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與《信客》解讀
希望世間能有更多的人珍視自己的每一步腳印，勤于記錄，樂于重溫，敢于自嘲，善于修正，讓人生的前前后后能夠互相灌溉，互相滋潤。——余秋雨
今秋少雨，初冬又始終被暖意覆蓋。在這乍寒還暖的季節，人們的心頭格外舒展。當我們拂去城市的浮躁，靜下心來進入談論狀態，顯然多了一份情趣。何況，談論的主題是令人愉快的余秋雨教授。
余秋雨，他的名字就已告訴我們，他生在秋雨時節。余秋雨的經歷也很簡單，只要讀過他的散文《鄉關何處》，就能一目了然。他生在浙江余姚──這個不太富有卻有著深厚文化傳統的城市。響亮的名字可依次喚出陽明、黃宗羲、嚴子陵、朱舜水等諸多大師。更為有趣的是，時至今日，也隨處可遇鄉鄰。在一次上海中文組教授評審會上，評委竟然大多是余姚人。余秋雨每次聽到夾雜著鄉音的同鄉，都會使他記起那個多雨多夢的地方。雖然家鄉已經成為一種抽象存在裝在他的記憶深處，但畢竟是給了他生命，給了他最初的靈感的地方。作為余姚人，他感到自豪。
他12歲離開家鄉來到上海求學。投入都市，投入了無限。茫茫人海，蕓蕓眾生，吞吐著日出日落的自然轉換。在上海晉元中學讀書，他的學業名列前茅。在今年該校90周年校慶時，他與丁關根、翁史烈等人一起列入該校的英才榜。在他完全有可能考入任何一所名牌大學時，他偏偏選中了上海戲劇學院戲劇文學系，并以成績優秀留校執教。談起往事，余教授依然天真，說是跟著感覺走。當時只覺得戲劇學院似乎蒙著一層神秘的面紗，撩開面紗的簡單沖動，竟成了他一生的選擇。
說起余秋雨，不得不談一個有趣的生活現象。在他成年后至今，他搬了四次家。每一次搬家，都引發一次生活狀態的調整和學術結構的轉移。他在每一個居所，都完成了兩部著作。早先住在上海虹口，在簡陋的環境中，他撰寫了《戲劇理論史稿》，這部65萬字的史論著作，使他第一次完整地貼近了無數的思想家和藝術大師。透過學問，逼近了大師們的生命，使他有了第一次心靈的震撼。這部書稿不但奠定了他在學術界的地位，更影響了他今后的人生走向。爾后，他從虹口搬到了靜安寺，朝北的房間缺少陽光。每到冬夜，他把雙腳裹在草堀里，堅持寫作。在這里，他寫下了《中國文化史述》和《藝術創造工程》。這兩部書稿標志著他從戲劇理論研究開始向人類文化學研究的轉移。到80年代中期，他第三次搬家至上海西南方向的龍華，由于他的名篇《家住龍華》寫得情感備至，龍華已被他的筆賦予了特殊的意義。在這個特殊的環境里，他完成了《文化苦旅》和《山居筆記》的創作。《文化苦旅》和《山居筆記》顯然成了他人生和文化到達新的境界的坐標。在他第四次搬家伊始，也是他散文創作擱筆之時。經過一段時間的休息和調整之后，說不準他又會在哪個領域以新的形式重新出現。他說聽從感覺。我相信他的感覺。
二
寫人，其實是很難的，尤其是一個很豐富、很熟悉的人。《文化苦旅》風靡海內外，余秋雨現象成了一個很大的公眾話題。從讀書到讀人，合乎邏輯地成為人們正常的文化行為。為此，隨之而來的是許多朋友的約稿請求，而我一直難于落筆，困惑也在于此。
作為《文化苦旅》最早的讀者和責任編輯，我和余秋雨教授成了好朋友。無疑，書是溝通我們友誼的橋梁，但更重要的是我們之間真誠的交往，讓我感受到在《文化苦旅》之外有一個生命的存在。在當今物質豐盈、生活富足的土地上，原來還有精神的向往。
余秋雨毫不諱言，創作除了堅持思想的意義之外，還必須追求轟動。如果思想不賦予其最好的表達形式，思想仍舊只是空中樓閣，難以作用于社會、人生，歷史價值更無從談起。思想和形式的完美結合，是造成轟動的前提。
歷史證明，每一次社會文化的轉型都將伴隨著一些具有宏觀意義的實驗行為。社會大眾往往是通過顯而易見而又震撼人心的文化實績來接受文化本身的。歐洲文藝復興的大師們，把深邃、熱烈的思想激情通過一系列讓人眼睛一亮的藝術活動來體現。而我國五四時期，魯迅寫小說，胡適寫新詩，還有《新青年》、白話文實驗等等，這些具體的文化行為，其中就包涵著重大的思辨意義。
我們可以把《文化苦旅》看作是一次特殊的文化實驗。而這種帶有對自我整體超越的實驗，形成了余秋雨散文的文化特質。他認為，重復就是平庸。寧可放棄，也不平庸，這是他做人為文的原則。他的嚴謹而又認真的創作態度，恰好與現代人追求生活的質量是以靈魂的充實作為前提的基點相交。他的散文能引起轟動，再一次證明了人們內心的文化自覺和對文化所留有的尊敬依然如故。臺灣著名學者余光中先生認為，余秋雨“把知性融入感性，舉重若輕，衣袂飄然走過了他的《文化苦旅》”，這評價，深得其真髓。正是他把理性的思考和感性的生命體驗融合，創造出的篇章，才是真正打動人心的奧秘所在。而理性和感性相融洽的語言之舟，負載著思想的重量，把現代散文推向了一流。
我們以文化的名義相聚，又攜著人生的意義相交在這落葉紛紛的深秋，因為，我們都懷著一顆火熱的心，我們都對文化依然鐘情。但愿我們這次偶然的相逢能給人生創造一點快樂，給歷史留下一個回憶。
人教版語文八年級上冊第二單元《信客》導讀
社會有某種需要，就有某種職業。作者故鄉浙江余姚，離上海比較近，20世紀初就有不少人去上海謀生，當時郵政業務尚未普及到鄉村，城鄉之間通訊需要專人擔當，于是有了信客這種特殊職業。“這鄉間不能沒有信客”，老信客自感“名譽糟蹋了”，干不下去了，找到年輕人，年輕人最終不好回絕，當了第二代信客。
信客終年跋涉，非常勞苦。到了一地，又非常繁忙，既要散發信、物，又要接收下次帶出的信、物。還有額外工作，要經常代讀、代寫書信。有時還要充當代理人，某個謀生者死了，得盡同鄉情誼，匆匆趕去，代表家屬料理后事，收拾遺物。回到鄉間，又要通報噩耗，幫著安慰張羅，交送遺物，匯報處置后事的情況。“信客”挑著一副生死禍福的重擔，來回奔忙。四鄉的外出謀生者，都把自己的血汗和眼淚，堆在信客身上。
信客收入微薄，生活貧窮。老信客干了一輩子，家里破爛灰暗，值錢的東西一無所有。沿途投宿，揀便宜的小旅館住，吃飯盡找那種“可以光買米飯不買菜”的小店。終年奔波，胃病和風濕病成了職業病。
信客最痛苦的是蒙受懷疑、欺凌、憎恨。老信客僅僅裁下窄窄的一條紅綢，被人糟蹋了一生名譽，再也做不起人。信客通報噩耗，有的農婦竟把他當作死神冤鬼，大聲呵斥。送交遺物，還被人懷疑貪占。那個發了財拈花惹草的同鄉竟誣稱信客為小偷，扭送巡捕房。信客這條路布滿兇險，叫人撐持不了。
但是，社會總體總是有良心的，奉獻者終究會贏得敬愛和懷念。信客終于不再堅持下去了，人們想起他的好處，常送去關懷和溫暖，就是那位發財的同鄉后來也向他道歉，并請他接受代辦本鄉郵政的事務。人們推舉信客當老師，信客工作出色，還當了小學校長。他死時，人們紛紛趕來吊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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