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棄疾詞中大鵬的形象

　　辛棄疾對于《莊子·逍遙游》中的“大鵬”意蘊顯得尤為喜好。下文試圖以辛棄疾詞篇創作的時間先后順序為線索，探討其對于莊子筆下“大鵬”意蘊的繼承與闡發。

　　一

　　辛棄疾不僅以其壯聲英慨震動當時，而且也以其杰出的藝術成就別樹一幟，流緒揚波于千秋詞林。其詞風滿腔豪情，以如椽健筆，撫時感事，發風雷之音，抒磊落之懷，與當時很多南宋詞人“為云癡月倦之詞”更是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辛棄疾在深入到具體創作時，為了能夠在有限的空間舒展出無限的意象，更是使用了豐富的典故，使其詞作在思想內容和藝術成就上都更上一階。辛棄疾博學多聞，用典信手拈來,觸處生春，經史子集無所不涉。他常在詞作中托古諷今，借助歷史人物與事件表現自己的苦悶和悲憤。他以文為詞，常借典故發表議論，融典議為一體。他用典做到了形式多樣，花樣翻新，使人目不暇接，在現存的六百余首稼軒詞中，幾乎篇篇用典。

　　又據方勇先生《莊子學史》一書考證，在歷代詞家之中，創作中運用《莊子》典故當屬而其中又以典出《逍遙辛棄疾最為廣泛[1]，游》《齊物論》《秋水》三篇居多。以鄧廣銘[2]《稼軒詞編年箋注》為底本，筆者發現辛棄疾所用《逍遙游》中的典故比較集中地體現在了大鵬這一形象之上。誠然，從單純的莊子學角度看，辛棄疾所用《莊子》典故這一特色出現得并不突兀，因為在北宋時諸如呂惠卿、王雱、陳景元、李士表等已撰有專門的莊子學著作，而王安石和蘇門文人集團又屢屢化用莊子典故，用來表達政見，發抒情感。但在詞作方面，能夠大量讓《莊子》典故中的形象為己所用的還當屬辛棄疾，而其中他最喜歡化用的則是莊子所塑造的大鵬形象。

　　根據《稼軒詞編年箋注》一書中詞作創作年代的排列可以發現，辛棄疾詞中大鵬形象及其相關內容大都出現在了其處江淮兩湖、帶湖以及瓢泉之時。而這一特點的原因我們從詞人的生活年譜中就可以一覓端倪。江淮兩湖時的作品起于宋孝宗乾道三年(1167年)迄于宋孝宗淳熙八年(1181年)。在這十四年間，詞人經歷了多次由期望變為失望的過程，可謂是人生閱歷最為豐富的十幾年。這一時期內，辛棄疾筆下的“大鵬”呈現出一種怎樣的形態呢?據《稼軒詞編年箋注》，在詞人所有現存可考編年詞作中，首次用到大鵬形象的作品是《滿江紅》，其中直接化用的便是“鵬翼垂空，笑人世、蒼然無物。又還向、九重深處，玉階山立”一句[3]，在這里，辛棄疾并沒有把大鵬形象整體搬入詞篇，只是取其“翼”一點。“鵬翼”即有垂天之大，更何況鵬之大呢!作者以此來比喻自己的雄心壯志，表明其宏偉之志向可與天爭高。而緊隨其后的“笑人世，蒼然無物”的詞句，更是進一步借大鵬看待人類及萬物的態度，表達了作者對自己不世之才的充分自信。辛棄疾認為，自己是一個可以扭轉當時中原被金人所占，而中土正宗的宋朝廷又偏安南方現況的國家棟梁。我們可以有這樣的理解是因為據辛棄疾自己的記錄，這一篇《滿江紅》是其在“建康史帥致道席上賦”。又《乾隆揚州志》卷二十八《人物門》載錄：“史正志，字志道，紹興二十一年進士。丞相陳康伯薦于朝，除樞密院編修……高宗視師江上，車駕駐于建康，言三國六朝形勢與今日不同，要當無事則都錢塘，有事則幸建康。詔下議，從之。”由此我們不難看出，這篇詞當是辛棄疾剛剛“奉表南歸”之時所作，而此時的辛棄疾也不過二十有三，正是風華

　　正茂之年，大有施展宏圖之志。詞人不僅以鵬喻己志，更是在后文清楚地以“他年要補天西北。且歸來、談笑護長江，波澄碧”的豪言壯語來說明自己為南宋朝廷反攻中原收復失地的軍事決心。

　　辛棄疾之所以表露出這種情感是有一定客觀原因的，因為詞人初入仕途，并沒有充分認識到仕途的險惡之處，一心只想著在南宋朝廷這個平臺上一展自己的宏圖大志，使中原得以光復。然而，正當辛棄疾“奉表南歸”期間，北方起義軍發生了叛亂，起義軍首領耿京被殺。辛棄疾不顧危險，毅然以少量輕騎勇闖金營，將叛徒張安國擒獲并送至臨安斬首。雖然這段馳騁疆場的戰但我們卻可以看到辛棄斗生活是短暫的，

　　疾身上那種機智、勇敢、魄力和不平凡的軍事才能。而這些特質正是他日后成為南宋杰出政治家的必要條件。并于宋孝宗隆興元年(1163年)，主戰派張浚對金發動軍事攻勢而又慘敗于苻離之后，辛棄疾不顧當時在朝廷中占據上風的主和派勢力如何強大和自身官職的如何低微，就宋金兩方的和與戰的前景做了具體分析后寫成了《美芹十論》，于乾道一年(1165年)年奏呈給孝宗皇帝。在《美芹十論》中，詞人不僅對當時敵我形勢進行深入分析，提出周密詳盡的恢復大計和詳細的戰略戰術，還表明了自己“出淤泥而不染”的家世傳統：其父“每退食,輒引臣輩登高望遠,指畫山河,思投釁而起,以紓君父所不共戴天之憤”(《美芹十論》)。

　　但愿望與現實之間的鴻溝總是橫隔在辛棄疾面前，其不受朝廷重用的境地直至乾道五年(1170年)后也沒能得到改變，雖然其時曾敗金軍于采石的虞允文做了南宋宰相而辛棄疾又再獻《九議》。誠然，這背后的真正原因也許就在于詞人是一個北方淪陷之地的人民起義軍出身的領導人，而非南宋朝廷正統;但作為一個剛滿三十歲而又以“以氣節自負，以功業自許”的英雄豪杰是肯定不會屈于現實的。因此在作于淳熙元年(1174年)的《太引長》中，詞人雖然沒有直接用大鵬的形象，但“乘風好去，長空萬里直下看山河”的這種眼界也就只有大鵬本體具備了。因此在這里詩人將自己想象成了大鵬，隱晦地表達了仍舊壯心未已的情懷。同時在詞人的《八聲甘州》一篇中，“且畫堂、通宵一醉，待從今、更數八千秋”。一句雖然沒有用到大鵬形象，但同樣典出《逍遙游》的“更數八千秋”也可以理解為，詞人希望自己這只大鵬不但有宏遠的抱負，更希望能有施展自己才能的空間與時間，不要在晚年空憶當年英勇。可即使他的才干謀略已經有所表現，并且也被公認為英雄豪杰人物，但詞人在投歸南宋后的前十幾年里始終只做了些職位卑微的小官吏，并無大的用武之地。當一個擁有雄心壯志的人經歷了多次打壓以后，難免會流露出一絲的失望與猶豫。于是這種情感在作于淳熙八年(1181年)秋的《沁園春》中已經有所流露，雖然在此篇中詞人仍舊以“鵬翼”來化用經典，但重點已經在其后的“徘徊”之上了。此時的辛棄疾已經進入了不惑之年，對于一位心存遠志的人來說，不惑之年應該已經是事業初具規模之時。然而，在辛棄疾從“表南歸”到現在的十四年之中，雖然也創立過飛虎軍，在平叛過茶商軍后更曾任江西提點刑獄并節制諸軍;但總體來說所任都不過是簽判、通判或轉運使這樣

　　一些有名無實的官職。在這樣的官場地位上，縱使辛棄疾有再大的濟世之才也枉然。因此，這種情感便直接流露在詞中的“徘徊”二字之上。通讀此篇，我們最直觀的感受便是詞人的那種無奈之情，“大鵬”雖大，但卻在似水流年中迷失了自我方向。

　　通過上述材料，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雖然在這一階段的末期，詞人筆下的“大鵬”形象變得有些“徘徊不定”，但從總體上來看，這一時期其筆下的“大鵬”還是比較積極向上的，詞人通過大鵬來描述自己志存高遠的同時也抒發了自己的愛國情懷。

　　但怎奈當時的南宋朝廷上下一心偏安，不思光復失地。以至于辛棄疾每每有強烈的報國之心時，都由于各種原因未能得以實現。也因此導致了辛棄疾在此后的數十年中一直未得朝廷的重用。在此期間，詞人也免不了發發牢騷，例如在作于淳熙十三年(1186年)的《水龍吟》一片中，辛棄疾筆下又是“掛冠”又是“休矣”，還感嘆“功名良苦”;這儼然是一幅看破塵世，意欲歸隱的畫面。而“誰識稼軒心事”“更想隆中，臥龍千尺”這幾句更是寫出了詞人苦悶于無人知曉自己抱負，同時也希望自己能像當年諸葛亮一樣得到賢主的賞識之情。在此，我們不能不為辛棄疾這樣一位具有管仲樂毅之才的政治家的凄慘情景而感到惋惜，同時也就不難體會到詞人在這個人生階段中的內心矛盾與苦悶。

　　二

　　宋光宗紹熙三年(1192年)，在經過了漫長等待之后，辛棄疾終于在重新得到了朝廷的提用。在至宋光宗紹熙五年(公元1194)的這不滿三年的時間里，辛棄疾出任了福建路的提刑和安撫使。這短短的三年光陰，是詞人渴望已久的能夠有所作為的時間。但大概因詞人此時專心于政治，所以留下的詞作不多，涉及到莊子的更是寥寥無幾。可是還沒等到皇帝對于自己政績做評價，詞人就再一次地被罷免為民了。對于一個已經到了知命之年的人來說，這無疑是又一次沉重的打擊。于是在此以后的八年里，詞人在瓢泉一帶隱居了起來。與之同時，人生的徹底失望也使他更多地關心起了莊子的道家思想。因此，這是辛棄疾詞中用到《莊子》一書中寓言的數量最多也是內容最為豐富的一段時期。據筆者不完全統計，在這一時期的作品里，用到《莊子》中的典故至少達五十七處，對內篇、外篇以及雜篇皆有涉獵。就連詞人自己都在詞作中說到“案上數編書，非莊即老”(《感皇恩》)。這樣大量的使用莊子典故，從一個側面也說明了詞人思想的轉變。那么在這樣的情況下，詞人筆下的大鵬形象有無發生根本性的變化呢?

　　詞人在《賀新郎》一篇中的“俯人間、塵埃野馬”一句仍舊是以大鵬的眼光來描寫的，但是后面的“孤撐高攫”已然有了些高處不勝寒的感覺了;且“拄杖危亭扶未到、已覺云生兩腳”也說明詞人此時已經年歲漸大。這時的辛棄疾也許第一次有了真正的歸隱之意，他不想再像以前一樣，以歸隱的方式來向無情的現實示威了;因為他深知社會不會給予他絲毫的回應。而在其后的《哨遍》一篇中，詞人不僅在前面用到了《秋水》一篇里的典故來說明有形的東

　　西總是長久不了，更是在后面將“子非魚，安知魚之樂”的道理進行了引申。辛棄疾認為，也許大鵬變化后飛向南海只是一次游戲罷了，并沒有常人所想的有奮發之意。詞人用一種近似散文論理的形式來向世人表達了其消極厭世的悲觀情緒。這時的詞人不僅失望于社會，更是對自己的人生價值產生了懷疑。他認為與其像前半生那種積極奮進的心態到最后也無疾而終，還不如游戲一生罷了。除了以上這種詞人自己戲謔自己的話語外，辛棄疾還是有過很正式表達自己看透一切塵世的詞作的，就像他在《賀新郎》中所寫到的“慨逍遙、我去意濃久”一樣。詞人的去意不僅僅表現在了其對《莊子》典故的大量應用，其還頗為羨慕兩晉名士陶淵明。在不少的詩篇里，詞人或用“東籬”或用“南山”這樣字眼來表達自己對陶潛能夠及早抽身于亂世的決心的由衷向往。

　　既然辛棄疾晚年的思想已經有了很大的改變，并且對《莊子》一書也是更加喜愛，那么他就不可能不去探究一下《莊子》行文的哲學本意了。這一點在其對《逍遙游》一篇中的“小大之辯”的問題討論上顯現得尤為明顯。詞人在這個時期較早的一篇《水調歌頭》中寫到：“萬事幾時足，日月自西東。無窮宇宙，人是一粟太倉中。一葛一裘經歲，一瓶一缽終日，老子舊家風。更著一杯酒，夢見大槐宮。記當年，嚇腐鼠，嘆冥鴻。衣冠神武門外，驚倒幾兒童。休說須彌芥子。看取鯤鵬斥鷃，小大若為同?君欲論齊物，須訪一枝翁。”

　　與其說這是一篇詞，倒不如說它是一篇具有詞的格式的散文。整篇詞是自己的親身經歷以及對世界的認識觀所組成。詞人不僅看到了人的局限性和渺小，還對“大鵬”與“鷃”這兩個在形體上截然相反的動物所具備的價值產生了懷疑。詞人用一句帶有反問語氣的“小大若為同”來說明了自己和以往不同的價值觀。詞人終于明白，一個事物價值的大小并不在于它所具有的外在。也就是說，詞人意識到自己的人生價值不一定要達到某種社會地位后才能得到體現，而自己的前半生正是陷入了這樣一個為事業而謀名位的泥潭。而在創作時間較晚的《哨遍》中，詞人更是用“嗟小大相形，鳩鵬自樂，之二蟲又何知”的道理來說明不要在意別人對自己的評判，只要踏踏實實問心無愧便可以了。也正是在這樣的價值觀念下，詞人在逝世前最后四年不到被起用的時間里，雖然平生大計仍然未能實現，卻已沒有像早年那般心懷懊喪之情了。最終辛棄疾這只“大鵬”安然地離開了這個曾經困擾他許久的人世，飛向了他夢想中的蓬萊。

　　三

　　綜上所論，雖然辛棄疾對于莊學的發展來說并沒有起到很大的作用，也沒有留下一本莊學專著，但是通過詞人對《莊子》一書中諸多典故的引用以及自身對《莊子》意義理解的改變，我們還是能夠看到他在莊子上對后人產生的積極影響。不過，這一大鵬意蘊的指向明顯有承襲前代文學創作中對大鵬的意義表面化，即只賦予其雄偉的表面性而忽略了莊子認為其不免“有所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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