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頭兒汪曾祺》節選

　　汪曾祺其人其事

　　這世間，可愛的老頭兒很多，但可愛成汪曾祺這樣的，卻不常見。

　　生活家汪曾祺

　　他慣于“貪得無厭”，有很多愛好。貪吃，貪喝，貪看，貪玩兒，貪戀人世間。

　　他好酒異常，喝起酒來，從不會一口一口抿或者呷，而是痛飲酒，一喝一大口。

　　他還好吃，從他諸多談吃的文字來看，他簡直是吃盡四方的人。從家鄉高郵的鴨蛋到北京的豆汁兒，到湖南的臘肉，包括咸菜，醬菜，野菜，他都要追究，琢磨一番。而且時常要發出毫不保留的贊嘆：我一輩子沒有吃過昆明那樣好的牛肉。

　　暮年因為疾病纏身，醫生給立了很多規矩，酒是要戒的，油炸食品也不行，硬東西更要注意。——這可怎么活?他蹙眉，發愁，就偏不沮喪。他不是個容易沮喪的人。他的愁總會有轉折——“幸好有天下第一的豆腐，我還能鼓搗出來一桌豆腐席來的，不怕!”他這樣給自己打氣。

　　1997年5月16日，離世當天，他想喝口茶水，醫生不讓，他就“撒嬌”：皇恩浩蕩，賞我一口喝吧。醫生勉強同意沾沾嘴唇后，他對小女兒說“給我來一杯，碧綠!透亮!的龍井!但龍井尚未端來，他就已離世。

　　對于草木，他也皆有情意。還是少年時，他就有心發現家里的園子里什么花最先開，祖母佛堂里那個銅瓶里的花也是常常由他來換新，換花后的畫面也是他眼里的景兒：父親一醒來，一股香氣透進帳子，知道桂花開了，他常是坐起來，抽支煙，看著花，很深遠地想著什么。

　　他對那些草木如數家珍，有著特別的“占有欲”：“那棵龍爪槐是我一個人的。我熟悉它的一切好處，知道哪個枝子適合哪種姿勢。”

　　他貪玩兒，年輕時愛唱戲，吹笛子，后來放棄是因為——“牙齒陸續掉光，撒風漏氣。”然后還寫寫字，畫畫畫，做做菜。

　　他愛逛菜市場，覺得買菜也是創作，想買冬筍，未果，卻碰上荷蘭豆，就要“改戲”。

　　他有一種“無可救藥”的天真，容易對瑣碎的，稚氣的事情發生熱情。

　　1987年9月到12月，老頭子到美國愛荷華參加“國際寫作計劃”，陸續給老伴兒發回一些家書。明明是第一次，到美國，他的信里卻無關繁華，他在意的是“愛荷華河里有很多野鴨子，都不怕人。”“美國的豬肉、雞都便宜，但不香，蔬菜肥而味寡，大白菜煮不爛……”參觀林肯墓，他的發現是“林肯的鼻子是可以摸的”，去海明威農場，老人家的發現是海夫人非常胖。“我抱了一下，胖得像一座山!”

　　而對于大事，他又神經大條，在《隨遇而安》中回憶自己當右派的經歷時，他居然如此起筆：我當了一回右派，真是三生有幸。要不然，我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

　　文體家汪曾祺

　　關于汪曾祺的文字，都知道是“別一家”的。他也自己逗趣，稱自己是文體家。曾有評論家說：汪曾祺的語言很怪，拆開來沒什么，放在一起，就有點味道。他的句子大都短峭、平實、樸拙，文字直白沖淡，像在水里洗過一樣，干凈。

　　曾有文章描述一種豆瓣醬，“清淡，而且還是那種汪曾祺級別的。”其中的妙處對于熟知汪曾祺的人來說，是非常傳神的。

　　汪曾祺師承沈從文，習得最要緊的是“要貼到人物寫”和對話不能寫成“兩個聰明腦殼在打架”，要平實。貼著人物寫，后來被他引申為“氣氛即人物”。

　　他慣于寫普通人，平常事，市井人生，人間煙火，而且帶著沈從文式的“溫愛”與同情，因為“我對這些人事最為熟悉”，他說。

　　盡管他自稱是通俗抒情詩人，但能看到他對于抒情是克制的，他說：好的，壞的，都不要叫出來。

　　他寫的父子生活片段，就是非常克制的抒情：有一年夏天，我已經像個大人了，天氣郁悶，心上另外又有一點小事使我睡不著，半夜到園里去。一進門，我就停住了。我看見一個火星。咳嗽一聲，招我前去，原來是我的父親。他也正因為睡不著覺在園中徘徊。他讓我抽一根煙，我搬了一張藤椅坐下，我們一直沒有說話。那一次，我感覺我跟父親靠得近極了。

　　朋友汪曾祺

　　很奇怪，談到他的朋友，首先想到的卻是他的父親和兒子。因為對老頭子來說，父親，兒子都和他是朋友。從他父親開始，多年父子成兄弟的話就被掛在嘴邊。他也和他們成為了朋友。

　　在他筆下，父親是個隨和，愛帶著孩子玩的孩子王，學業上也任由他隨性來，好了，夸獎，差了，不怪。17歲，他初戀，暑假在家寫情書，父親在一旁瞎出主意。因為管教松，十幾歲，他就學會抽煙、喝酒。喝酒時，父親會給自己一杯，給他一杯。抽煙時，父親自己一根，給他一根，還會給他點上。

　　對自己的兒子，他同樣如此。孩子戀愛，他了解，卻不干涉，相信他的決定。孩子們在家有時叫他“爸”，有時叫他“老頭子”，甚至孫女也這樣跟著叫。

　　他喜歡這種沒大沒小，覺得父母讓人敬畏，兒女“筆管條直”最沒有意思。

　　散文家蘇北曾對汪曾祺1947至1948年在上海的時光著迷。因為那段時間分別是三個可愛老頭兒黃永玉，汪曾祺，黃裳的二字頭年齡。他們仨一起，那得多帶勁!為了解更多，2007年，他寫信給黃裳，黃裳在收到蘇北寄去的關于汪曾祺作品的新書后，“調皮”地說：山東畫報把曾祺細切零賣了，好在曾祺厚實，可以分排骨、后腿……零賣，而且“作料”加得不錯……

　　而黃永玉更是直接表示：我一直對朋友鼓吹三樣事：汪曾祺的文章、陸志庠的畫、鳳凰的風景。

　　關于汪曾祺的故去，他曾如此敘述：和他太熟了，熟到連他死了我都沒有悲哀。他去世時我在佛羅倫薩。一天，我在家里樓上，黑妮回來告訴我：“爸爸，汪伯伯去世了。”我一聽，“嗬嗬”了兩聲，說：“汪曾祺居然也死了。”這有點像京劇《蕭何月下追韓信》中，蕭何聽說韓信走了，先“嗬嗬”笑兩聲，又有些吃驚、失落地說了一句：“他居然走了。”我真的沒有心理準備他走得這么早，總覺得還有機會見面。他走時還不到八十歲呀!要是他還活著，我的萬荷堂不會是今天的樣子，我的畫也不會是后來的樣子。他在我心里的分量太重，很難下筆。

　　已識乾坤大，猶憐草木青

　　汪曾祺的文字，就是糖衣炮彈。他是為了讓你悵惘而生的。

　　他是美的偵探

　　已識乾坤大，猶憐草木青。這兩句詩是馬一浮的，我讀了就喜歡，常常提起。現在要寫汪曾祺了，才發現，這十個字是應該專門用在他身上的。

　　他寫過多少草木啊，拿他這些文字，可以編一本詞典，薄薄的，并不整齊劃一的。這種詞典不解決什么疑難，就是沒事翻翻，讓你覺得隨身帶了一個花園，或者一個不錯的菜園。

　　他對菊花不討厭，但討厭菊展，他覺得菊花還是得一棵一棵的看，一朵一朵的看。

　　確實，很多人成天忙活的就是把美從土里揪出來，攪拌成水泥，去砌墻。汪曾祺就跟這些人著急，上火，這些人就像《茶館》里說的，“把那點意思弄成了不好意思”。

　　他夸沈從文的《邊城》，他說是“一把花”。真好。多少人會順嘴夸成是一朵花，可是汪曾祺知道，他老師寫的是一把花。美是很多的，不一樣的，美和美是在一起的，起碼是互相牽掛著的，所以是，一把花。

　　汪曾祺寫過很多次沈從文，我因此才知道沈從文是怎么過日子的，怎么嘆氣怎么高興。他也讓我知道西南聯大是怎么回事，那學校有點像他愛提起的京劇《桑園寄子》：“走青山望白云家鄉何在”。青山白云都是真的，家鄉不在身邊，也是真的。我后來讀齊邦媛的《巨流河》，可為印證。

　　汪曾祺是個老福爾摩斯。他是個針對美的偵探。他夸某寺的羅漢塑得好，就說有個穿草鞋的羅漢，草鞋上一根一根的草莖，都看得清清楚楚。

　　他記得祖母有個小黃蜂的琥珀扇墜，很好看。晚年在賓館，看到人工琥珀，各路昆蟲齊備，甚至還有完整的蜻蜓，在一個薄薄的琥珀片里。這當然是弄死以后，端端正正地壓在里面的。他覺得還是那個扇墜好看，因為是偶然形成的。“美，多少要包含一點偶然。”

　　白馬廟教中學的時候，他看見一個挑糞的，“糞桶是新的，近桶口處畫了一圈串枝蓮，墨線勾成，筆如鐵線，勻勻凈凈。糞桶上描花，真是少見。”

　　多少少見的東西，少見的美，被他記錄下來，作了呈堂證供。他是個好偵探。

　　在香港，他看見的是遛鳥的人，記得的也是這個，覺得值得寫的也是這個。人家提的是雙層鳥籠，樓上樓下，各有一只繡眼。早上九點鐘遛鳥?北京這時候早遛完了，回家了。“莫非香港的鳥也醒得晚?”

　　然后他想起徐州養百靈的漢子，“籠高三四尺，無法手提，只能用一根打磨得極光滑的棗木桿子做扁擔，把鳥籠擔著，在舊黃河岸，慢慢地走。”

　　他告訴張辛欣，我看見一個香港遛鳥的人。她說：“你就注意這樣的事情!”他也不禁自笑。

　　“在隔海的大嶼山，晨起，聽見斑鳩叫。艾蕪同志正在散步，駐足而聽，說：‘斑鳩。’意態悠遠，似乎有所感觸，又似乎沒聽。”

　　汪曾祺自己，在伊犁也聽過斑鳩，他就趁機想家。

　　他夜宿大嶼山，聽到蟋蟀叫。“臨離香港，被一個記者拉住，問我對于香港的觀感。我說我在香港聽到了斑鳩和蟋蟀，覺得很親切。她問我斑鳩是什么，我只好摹仿斑鳩的叫聲，她連連點頭。”

　　這畫面是有意思的，老頭一本正經學斑鳩叫，女記者斑鳩似的連連點頭。

　　流沙河也為蟋蟀寫過詩，孫犁偶也留心，這幾個名字，適合放在一起。

　　讓讀者心軟很重要

　　然而，汪曾祺牽掛的又不光是美，他只是覺得，經常提到美，會讓他的讀者心軟，心軟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他對政治的態度，讀者是能感受到的。他寫的劇本《裘盛戎》，有兩句唱詞：“誰能遮得住星光云影，誰能從日歷上勾掉了谷雨、清明?”

　　他說：“江青一輩子只說過一句正確的話：‘小蘿卜去皮，真是煞風景!’我們陪她看電影，開座談會，聽她東一句西一句地漫談。開會都是半夜(她白天睡覺，晚上辦公)，會后有一點夜宵。有時有涼拌小蘿卜。人民大會堂的廚師特別巴結，小蘿卜都是削皮的。蘿卜去皮，吃起來不香。”

　　他講這個，是在一篇《果蔬秋濃》的散文里寫的，不是特意要回憶什么。

　　他對政治是這個態度，但他不是不憤怒。他在信里向人推薦自己的小說《徙》：“單看《受戒》，容易誤會我把舊社會寫得太美，參看其他篇，便知我也有很沉痛的感情。”

　　汪曾祺的文章，結尾是經常有感嘆號出現的，有點像相聲《連升三級》的結尾，那句“一群混蛋!”

　　就算是句號，也是很不愉快的句號，比如小說《陳小手》，團長一槍把好醫生陳小手，從白馬上打下來了，人家剛辛辛苦苦為他太太接生。

　　團長就覺得我的女人，憑什么讓他摸來摸去。

　　“團長覺得怪委屈。”這七個字，我到死都忘不了。

　　自然，大家更記得《受戒》，記得小和尚明海和英子的爛漫。

　　有過一個公社書記，對汪曾祺說，他們會議桌的塑料臺布上，有一些圓珠筆字，來自《受戒》。原來此前開會，兩位大隊書記，一邊開會，一邊默寫明海和小英子的對話。

　　真是個好故事。我估計也是汪曾祺家鄉那邊的大隊書記，他們被自己家鄉有過這樣的美好給迷住了，心不在焉的就記下來。他們總不會真的花時間去背誦。

　　這能讓人想起另一個汪曾祺的小說，《職業》，才兩千字。劉心武拿到稿子，說：“這樣短的小說，為什么要用這么大的題目?”他看過之后，說：“是該用這么大的題目。”

　　小說講一個街頭叫賣小吃的孩子，成天喊的是“椒鹽餅子西洋糕”，頑童們跟在后面，喊：“捏著鼻子吹洋號!”這孩子懂事，不理睬。有一天去給外婆過生日，他穿了新衣服，不挎籃子出門，走在巷子里，看四處無人，他偷偷喊了一句：“捏著鼻子吹洋號!”

　　這是卓別林那種辛酸的笑意了，也是契訶夫小說《萬卡》的無助。

　　汪曾祺說自己寫的是“職業對人的限制，對人的框定，無限可能性的失去。”那兩位默寫《受戒》的大隊書記，這個舊社會的小故事，其實與你們是有關系的。總之，人世多苦辛。

　　《大淖記事》，那個字念腦，生僻，曹禺都為了這小說專門去查字典。講的是亂世相愛的男女被迫害，男的被打得昏迷，灌尿堿湯才能蘇醒。偏方。

　　“巧云把一碗尿堿湯灌進十一子的喉嚨，不知道為什么，她自己也嘗了一口。”

　　汪曾祺說“寫這一句時，我流了眼淚。”這是他寫愛情寫得最好的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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