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昌齡的邊塞詩藝術風格

　　導語：王昌齡的邊塞詩，它們有著怎樣的的藝術風格呢？下面是小編整理的王昌齡的邊塞詩藝術風格，供各位參閱，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

　　王昌齡的邊塞詩藝術風格

　　王昌齡(約生于公元690年,卒于755年至757年之間)，字少伯，京兆萬年(今屬西安市)人。家境貧寒,早年在故鄉躬耕讀書。開元十一年客于河東并州、灝州。開元十二年，即詩人二十七歲以及其后數年間，又漫游西北邊塞，到過涇州、蕭州、臨洮、玉門關一帶。在其早年生活中，曾經寫過一首《塞上曲》來表現這段經歷。

　　《塞上曲》

　　蟬鳴空桑林，八月蕭關道。

　　出塞入塞寒，處處黃蘆草。

　　從來幽并客，皆共塵沙老。

　　莫學游俠兒，矜夸紫騮好。

　　蟬相噪于林間，八月的暑氣透過重重的綠林，塞外卻好像已近秋天，道上處處飛揚著枯黃的蘆草。風挾著地上揚起的塵沙刮過客子的耳畔。從這首詩所描寫的內容來看應該是年輕的詩人在漫游邊塞時自己的親身經歷。

　　歷史中少年的王昌齡是一個慕俠尚氣、喜歡縱酒長歌的性情中人，“儒有輕王侯，脫略當世務。”《鄭縣宿陶大公館贈馮六元二》，就是他的自白。其邊塞詩作品中多是以樂府舊題寫的五言古詩和七言絕句，明人王世貞說：“七言絕句，王少伯與李太白爭勝毫厘，俱是神品。”（《藝苑卮言》）因此王昌齡也被后代人稱為“七絕圣手”、“七絕長城”。

　　在我看來，王昌齡邊塞詩的內容非常豐富并且融合了他自身的生活經歷和體驗，因此顯得非常真實和感人，而隱藏于詩歌內容背后的藝術表現力也十分的突出，這就使得王昌齡的邊塞詩不論其內容還是表現手法上都非常精彩，下面就其主要的表現手法和藝術特征進行簡要分析。

　　意境開闊

　　首先，在王昌齡的詩歌中意境開闊是一個非常顯著的藝術特征，在其作品《從軍行七首·其四》中“青海長云暗雪山，孤城遙望玉門關”開篇即為我們展示了一個十分宏闊廣大的戰爭的背景，“長云”“雪山”“遙望”通過環境的渲染和地理上的遼闊，充分的表現了“黃沙百戰穿金甲，不破樓蘭終不還。”這一戰場上廝殺的慘烈以突出將士們的英雄殺敵的氣概。 《出塞二首·其一》中“秦時明月漢時關，萬里長征人未還。”以時空為背景，在時間上以歷史上強盛的秦漢為描寫對象，渲染了一幅莽蒼深邃的時空圖，將現實與歷史融為一爐，將現實的場景放到歷史中去表現，上溯秦漢，下迄盛唐。從而在接下來的詩句中大法議論“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悲憤的斥責更顯強烈。

　　豐富的表現手法

　　在王昌齡的邊塞詩中，表現手法也是多種多樣的。首先，在他的詩歌中多具有夸張、豐富的想象“孤城遙望玉門關”《從軍行七首·其四》在這里，顯然是出于作者的想象中的場景，而這種合理的想象充實了詩歌的意境，使詩歌顯得意境開闊，氣象雄渾，體現了盛唐邊塞詩風壯闊的特色。

　　其次，在王昌齡的詩歌中也多次運用第三人稱的角度“烽火城西百尺樓，黃昏獨坐海風秋。”（《從軍行·其一》）詩中為我們塑造的一個久戍邊疆的征人的形象呼之欲出，非常的具體而讓讀者感受強烈。這種第三人稱手法的運用將自身置于廣闊的社會歷史背景中，客觀地描寫了邊地風光及戰士的生存狀態。除此之外，在其詩中運用了大量的典故“雖投定遠筆，未坐將軍樹”（《從軍行二首·其一》）“寸心亦未理，長鋏誰能彈。”“將軍降匈奴，國使沒桑干。”（《代扶風主人答》）典故的運用于婉轉隱晦間反映詩人的態度，擴大了詩歌的容量。 王昌齡的邊塞詩在情與景的處理上特征非常鮮明，由于其自身曾有過邊塞游歷的經歷，真正看到過邊塞的大漠、雄關、孤城、長云、烽火等景象。使得他在詩中常選用一些邊塞中具有典型的意象，刻畫了非常獨特的邊塞環境。“王國維說“一切景語皆情語”體現在王昌齡的詩中，這些獨特的意象便被附上了邊塞征人將士的情與意。

　　《從軍行七首·其二》

　　琵琶起舞換新聲，總是關山舊別情。

　　撩亂邊愁聽不盡，高高秋月照長城。

　　“新”曲不斷而“舊”情彌深，“聽不盡”言怨情已至極處，末句宕開一筆，筆墨由屋內突轉到屋外，橫空造境，展現出一幅富有象征意義的特定景致。“高高秋月照長城”在這一瞬間，征人仿佛感受到了充斥宇宙間的寂寥和落寞。黃叔爆在《唐詩箋注》中贊嘆此詩末句“妙在即景以托之，思入微茫，似脫實粘，詩之最上乘也。”這首詩末句與前三句似隔實連，托寓著蒼涼無盡、征戍無已、邊愁難遣的意境。可謂是以景結情，驚心動魄。

　　《從軍行七首·其一》

　　烽火城西百尺樓,黃昏獨坐海風秋。

　　更吹羌笛關山月,無那金閨萬里愁。

　　一幅畫面，仿佛秋風蕭蕭，夕陽落下，霞光染紅半邊高樓，一位征人孑立于瀚海，迎著天邊吹來的秋風，一縷笛音悠悠，訴說著天地間無窮無極的凄涼。一個“更”字突現出景物層次的遞進，在這些富有邊塞特征的悲涼景象的引逗下，征人久積于心的愁情便如蓄積已久的滔滔洪水終于在最后一句奔瀉出來。以情結景，水到渠成。

　　《出塞·其二》

　　騮馬新跨白玉鞍，戰罷沙場月色寒。

　　城頭鐵鼓聲猶振，匣里金刀血未干。

　　這一首詩也非常的獨特，在詩中，作者只寫戰后場景，““聲猶振”、“血未干”卻又是如此鮮明地令人聯想到驚心動魄的戰斗場面。以寂靜寫動蕩,更添一分蒼涼。這種虛實相生的手法，夸大了詩歌的內涵，取得了言約意豐的藝術效果。

　　總得來說，王昌齡的詩歌有其自身的體驗和認知，使得他的邊塞詩思想內蘊深刻豐富，其卓絕的藝術表現力為盛唐邊塞詩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王昌齡邊塞詩的特點

　　在群星燦爛的唐代詩壇上盛唐詩人王昌齡的詩歌及詩論都取得了較高的成就。王昌齡現存詩180余首體裁以五古、七絕為主，題材則主要為離別、邊塞、宮怨。就數量之多、體制之備、題材之廣說，王昌齡的詩實不如李白、杜甫和高適、岑參，但他的詩質量很高。邊塞詩可并高適、岑參而三宮怨詩可與李白爭勝，且其詩用意之深、寫景之妙、比興之切、造語之奇，都有獨道之處。

　　王昌齡是盛唐最著名的詩人之一，其詩歌藝術成就極高。本文主要研究其詩歌藝術總體特征和藝術成因。筆者認為王昌齡詩歌風格雄健沉著，具有激昂沉郁的詩歌風骨、簡練清峻的語言風格。這是時代、地域和個人性格三重影響的必然結果。王昌齡化用比興物象的高超手法使其詩歌取得了更加含蓄蘊藉、形象優美的抒情效果。其描寫藝術無意于對景物的細致刻畫，往往直接突出主體對景物心理感受的描寫詩人用這種方法描寫出了各種韻致的景物，七絕詩歌的景物多清寂雅麗，而五古詩歌的景物描寫多宏大雄渾。王昌齡詩歌的藝術結構具有層曲雅致的特征。其七絕詩歌從時空結構上看具有空間層加的結構特，而其五古詩歌從文意結構上看多是順勢和轉折結構，其中轉折結構藝術成就頗高。王昌齡詩歌理論體現出了物色與情思高度融聚的藝術追求，主要表現在:注重物色在詩歌創作中的作用;重視詩歌可感可觀的視覺效果。而其詩歌創作也體現出了其藝術追求。進而揭示出王昌齡詩歌藝術成因之一，即其追求物色與情思的高度統一的藝術追求。

　　邊塞詩

　　王昌齡有幸生活于我國封建社會的鼎盛時期—國力強盛的盛唐。這個時代，乃“是一個開擴的時代，一個外向的時代，一個富有獻身精神的時代，一個充滿英雄主義的時代。”在這樣的時代里，求取功名，建功立業的精神思想已成為一種普遍的社會思潮。加之，其時民殷國富，實力強大，民族自信心高漲，故統治者一為安邊護境。二為開辟疆域，因而幾致連年用兵，征戰不已。同時，又由于李氏集團明智地采取了一系列有助于中小地主發展的措施，從而也為文人士子的仕進創造了有利的條件，這就助長了他們雄心勃勃，亢奮搏擊的行動。而戍守邊疆、殺敵報國，無疑又是一條文人仕進的康莊大道。所以，許多文人學子在這昂揚、樂觀、進取的時代精神的鼓舞下，不甘皓首窮經。爭相立功疆場。如高適便高唱“萬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畫圖麒麟閣。入朝明光宮。大笑向文士。一經何足窮。”岑參亦向往“功名只向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即便詩仙李白也欲心雄萬夫“高談百戰術，郁作萬夫雄”。甚至連那素有“非戰詩人”之稱的杜甫也禁不住高喊道“男兒生世間，及壯當封侯。戰伐有功業，焉能守舊邱。”更不必說象王昌齡這樣以放縱不羈著稱于世的詩人了。

　　從軍報國，建功立業

　　在時代精神的感召下，不甘寂寞的王昌齡更成為了這股從軍尚武潮流的弄潮兒。他在《鄭縣宿陶大公館贈馮六元二》中說：

　　儒有輕王侯，脫略當世務。

　　本家藍溪下，非為漁戈故。

　　無何困躬耕，且欲弛永路。

　　以及他在《宿溺上寄侍御嶼弟》中表明心跡“知我滄溟心，脫略腐儒輩。”可知王昌齡不甘皓首窮經的平淡生活。加之任性不拘的個性，他胸懷愛國的熱忱和建功立業的壯志，‘慷慨赴邊，渴望一番作為。他約于開元十一年前后到潞洲和并州，后又漫游西北邊塞，先后到過徑洲、蕭關、臨挑、玉門關等邊地一帶。此時，詩人那為國建功立業的雄心與希圖個人顯身揚名的思想緊密交織在一起，譜寫了一曲曲動人的邊塞樂章。

　　如他在《變行路難》詩中，一反原題《行路難》的世路艱難、離別悲傷之意，抒發了“封侯取一戰，豈復念閨閣。”的壯志豪情，其馳騁疆場、誓死報國之情溢于言表。在《塞下曲四首》其一中，詩人決心以“幽并客”為榜樣，血戰沙場、終老一生，把青春年華獻給保衛祖國邊塞事業，即“從來幽并客，皆向沙場老”。并表示自己決不在斗雞走馬中虛擲光陰“莫學游俠兒，拎夸紫駱好。”其《少年行二首》其一更表現得激昂慷慨“氣高輕赴難，誰顧燕山銘”這就維渺維肖地刻畫了一個赴邊急難，不顧沽名的少年英雄形象。其實，這也正是年輕氣盛、志存高遠的詩人自我形象的真實寫照。所以沈德潛評之曰“少伯塞上詩，多能傳出義勇”。此言極是。

　　誓斬樓蘭，清除邊患

　　自唐帝國開國至王昌齡所生活的盛唐時代，在這一百多年的時間里，始終伴有戰爭的喧嘩。特別是進入盛唐時期戰爭更加頻繁。這其中唐王朝既有防御性的正義戰爭，亦有非正義的戰爭。對此，王昌齡能夠區別不同情況，認真加以審視，并對那為保衛關塞、安邊護境而進行正義戰爭的戍卒們給以熱情的謳歌，贊揚他們血戰到底，誓斬樓蘭的英雄氣概和抗敵御悔、清除邊患的光輝業績。例如《從軍行》其四

　　青海長云暗雪山，孤城遙望玉門關。

　　黃沙百戰穿金甲，不破樓蘭終不還。

　　全詩首先渲染了西北漫長的國境上狼煙四起、烏云彌漫、強敵壓境的惡劣形勢。然而，以“黃沙百戰穿金甲“一語，描寫了邊塞戰事之頻繁，士兵戍邊時間之長，戰爭之艱苦及敵軍之強悍，邊地之荒漠。盡管金甲磨穿，黃沙百戰，忠勇的戰士那報國壯志卻沒有消磨，而是在大漠風沙的磨煉中更加堅定并立下錚錚誓言“不破樓蘭終不還”表現了一種馬革裹尸。誓死報國的犧牲精神。再如《出塞》其二：

　　榴馬新跨白玉鞍，戰罷沙場月色寒。

　　城頭鐵鼓聲猶振，匣里金刀血未干。

　　透過一個特寫鏡頭，我們仿佛看到一位戍邊戰士在刀光劍影中奮不顧身、浴血搏殺的英雄形象。更讓人感到戰斗的艱苦和慘烈及戍卒的忠勇和堅強。而這一切，也正是戍邊戰士在實踐著自己“不破樓蘭終不還”的鋼鐵般的誓言。

　　正因為廣大戍邊戰士具有血戰到底的堅強決心和不辭捐軀的犧牲精神及無比，強烈的愛國情感，所以他們在抵御外侮、保衛祖國的戰斗中，捷報頻傳，業績輝煌。《從軍行七首》其五：

　　大漠風塵日色昏，紅旗半卷出轅門。

　　前軍夜戰沈河北，已報生擒吐谷渾。

　　沙漠浩瀚，無邊無際，風吹沙起、遮天蔽日。就在此時，一支增援部隊正半卷紅旗，急速前進。而就在他們尚在奔赴戰場的途中，已經傳來前方部隊遇敵夜戰并生擒敵酋的捷報。將士們的勇武形象，恰如浮雕凸現于讀者眼前，于壯浪縱悠中見出豪邁氣概。

　　窮兵默武，不恤民命

　　如上所述，自唐帝國開國至王昌齡所生活的盛唐時代始終伴有戰爭的喧鬧。就唐王朝而言，亦不乏侵略性的非正義戰爭。邊塞之行不僅豐富了王昌齡的閱歷，也豐富了他的思想。多寫于此時的邊塞詩多側面地反映了自己邊塞生活中的所見所聞、所感所想。并在創作中秉持一種客觀、公允的態度，在肯定正義戰爭的前提下，大膽地批判侵略戰爭的罪惡，反對統治者窮兵默武，直面那些與邊塞戰爭有關的社會問題，擴大了邊塞詩的思想性和現實意義。他對邊塞戰爭的深刻反思，也表明其思想日趨成熟。如其《塞下曲四首》其二：

　　飲馬渡秋水，水寒風似刀。

　　平沙日未沒，黯黯見臨挑。

　　昔日長城戰，咸言意氣高。

　　黃塵足今古，白骨亂蓬篙。

　　此詩讓人們看到一次次戰斗過后，戰場上所留下的一片慘絕人寰、凄涼、恐怖之狀無數的士卒在唐王朝發動的“圣戰”中，血灑莽莽黃塵，拋尸萎萎蓬篙。因而蒼鷹滿天，白骨累累，實令人心驚膽戰，目不忍睹。同時王昌齡在詩中還揭露了邊庭戰爭的殘酷性、危害性及不人道。他的《代扶風主人答》把矛頭指向玄宗開元年間的拓邊戰爭，這與杜甫《兵車行》的旨意不約而同。更為可貴的是，王昌齡的詩中反映的思想己超越了狹隘民族主義的樊籬，對弱小侵略的一方表示了極大的同情。《從軍行》里的厭戰情緒，非獨一方的專利，“三奏高樓曉，胡人掩涕歸”“戎夷非草木，侵逐使狼狽”。然后又提出解決邊戰的辦法對少數民族懷柔勝武力。“紫辰詔發懷柔，盡譴降來拜御溝”目的是“使令海內休戈矛，何用班超定遠猴。”最終達到“朔河屯兵漸須抽，萬里長征人盡還”的目的。

　　征人思親，思婦念遠

　　由于邊關烽火長年不熄，從軍萬里的征人難以回還，因此這曠日持久的戊邊、征戰，不僅給廣大的人民造成了物質上的巨大損失，而且也帶來了精神的深重的離別之苦。如《從軍行七首》其一“烽火城西百尺樓，黃昏獨坐海風秋。更吹羌笛關山月，無那金歸萬里愁。”詩人將征人思親和思婦念遠的雙重情感有機地交融在一起，形成了雙重的情感力度把這種雙方互憶互戀的痛苦心理描寫得哀婉動人。《從軍行七首》其二：

　　琵琶起舞換新聲，總是關山舊別情。

　　撩亂邊愁聽不盡，高高秋月照長城。

　　這些長年戍守在邊關的士兵，最易對月觸景生情。唐汝詢評“奏樂所以娛心，今我起舞而琵琶更奏新聲本以相樂也，然總之為離別之情。邊聲己不堪聞，其奈月照長城平入耳目者皆邊愁也。”。且看《代扶風主人答》中描寫的一個老兵的悲慘遭遇“十五役邊地，三回討樓蘭。連年不解甲，積日無所餐。將軍降匈奴，國使沒桑乾。去時三十萬，獨自還長安。不信沙場苦，君看刀箭癱。鄉親悉零落，家墓亦催殘，仰攀青松枝，坳絕傷心肝。禽獸悲不去，路旁誰忍看”少小戍邊，老大始還。歸后竟只孤獨一人，情何以堪

　　讀詩論人，從王昌齡這個時期以西北邊塞之行為主創作的邊塞詩中，我們可以清晰地認識他的思想軌跡他渴望建功沙場，以軍功封侯入仕親歷戎旅，漫游邊塞的生活體驗使他對戰爭有了比較客觀、清醒的認識，對于正義的反侵略戰爭，他肯定，而且頌揚唐軍將士慷慨赴難、奮勇獻身、保家衛國的愛國精神，熱情地贊美他們的勇武和戰績，奏出了盛唐國力的強盛、民族自信自強的時代音符對于統治者窮兵默武之戰，他旗幟鮮明地揭露和批判他不回避賞罰不均、將帥不恤士卒的不合理現象，深刻地揭示戰爭造成的一系列的社會問題，真實地記錄了盛唐邊塞生活的歷史。王昌齡游歷邊塞、親事戎旅，固然有謀取個人功名的思想，但從其詩歌所反映的社會現實意義來看，他是一位有強烈的愛國熱情和正義感的詩人。他將個人的命運與國家的安危緊緊地聯系在一起，同呼吸、共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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