜甫，但他們在人格獨立上都已不及他們的前輩。科舉制度開始，一千三百多年全國文人爭走的那條獨木橋，造成了中國文人一系列的集體負面人格。覬覦官場、敢于忍耐、奇妒狂嫉、虛詐矯情……即便在科舉的縫隙中出了一些出色的學者和藝術家，大多也自吟自享型的，很少真正承擔社會的精神責任。

　　近代以來，中華文明險遭顛覆，中國文人中有一部分站到了社會改革的第一線，卻又陷于爭斗、走向激進，大多失落了文化本位，很難再被稱作真正的文人。而其間的另一部分，則以文行惡，忙于整人，或胡言亂語，侮辱民智，留給人們的是最丑陋的記憶。

　　中國現代文人中最優秀的群落，往往也很難擺脫一個毛病，那就是把自己的大多數行為當作圈子內互為觀眾的表演，很少在乎圈子外的一切。這就把文化的制作過程和消耗過程合而為一了，相當于一個工廠把產品的營銷范圍全都鎖定在自己廠房的圍墻之內。那么，我們的社會為什么還需要這樣的工廠？中國文人對于同行的內心排拒力，肯定是世界第一。這一點，不能僅僅靠“妒嫉”二字就能解釋。

　　科舉制度一千三百多年的不懈訓練，使中國文人早就習慣于把別人當臺階，踩在腳下，好讓自己一步步爬上去。一千三百多年的習慣終于沉淀成本能，即便社會已經多元，他們也要在一條小道上爭個你死我活。一次小小的地震，把兩個蟋蟀罐摔落在地，破了。幾個蟋蟀驚惶失措地逃到草地上。

　　草地那么大，野草那么高，食物那么多，這該是多么自由的天地啊。但是，它們從小就是為了那批人“斗蟋蟀”才抓在罐子里；年年斗，月月斗，除了斗，它們已經不知道為什么爬行，為什么進食，為什么活著。

　　于是，逃脫的驚慌和喜悅很快就過去了，它們耐不住不再斗爭的生活，都在苦苦地互相尋找。聽到遠處有響聲，它們一陣興奮；聞到近處有氣味，它們屏息靜候；看到茅草在顫動，它們縮身備跳；發現地上有爪痕，它們步步追蹤……終于，它們先后都發現了同類，找到了對手，開辟了戰場。

　　像在蟋蟀罐里一樣，一次次爭斗都有勝敗。這方的勝者丟下氣息奄奄的敗者，去尋找另一方的勝者——沒有多少時日，逃出來的蟋蟀已全部壯烈犧牲，死而后已。

　　它們的生命，結束得比在蟋蟀罐里還早。因為那罐子既可以匯聚對手，又可以分隔對手，而在外面的自由天地里，不再有分隔。還有，那枚軟軟的長草，既可以逗引雙方斗志，也可以撥開殊死肉搏，而在這野外的茅草叢里，所有的長草都在看熱鬧。世上所有蹦跳撲斗的活潑生命，并不都是自由的象征。多數，還在無形中過著罐中日月、廝咬生平。

　　唉，中國文人。2005年是中國科舉制度結束的百年祭。這個制度給中國文人的強有力的塑形，會在多少年后消退？兩百年，還是三百年？

　　——可能還說得太短，因為人家整整塑形了一千多年。“恃弱、逞強交錯癥”，是很多中國文人的心理流行病。

　　如何“恃弱”？永遠把自己看成是需要被照顧和關愛的人員，不斷念叨自己是無權的平民、清貧的寒士。等到政治運動一來，宣稱自己是被壓迫的一員。政治運動過去之后，他們面對官員和企業家的目光，總是求訴的、期盼的，又是矜持的。

　　如何“逞強”？面對百姓大眾，他們總是面對“媚俗”；面對國際潮流，他們總是反對“媚洋”；面對歷史轉型，他們總是反對“媚時”。他們究竟要固守什么呢？誰也不知道，只知道他們始終俯瞰萬象，氣吞山河。

　　這兩種病癥的任何一種都已經是夠受的了，中國文人有本事把它們糅成一體，并在社會上廣泛普及，成了一種最不可思議的人格造型。捷克前總統哈維爾原來是一個作家，他曾這樣描述當年作家協會里的那些文人———

　　“在作家協會內當時有一種情況是我不能忍受的：幾乎每個人都在抱怨，都說創作比重要，老師筆記《余秋雨：“中國文人”是什么概念？》。他們顯出一副十分厭煩的樣子，不把任何事情放在眼里。但奇怪的是，他們又從來不肯退出，辭職回家。他們甚至都提心吊膽地渴望下次再次當選作家協會里的某個職務，因為這種職務直接影響到書的出版、獎的頒發和出國多寡。總之，可以借著職務獲得很多額外利益。但是，剛剛得到利益他又抱怨了，抱怨的聲音很響。”

　　在當代中國，文化教育發達，卻盡量不要做文人。這是因為，“中國文人”這個概念的投影太黑太深，年輕人缺少見識，很容易被它所誘惑、所俘虜。

　　一旦不幸成了文人，那就要謹慎了。努力學做一件實事，做的時候也不要打出“文人從商”、“文人做官”的牌號，而是讓自己取得一個成為社會正常謀生者的身份。千萬不可以文化知識噓人、騙人，更不可借文化的名義害人、整人。如果杜絕了做這些壞事的可能，那么，又要靜下心來想一想：我們究竟做過好事沒有？如果有，為什么那么低效，甚至無效？

　　清理友情

　　我平生所寫的最傷感的文章之一，是《霜冷長河》里的那篇《關于友情》。我本是興致勃勃拿起筆來的，誰知真正深入這個題目就發現，人間失敗的友情遠遠多于成功的友情。但是，大家都不想承認這一點，因此大半輩子都在防范著友情的破碎。結果，應該破碎的友情常常被捆扎、黏合著，而不該破碎的友情反而被捏碎了。而且，事實證明，由于種種心理迷誤，最珍貴的友情最容易被捏碎，構成人世間一系列無法彌補的精神悲劇。

　　我的這些觀點，有古今中外大量實例證明。每提一個實例，筆底總是憂傷綿綿。既然如此，人們為什么還要苦苦企盼友情呢？這牽涉到人的生命的本質究竟是建立于溝通還是建立于孤獨這個重要問題，誰也無法逃遁。

　　我認為，人之為人，還應該保持對友情的向往，并以終生的尋求來實踐這種向往。但是，這種尋求，其實是去除人們對友情的層層加添——實利性加添，計謀性加添，預期性加添，使友情回歸純凈的高貴。

　　能真正達到這個境界的，少而又少，連作為千古友情佳話的俞伯牙和鐘子期，李白和杜甫，細想起來也沒有完全達到。但是，我們還是要讓這個境界永遠漂浮在眼前，否則，人類就會在各自孤獨中一起枯萎。對于世間友情的悲劇性期待，我想借中學生楚楚的一段話來概括：“真想為你好好活著，但我，疲憊已極。在我生命終結前，你沒有抵達。只為最后看你一眼，我才飄落在這里。”

　　我不知道楚楚這里的“你”是否實有所指，我借用的“你”，實泛指友情。這片葉子，這片在期盼中活著，在期盼中疲憊，又在期盼中飄落的葉子，似乎什么也沒有等到。但是，天地間正因為有無數這樣的葉子，才美麗得驚心動魄。相比之下，它們期盼的對象，卻不重要了。正是這種呢喃，使滿山遍野未曾村落的葉子，知道自己是誰，該做什么。

　　再看下面的文字：

　　在海灘濕地的蘆葦蕩里，一只落伍的孤雁，悠閑地漫步，把腳印留在淤泥間，沒有露出絲毫慌張之色。從太祖父開始，就已經習慣集體飛翔。父親被一獵人打傷后落地，雁群盤旋一圈快速離去，沒再理會那干澀的哀號。

　　我，已經三次故意掉隊。

　　第一次掉隊后曾經慌亂，三分后悔，七分等待，等得第二天別的雁群把自己接納。

　　第二次掉隊后在草叢中休息了三天，聽到天上有雁群飛過，抬起頭來懷疑地一瞟，瞟了七次才把翅膀張開。

　　這是第三次掉隊。不再刻意休息，也不再抬起頭來。對于群飛的生活已完全失望，只想在土地上遇見一只掉隊的孤雁。也許就在那個土丘背后，也許還要等上十天半月，見面時步態矜持，慢慢走近，目不轉睛，輕叫兩聲，然后單翅一扇，算是交了朋友。

　　是否要訂交，是否要結義，是否要同宿同飛，還需要等待時間。都是最有主見的掉隊者，在這些方面不再輕率。

　　我不喜歡上面這種偽裝天真純凈、虛設理想狀態的抒情散文。它們的問題，主要不在文風膩人，而是內容害人。

　　很多學生年紀輕輕就產生了巨大的失落感，渾身憂郁，就是因為上了這種抒情散文的當，以為世間真有那么多五彩的肥皂泡，結果，所有的肥皂泡都破了。

　　因此，世間友情只是欣喜擦邊，只是偶然相逢，只是心意聚合，只是局部重疊，只是體諒相助，只是因緣互尊。這么說有點掃興，但與真實更加接近。如果較早地選擇告訴學生們，他們在友情問題上的巨大失落、諸般極端、種種變態，就有可能避免。

　　我看到，被最美的月光籠罩著的，總是荒蕪的山谷。

　　我看到，被最密集的“朋友”簇擁著的，總是友情的孤兒。我看到，最興奮的晚年相晤，總是不外于昔日敵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