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小說三篇
引導語：汪曾祺被譽為“抒情的人道主義者，中國最后一個純粹的文人，中國最后一個士大夫。” 他在短篇小說創作上頗有成就，下面是小編整理他的小說三篇，與大家分享學習。
《求雨》
昆明栽秧時節通常是不缺雨的。雨季已經來了，三天兩頭地下著。停停，下下;下下，停停。空氣是潮濕的，洗的衣服當天干不了。草長得很旺盛。各種菌子都出來了。青頭菌、牛干菌、雞油菌……稻田里的泥土被雨水浸得透透的，每塊田都顯得很膏腴，很細膩。積蓄著的薄薄的水面上停留著云影。人們戴著斗笠，把新拔下的秧苗插進稀軟的泥里……
但是偶爾也有那樣的年月，雨季來晚了，缺水，栽不下秧。今年就是這樣。因為通常不缺雨水，這里的農民都不預備龍骨水車。他們用一個戽斗，扯動著兩邊的繩子，從小河里把渾濁的泥漿一點一點地澆進育苗的秧田里。但是這一點點水，只能保住秧苗不枯死，不能靠它插秧。秧苗已經長得過長了，再不插就不行了。然而稻田里卻是干干的。整得平平的田面，曬得結了一層薄殼，裂成一道一道細縫。多少人仰起頭來看天，一天看多少次。然而天藍得要命。天的顏色把人的眼睛都映藍了。雨呀，你怎么還不下呀!雨呀，雨呀!
望兒也抬頭望天。望兒看看爸爸和媽媽，他看見他們的眼睛是藍的。望兒的眼睛也是藍的。他低頭看地，他看見稻田里的泥面上有一道一道螺獅爬過的痕跡。望兒想了一個主意：求雨。望兒昨天看見鄰村的孩子求雨，他就想過：我們也求雨。
他把村里的孩子都叫在一起，找出一套小鑼小鼓，就出發了。
一共十幾個孩子，大的十來歲，最小的一個才六歲。這是一個枯瘦、襤褸、有些污臟的，然而卻是神圣的隊伍。他們頭上戴著柳條編成的帽圈，敲著不成節拍的、單調的小鑼小鼓：冬冬當，冬冬當……他們走得很慢。走一段，敲鑼的望兒把鑼槌一舉，他們就唱起來：
小小兒童哭哀哀，
撒下秧苗不得栽。
巴望老天下大雨，
烏風暴雨一起來。
調子是非常簡單的，只是按照昆明話把字音拉長了念出來。他們的聲音是凄苦的，虔誠的。這些孩子都沒有讀過書。他們有人模模糊糊地聽說過有個玉皇大帝，還有個龍王，龍王是管下雨的。但是大部分孩子連玉皇大帝和龍王也不知道。他們只知道天，天是無常的。它有時對人很好，有時卻是無情的，它的心很狠。他們要用他們的聲音感動天，讓它下雨。
(這地方求雨和別處大不一樣，都是利用孩子求雨。所以望兒他們能找出一套小鑼小鼓。大概大人們以為天也會疼惜孩子，會因孩子的哀求而心軟。)
他們戴著柳條圈，敲著小鑼小鼓，歌唱著，走在昆明的街上。
小小兒童哭哀哀，
撒下秧苗不得栽。
巴望老天下大雨，
烏風暴雨一起來。
過路的行人放慢了腳步，或者干脆停下來，看著這支幼小的、襤褸的隊伍。他們的眼睛也是藍的。
望兒的村子在白馬廟的北邊。他們從大西門，一直走過華山西路、金碧路，又從城東的公路上走回來。
他們走得很累了，他們都還很小。就著泡辣子，吃了兩碗包谷飯，就都爬到床上睡了。一睡就睡著了。
半夜里，望兒叫一個炸雷驚醒了。接著，他聽見屋瓦上噼噼啪啪的聲音。過了一會，他才意識過來：下雨了!他大聲喊起來：“爸!媽!下雨啦!”
他爸他媽都已經起來了，他們到外面去看雨去了。他們進屋來了。他們披著蓑衣，戴著斗笠。斗笠和蓑衣上滴著水。
“下雨了!”
“下雨了!”
媽媽把油燈點起來，一屋子都是燈光。燈光映在媽媽的眼睛里。媽媽的眼睛好黑，好亮。爸爸燒了一桿葉子煙，葉子煙的火光映在爸爸的臉上，也映在他的眼睛里。
第二天，插秧了!
全村的男女老少都出來了，到處都是人。
望兒相信，這雨是他們求下來的。
《迷路》
我不善于認路。有時到一個朋友家去，或者是朋友自己帶了我去，或者是隨了別人一同去，第二次我一個人去，常常找不著。在城市里好辦，手里捏著地址，頂多是多問問人，走一些冤枉路，最后總還是會找到的。一敲門，朋友第一句話常常是：“啊呀!你怎么才來!”在鄉下可麻煩。我住在一個村子里，比如說是王莊吧，到城里去辦一點事，再回來，我記得清清楚楚是怎么走的，回來時走進一個樣子也有點像王莊的村子，一問，卻是李莊!還得李莊派一個人把我送到王莊。有一個心理學家說不善于認路的人，大都是意志薄弱的人。唉，有什么辦法呢!
一九五一年，我參加土改，地點在江西進賢。這是最后一批土改，也是規模最大的一次土改。參加的人數很多，各色各樣的人都有。有干部、民主人士、大學教授、宗教界的信徒、詩人、畫家、作家……相當一部分是統戰對像。讓這些人參加，一方面是工作需要，一方面是讓這些人參加一次階級斗爭，在實際工作中鍛煉鍛煉，改造世界觀。
工作隊的隊部設在夏家莊，我們小組的工作點在王家梁。小組的成員除了我，還有一個從美國回來不久的花腔女高音歌唱家，一個法師。工作隊指定，由我負責。王家梁來了一個小伙子接我們。
進賢是丘陵地帶，處處是小山包。土質是紅壤土，紫紅紫紅的。有的山是茶山，種的都是油茶，在潮濕多雨的冬天開著一朵一朵白花。有的山是柴山，長滿了馬尾松。當地人都燒松柴。還有一種樹，長得很高大，是梓樹。我第一次認識“桑梓之鄉”的梓。梓樹籽榨成的油叫梓油，雖是植物油，卻是凝結的，顏色雪白，看起來很像豬油。梓油炒菜極香，比茶油好吃。田里有油菜花，有紫云英。我們隨著小伙子走著。這小伙子常常行不由徑，抄近從油茶和馬尾松叢中鉆過去。但是我還是暗暗地記住了從夏家莊走過來的一條小路。南方的路不像北方的大車路那樣平直而清楚，大都是彎彎曲曲的，有時簡直似有若無。我們一路走著，對這片陌生的土地覺得很新鮮，為我們將要開展的斗爭覺得很興奮，又有點覺得茫茫然，——我們都沒有搞過土改，有一點像是在做夢。不知不覺的，王家梁就到了。據小伙子說，夏家莊到王家梁有二十里。
法師法號靜溶。參加土改工作團學習政策時還穿著灰色的棉直裰，好容易才說服他換了一身干部服。大家叫他靜溶或靜溶同志。他篤信佛法，嚴守戒律，絕對吃素，但是斗起地主來卻毫不手軟。我不知道他是怎樣把我佛慈悲的教義和階級斗爭調和起來的。花腔女高音姓周，老鄉都叫她老周，她當然一點都不老。她身上看不到什么洋氣，很能吃苦，只是有點不切實際的幻想。她總以為土改應該像大歌劇那樣充滿激情。事實上真正工作起來，卻是相當平淡的。
我們的工作開展得還算順利。階級情況摸清楚了，群眾不難發動。也不是十分緊張。每天晚上常常有農民來請我們去喝水。這里的農民有“喝水”的習慣。一把瓦壺，用一根棕繩把壺梁吊在椽子上，下面燒著稻草，大家圍火而坐。水開了，就一碗一碗喝起來。同時嚼著和辣椒、柚子皮腌在一起的鬼子姜，或者生番薯片。女歌唱家非常愛吃番薯，這使農民都有點覺得奇怪。喝水的時候，我們除了了解情況，也聽聽他們說說閑話，說說黃鼠狼、說說果子貍，也說說老虎。他們說這一帶出過一只老虎，王家梁有一個農民叫老虎在腦袋上拍了一掌，至今頭皮上還留著一個虎爪的印子……
到了預定該到隊部匯報的日子了，當然應該是我去。我背了挎包，就走了，一個人，準確無誤地走到了夏家莊。
回來，離開夏家莊時，已經是黃昏了。不過我很有把握。我記得清清楚楚，從夏家莊一直往北，到了一排長得齊齊的，像一堵墻似的梓樹前面，轉彎向右，往西北方向走一截，過了一片長滿雜樹的較高的山包，就望見王家梁了。隊部同志本來要留我住一晚，第二天早上再走，我說不行，我和靜溶、老周說好了的，今天回去。
一路上沒有遇見一個人。太陽已經完全落下去了，青蒼蒼的暮色，悄悄地卻又迅速地掩蓋了下來。不過，好了，前面已經看到那一堵高墻似的一排梓樹了。
然而，當我沿梓樹向右，走上一個較高的山包，向西北一望，卻看不到王家梁。前面一無所有，只有無盡的山丘。
我走錯了，不是該向右，是該向左?我回到梓樹前面，向左走了一截，到高處看看：沒有村莊。
是我走過了頭，應該在前面就轉彎了?我從梓樹墻前面折了回去，走了好長一段，仍然沒有發現可資記認的東西。我又沿原路走向梓樹。
我從梓樹出發，向不同方向各走了一截，仍然找不到王家梁。
我對自己說，我迷路了。
天已經完全黑下來了。除了極遠的天際有一點曖昧的余光，什么也辨認不清了。
怎么辦呢?
我倒還挺有主意：看來只好等到明天早上再說。我攀上一個山包，選了一棵樹(不知道是什么樹)，爬了上去，找到一個可以倚靠的枝杈，準備就在這里過夜了。我掏出煙來，抽了一枝。借著火柴的微光，看了看四周，榛莽叢雜，落葉滿山。不到一會，只聽見樹下面悉悉悉悉悉……，索索索索索……，不知是什么獸物竄來竄去。聽聲音，是一些小野獸，可能是黃鼠狼、果子貍，不是什么兇猛的大家伙。我頭一次知道山野的黑夜是很不平靜的。這些小獸物是不會傷害我的。但我開始感覺在這里過夜不是個事情。而且天也越來越冷了。江西的冬夜雖不似北方一樣酷寒，但是早起看宿草上結著的高高的霜花，便知夜間不會很暖和。不行。我想到呼救了。
我爬下樹來，兩手攏在嘴邊，大聲地呼喊：
“喂——有人嗎——?”
“喂——有人嗎——?”
我聽見自己的聲音傳得很遠。
然而沒有人答應。
我又喊：
“喂——有人嗎——?”
我聽見幾聲狗叫。
我大踏步地，筆直地向狗叫的方向走去。
我不知道腳下走過的是什么樣的樹叢、山包，我走過一大片農田，田里一撮一撮干得發脆的稻樁，我跳過一條小河，筆直地，大踏步地走去。我一遇到事，沒有一次像這樣不慌張，這樣冷靜，這樣有決斷。我看見燈光了!
狗激烈地叫起來。
一盞馬燈。馬燈照出兩個人。一個手里拿著梭鏢(我明白，這是值夜的民兵)，另一個，是把我們從夏家莊領到王家梁的小伙子!
“老汪!你!”
這是距王家梁約有五里的另一個小村子，叫顧家梁，小伙子是因事到這里來的。他正好陪我一同回去。
“走!老汪!”
到了王家梁，幾個積極分子正聚在一家喝水。靜溶和老周一見我進門，騰地一下子站了起來。他們的眼睛分明寫著兩個字：老虎。
《賣蚯蚓的人》
我每天到玉淵潭散步。
玉淵潭有很多釣魚的人。他們坐在水邊，瞅著水面上的飄子。難得看到有人釣到一條二三寸長的鯽瓜子。很多人一坐半天，一無所得。等人、釣魚、坐牛車，這是世間“三大慢”。這些人真有耐性。各有一好。這也是一種生活。
在釣魚的旺季，常常可以碰見一個賣蚯蚓的人。他慢慢地蹬著一輛二六的舊自行車，有時扶著車慢慢地走著。走一截，揚聲吆喚：
“蚯蚓——蚯蚓來——”
“蚯蚓——蚯蚓來——”
有的釣魚的就從水邊走上堤岸，向他買。
“怎么賣。”
“一毛錢三十條。”
來買的掏出一毛錢，他就從一個原來是裝油漆的小鐵桶里，用手抓出三十來條，放在一小塊舊報紙里，交過去。釣魚人有時帶點解嘲意味，說：
“一毛錢，玩一上午!”
有些釣魚的人只買五分錢。
也有人要求再添幾條。
“添幾條就添幾條，一個這東西!”
蚯蚓這東西，泥里咕嘰，原也難一條一條地數得清，用北京話說，“大概其”，就得了。
這人長得很敦實，五短身材，腹背都很寬厚。這人看起來是不會頭疼腦熱、感冒傷風的，而且不會有什么病能輕易地把他一下子打倒。他穿的衣服都是寬寬大大的，舊的，褪了色，而且帶著泥漬，但都還整齊，并不襤褸，而且單夾皮棉，按季換衣。——皮，是說他入冬以后的早晨有時穿一件出鋒毛的山羊皮背心。按照老北京人的習慣，也可能是為了便于騎車，他總是用帶子扎著褲腿。臉上說不清是什么顏色，只看到風、太陽和塵土。只有有時他剃了頭，刮了臉，才看到本來的膚色。新剃的頭皮是雪白的，下邊是一張紅臉。看起來就像是一件舊銅器在鹽酸水里刷洗了一通，剛剛拿出來一樣。
因為天天見，面熟了，我們碰到了總要點點頭，招呼招呼，寒暄兩句。
“吃啦?”
“您溜彎兒!”
有時他在釣魚人多的岸上把車子停下來，我們就說會子話。他說他自己：“我這人——愛聊。”
我問他一天能賣多少錢。
“一毛錢三十條，能賣多少!塊數來錢，兩塊，鬧好了有時能賣四塊錢。”
“不少!”
“湊合吧。”
我問他這蚯蚓是哪里來的，“是挖的?”
旁邊有一位釣魚的行家說：
“是賁的。”
這個“賁”字我不知道該怎么寫，只能記音。這位行家給我解釋，是用蚯蚓的卵人工孵化的意思。
“蚯蚓還能‘賁’?”
賣蚯蚓的人說：
“有‘賁’的，我這不是，是挖的。‘賁’的看得出來，身上有小毛，都是一般長。瞧我的：有長有短，有大有小，是挖的。”
我不知道蚯蚓還有這么大的學問。
“在哪兒挖的，就在這玉淵潭?”
“不!這兒沒有。——不多。豐臺。”
他還告訴我豐臺附近的一個什么山，山根底下，那兒出蚯蚓，這座山名我沒有記住。
“豐臺?一趟不得三十里地?”
“我一早起蹬車去一趟，回來賣一上午。下午再去一趟。”
“那您一天得騎百十里地的車?”
“七十四了，不活動活動成嗎!”
他都七十四了!真不像。不過他看起來像多少歲，我也說不上來。這人好像是沒有歲數。
“您一直就是賣蚯蚓?”
“不是!我原來在建筑上，——當壯工。退休了。退休金四十幾塊，不夠花的。”
我算了算，連退休金加賣蚯蚓的錢，有百十塊錢，斷定他一定愛喝兩盅。我把手圈成一個酒杯形，問：
“喝兩盅?”
“不喝。——煙酒不動!”
那他一個月的錢一個人花不完，大概還會貼補兒女一點。
“我原先也不是賣蚯蚓的。我是挖藥材的。后來藥材公司不收購，才改了干這個。”
他指給我看：
“這是益母草，這是車前草，這是紅莧草，這是地黃，這是稀薟……這玉淵潭到處是錢!”
他說他能認識北京的七百多種藥材。
“您怎么會認藥材的?是家傳?學的?”
“不是家傳。有個街坊，他挖藥材，我跟著他，用用心，就學會了。——這北京城，餓不死人，你只要肯動彈，肯學!你就拿曬槐米來說吧——”
“槐米?”我不知道槐米是什么，真是孤陋寡聞。
“就是沒有開開的槐花骨朵，才米粒大。曬一季槐米能鬧個百兒八十的。這東西外國要，不知道是干什么用，聽說是釀酒。不過得會曬。曬好了，碧綠的!曬不好，只好倒進垃圾堆。——蚯蚓!——蚯蚓來!”
我在玉淵潭散步，經常遇見的還有兩位，一位姓烏，一位姓莫。烏先生在大學當講師，莫先生是一個研究所的助理研究員。我跟他們見面也點頭寒暄。他們常常發一些很有學問的議論，很深奧，至少好像是很深奧，我聽不大懂。他們都是好人，不是造反派，不打人，但是我覺得他們的議論有點不著邊際。他們好像是為議論而議論，不是要解決什么問題，就像那些釣魚的人，意不在魚，而在釣。
烏先生聽了我和賣蚯蚓人的閑談，問我：
“你為什么對這樣的人那樣有興趣?”
我有點奇怪了。
“為什么不能有興趣?”
“從價值哲學的觀點來看，這樣的人屬于低級價值。”
莫先生不同意烏先生的意見。
“不能這樣說。他的存在就是他的價值。你不能否認他的存在。”
“他存在。但是充其量，他只是我們這個社會的填充物。”
“就算是填充物，填充物也是需要的。‘填充’，就說明他的存在的意義。社會結構是很復雜的，你不能否認他也是社會結構的組成部分，哪怕是極不重要的一部分。就像自然界的需要維持生態平衡，我們這個社會也需要有生態平衡。從某種意義來說，這種人也是不可缺少的。”
“我們需要的是走在時代前面的人，呼嘯著前進的，身上帶電的人!而這樣的人是歷史的遺留物。這樣的人生活在現在，和生活在漢代沒有什么區別，——他長得就像一個漢俑。”
我不得不承認，他對這個賣蚯蚓人的形象描繪是很準確且生動的。
烏先生接著說：
“他就像一具石磨。從出土的明器看，漢代的石磨和現在的沒有什么不同。現在已經是原子時代——”
莫先生搶過話來，說：
“原子時代也還容許有漢代的石磨，石磨可以磨豆漿，——你今天早上就喝了豆漿!”
他們爭執不下，轉過來問我對賣蚯蚓的人的“價值”、“存在”有什么看法。
我說：
“我只是想了解了解他。我對所有的人都有興趣，包括站在時代的前列的人和這個漢俑一樣的賣蚯蚓的人。這樣的人在北京還不少。他們的成分大概可以說是城市貧民。糊火柴盒的、撿破爛的、撈魚蟲的、曬槐米的……我對他們都有興趣，都想了解。我要了解他們吃什么和想什么。用你們的話說，是他們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吃什么，我知道一點。比如這個賣蚯蚓的老人，我知道他的胃口很好，吃什么都香。他一嘴牙只有一個活動的。他的牙很短、微黃，這種牙最結實，北方叫做‘碎米牙’，他說：‘牙好是口里的福。’我知道他今天早上吃了四個炸油餅。他中午和晚上大概常吃炸醬面，一頓能吃半斤，就著一把小水蘿卜。他大概不愛吃魚。至于他想些什么，我就不知道了，或者知道得很少。我是個寫小說的人，對于人，我只能想了解、欣賞，并對他進行描繪，我不想對任何人作出論斷。像我的一位老師一樣，對于這個世界，我所傾心的是現象。我不善于作抽象的思維。我對人，更多地注意的是他的審美意義。你們可以稱我是一個生活現象的美食家。這個賣蚯蚓的粗壯的老人，騎著車，吆喝著‘蚯蚓——蚯蚓來!’不是一個丑的形象。——當然，我還覺得他是個善良的，有古風的自食其力的勞動者，他至少不是社會的蛀蟲。”
這時忽然有一個也常在玉淵潭散步的學者模樣的中年人插了進來，他自我介紹：
“我是一個生物學家。——我聽了你們的談話。從生物學的角度，是不應鼓勵挖蚯蚓的。蚯蚓對農業生產是有益的。”
我們全都傻了眼了。
一九八三年四月一日寫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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