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的主要作品

　　余秋雨是當代著名散文家、文化學者、藝術理論家、文化史學家、電視名人、節目特邀主持人。專業從事散文、藝術理論的寫作。

　　余秋雨作品之《文化苦旅》

　　《文化苦旅》是余秋雨教授80年代在海內外講學和考察途中寫下的作品 ，是余秋雨通過對國內外的文化進行考察和思考，結合自己的人生體驗和對社會、歷史，文化的深刻認識而撰寫的系列散文集。這是他的第一部文化散文集，也是他的代表作。

　　此書透過中國大陸的自然景物，寫這一代中國人心靈中的糾結，是一本有關中國美學的書，深入淺出，用干凈漂亮的白話文字，來描述中國深沉的文化，以及抒發自我的情感。在《文化苦旅》中，作者游歷中國各地，追尋古人足跡，體會著中華文化生生不息的歷程，這些文章，是游記，也是中國文化史。

　　此書中有提到的景點有很多，每一個景點都帶給余秋雨不同的感觸和震撼。觸碰到中國幾千年的文化，見證自己國家一路走來深刻的歷史痕跡。其中主要包括兩部分，一部分是歷史、文化散文，散點論述，探尋文化;另一部分是回憶散文。

　　余秋雨作品之《山居筆記》

　　《山居筆記》是余秋雨在1992年至1994年間創作成的，共11篇文章。寫作期間，作者辭去了學院的職務，不再上班;同時將寫作與考察聯在一起，很多寫到的地方一去再去。

　　在作者的總體計劃上，這本《山居筆記》是他以直接感悟方式探訪中華文明的第二階段記述。第一階段的記述是《文化苦旅》，在那本書中，他背負著生命的困惑，去尋找一個個文化遺跡和文化現場，然后把自己的驚訝和感動告訴讀者。但是等到走完寫完，發覺還有不少超越具體遺跡的整體性難題需要繼續探訪。作者將這些問題歸為：對于政治功業和文化情結的互相覬覦和生死與共;對于文化靈魂的流放、毀滅和復蘇;對于商業文明與中華文化的狹路相逢和擦肩而過;對于千年科舉留給社會歷史的功績和留給群體人格的禍害;對于稀有人格在中華文化中斷絕的必然和祭奠的必要;對于君子和小人這條重要界線的無處不在和難于劃分。隨后，余秋雨便創作了這本《山居筆記》。

　　余秋雨作品之《霜冷長河》

　　《霜冷長河》是余秋雨的一部散文集，也是余秋雨在文學創作上的一次轉變。從《文化苦旅》到《山居筆記》再到《霜冷長河》，余秋雨從歷史的大話題轉向了歷史的小話題，在《霜冷長河》中歷史已不再是文章的主體。在經歷種種嘗試之后，探討生命成為了文章的主題。

　　余秋雨作品之《千年一嘆》

　　《千年一嘆》是余秋雨先生的力作，與以往不同的是，這是一本日記。在千年之交的時候，余秋雨先生隨香港鳳凰衛視"千禧之旅"越野車隊跋涉四萬公里，這本書完全記錄了四萬公里行程中的經歷。在書中作者以感傷、厚重而平實，卻不失優美的語言，記錄了伊斯蘭文明、兩河文明、阿拉伯文明、印度文明、古埃及文明、希伯來文明等文明的衰落，并探討了衰落的根本原因，在對比中又逐漸找到了中華文明之所以延續的原因。另有作品名、和作家筆名千年一嘆。

　　余秋雨作品之《晨雨初聽》

　　這是出版社為青年學生編選的一本書，一群年輕人與一個中年人在這里初次見面，還會一起逗留一段時間。沒準還能成為長久的朋友。青年學生讀點文學，學點寫作，主要不是為了今后當作家。當文學被看成是一種非職業性的人生素養，當寫作被看成是一種跨專業的社會性訓練，它們反而會真正重要起來。也只有這樣，才能使優秀的專業作家擁有一個更廣闊的接受平臺。

　　余秋雨作品之《尋覓中華》

　　這本《尋覓中華》，系統地表述了作者從災難時期開始一步步尋覓出來的中華文化史。任何一部真正的歷史，起點總是一堆又一堆的資料，終點則是一代又一代的感悟。這是一個人心中的中華文化史，作者鍛鑄了它，它也鍛鑄作者。書里邊的文章，除了一篇之外，都沒有在以前出版的書里出現過。

　　余秋雨作品之《摩挲大地》

　　《摩挲大地》是作者精選《文化苦旅》和《山居筆記》中一些著名的篇章，如《道士塔》、《莫高窟》、《都江堰》、《白發蘇州》、《黃州突圍》、《山莊里的背影》、《寧古塔》、《十萬進士》、《抱愧山西》、《風雨天一閣》等，精心加以修訂，其中一部分甚至是改寫或重寫，較之此前出版物，本書文字更為精準。同時，末幾篇是有關邊遠地區少數民族生態的文章，如《傘下的侗寨》、《蚩尤的后代》、《我本是樹》、《追回天籟》等，都是首次正式發表。此書堪為一代文章大家的藏山之作。

　　作者簡介

　　余秋雨，浙江余姚人，當代著名散文家，文化學者，藝術理論家，文化史學家。著有《文化苦旅》《何謂文化》《中國文脈》《山河之書》《霜冷長河》等。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他被推舉為當時中國內地最年輕的高校校長，并出任上海市中文專業教授評審組組長，兼藝術專業教授評審組組長。

　　二十多年前，他毅然辭去一切行政職務和高位任命，孤身一人尋訪中華文明被埋沒的重要遺址，之后又冒著生命危險貼地穿越數萬公里考察了巴比倫文明、埃及文明、克里特文明、希伯萊文明、阿拉伯文明、印度文明、波斯文明等一系列最重要的文化遺跡。作為迄今全球唯一完成全部現場文化探索的人文學者，他對當代世界文明作出了全新思考和緊迫提醒，在海內外引起廣泛關注。

　　余秋雨的書籍長期位居全球華文書排行榜前列，僅中國臺灣一地，就囊括了白金作家獎、桂冠文學家獎、讀書人最佳書獎、金石堂最有影響力書獎等一系列重大獎項。

　　余秋雨文化苦旅的錯誤

　　一 、余秋雨文化苦旅的錯誤

　　“即便是在鉆研中國古代線裝本的時候，耳邊也會響起一批大詩人、大學者放達的腳步聲，蘇東坡曾把這種放達稱之為“老夫聊發少年狂”。你看他右手牽獵狗，左手托蒼鷹，一任歡快的馬蹄縱情奔馳。其實細說起來，他自稱“老夫”那年才三十七歲，因此他是同時在享受著老年、中年和少年，把日子過得顛顛倒倒又有滋有味。”

　　這一段中有兩個錯誤，第一個非常明顯——“右手牽獵狗，左手托蒼鷹”，原句是“左牽黃，右擎蒼”，左右顛倒了。

　　第二，此時蘇軾是37歲嗎？不，應該是40歲。

　　據孔凡禮《蘇軾年譜》卷十四說：

　　熙寧八年（一○七五年）乙卯，〔蘇軾〕四十歲。

　　在這一年八月的譜文中，孔凡禮先生寫道：

　　祭常山（在密州城南。蘇軾時任密州知州）回，小獵……賦詩，并賦《江城子》。

　　又注文說：

　　詞見《東坡樂府》卷下，末云：

　　“持節云中，何日遣馮唐？會挽雕弓如滿月，西北望，射天狼。”……

　　《文化苦旅·道士塔》

　　三、余秋雨文化苦旅的錯誤

　　“1900年5月26日清晨，王道士依然早起，辛辛苦苦地清除著一個洞窟中的積沙。…”

　　根據姜亮夫先生《莫高窟年表》一書所收《王道士薦疏》的記述，王圓箓在這篇上報天恩佛祖的疏文中，具體陳述了自己發現藏經洞的確切時間，是在光緒“貳拾陸年伍月貳拾陸日清晨”。當時的中國處在清朝末年，還沒有使用公歷，這里所寫的年月日，毫無疑問是用的舊歷，如果要用公歷來表示，按照歷表的推算，應當是1900年6月22日。

　　四、余秋雨文化苦旅的錯誤

　　“不久甘肅學臺葉熾昌也知道了，他是金石學家，懂得洞窟的價值，建議藩臺把這些文物運到省城保管。”

　　葉昌熾（1849—1917），字蘭裳，又字鞠裳、鞠常，自署歇后翁，晚號緣督廬主人。原籍是浙江紹興，后來入籍江蘇長洲（今蘇州市）。晚清金石學家、文獻學家、收藏家。

　　這里的名字明顯有誤。

　　《文化苦旅·莫高窟》

　　五、余秋雨文化苦旅的錯誤

　　“莫高窟對面，是三危山。《山海經》記，“舜逐三苗于三危。”…”

　　在任何版本的《山海經》中，都沒有這句話，類似的句子最早出于《尚書·舜典》（或作《堯典》），后也載于《孟子·萬章上》、《大戴禮記·五帝德》和《史記·五帝本紀》等典籍。六、

　　“公元366年，一個和尚來到這里。他叫樂樽，戒行清虛，執心恬靜，手持一支錫杖，云游四野。…”

　　“反正當時的樂樽和尚，剎那間激動萬分…”

　　“不久，樂樽和尚的第一個石窟就開工了…”

　　在敦煌文獻中的李懷讓《武周圣歷元年（698）修莫高窟佛龕碑》和上海辭書出版社的《敦煌學大辭典》，這位和尚的法名均作“樂僔”。而自古以來的和尚，沒有以酒樽的“樽”字作為法名的。

　　《文化苦旅·柳侯祠》

　　七、余秋雨文化苦旅的錯誤

　　“客寓柳州…柳宗元跨過千年飄然孑立，青衫灰黯，神色孤傷。第二天一早，我便向祠中走去。

　　擋眼有石塑一尊，近似昨夜見到神貌。石塑底座鐫《荔子碑》《劍銘碑》，皆先生手跡。”

　　荔子碑碑文頌柳宗元，文辭來自韓愈，筆書來自蘇軾，故又稱“三絕碑”不可能是柳宗元“手跡”。

　　八、余秋雨文化苦旅的錯誤

　　“當然會經過汨羅江，屈原的形貌立即與自己交疊起來。他隨口吟道：

　　南來不做楚臣悲，重入修門自有期。

　　…… 《汨羅遇鳳》”

　　“做”當為“作”字之誤。文言文只用“不作”而無“不做”的說法。“不做”只見于白話文。

　　《文化苦旅·都江堰》

　　九、余秋雨文化苦旅的錯誤

　　“四川有幸，中國有幸，公元前251年出現過一項毫不惹人注目的任命：孿冰任守。”

　　據《華陽國志校補圖注》：

　　秦滅周移九鼎，在昭襄王五十二年（前二五五）。又四年，王卒，孝文王即位。《秦本紀》謂其：“十月己亥（四日）即位，三日，辛丑（六日）卒。”秦以十月為歲首，故史表有孝文王一年。然據《史記》、《索隱》孝文王即位時已五十三歲。則昭襄王晚年，孝文王實際已主秦政。以此推之，冰為蜀守在公元前二五六——〔前〕二五○年間。

　　故而妄斷為公元前251年，是輕率的。

　　《文化苦旅·洞庭一角》

　　十、余秋雨文化苦旅的錯誤

　　“1046年，范仲淹倡導變革被貶……寫出了那篇著名的《岳陽樓記》。”

　　據年譜記載，“慶歷新政”是在宋仁宗慶歷三年（1043）九月開始的。慶歷五年（1045）正月，范仲淹罷去參知政事（副宰相）之職，以資政殿學士出知邠州，兼陜西四路緣邊安撫使，這是他被貶的開始。同年十一月，又被解除四路帥任，以給事中改知鄧州。次年（慶歷六年）九月十五日，才在鄧州應滕子京之請寫了《岳陽樓記》。

　　注：關于范仲淹是否登樓的問題，首先，范仲淹肯定不是在岳陽樓上寫出《岳陽樓記》的，這是公認的。然而《洞庭一角》中也未曾明白地否認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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