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勇惠》原文及翻譯

　　原文：

　　世之論者曰：“惠者輕與，勇者輕死。臨財而不訾①，臨難而不避者，圣人之所取，而君子之行也。”

　　吾曰：不然！惠者重與，勇者重死。臨財而不訾，臨難而不避者，圣人之所疾，而小人之行也。

　　故所謂君子之行者有二焉：其未發(fā)也，慎而已矣；其既發(fā)也，義而已矣。慎則待義而后決，義則待宜而后動，蓋不茍而已矣。《易》曰：“吉兇悔吝生乎動。”言動者賢、不肖之所以分，不可以茍爾。是以君子之動，茍得已則斯靜矣。故于義有可以不與不死之道，而必與必死者，雖眾人之所謂難能，而君子未必善也；于又有可與可死之道，而不與不死者，雖眾人之所謂易出，而君子未必非也。是故尚難而賤②易者，小人之行也；無難無易而惟義之是者，君子之行也。

　　《傳》曰：“義者，天下之制也。”制行而不以義，雖出乎圣人所不能，亦歸于小人而已矣。季路之為人，可謂賢也。而孔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夫孔子之行，惟義之是。而子路過之，是過于義也。為行而過于義，宜乎孔子之無取于其財也。勇過于義，孔子不取，則惠之過于義，亦可知矣。

　　孟子曰：“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蓋君子之動，必于義無所疑而后發(fā)。茍有疑焉，斯無動也。《語》曰：多見闕殆③，慎行其余，則寡悔。言君子之行當(dāng)慎處于義爾！而世有言孟子者曰：“孟子之文，傳之者有所誤也。孟子之意當(dāng)曰：‘無與傷惠，無死傷勇’。”嗚乎，蓋亦弗思而已矣！

　　（注）①訾：衡量，計量。②賤：輕視。③闕殆：不做危險的事。

　　譯文：

　　世人討論說：“惠者不在意送人東西，勇者不在意死亡。面對財產(chǎn)不去算計，面臨危難不知逃避，是圣人選拔的對象，這是君子的行為。”

　　我認為不是這樣。我的觀點是：惠者看重送人東西，勇者看重死亡。面對財產(chǎn)不去算計，面臨危難不知逃避，這種人是圣人痛恨的對象，是小人的行為。

　　因此所說的君子行為有兩方面：在沒有做的時候很謹慎，已經(jīng)做了要堅守道義。謹慎地看它符合道義才行動，符合道義而且時機允許再去做，不能茍且。《易經(jīng)》上說：“吉兇悔恨都從行動中產(chǎn)生出來”，意思是說，行動者賢能和不肖的區(qū)別就在于是否茍且行動。因此君子的行為，假如能停止就安靜下來。所以在義的方面來講有可以不送東西不去死的方法，即使有一定送東西一定去死的情況，即使眾人認為難能可貴，但君子不一定認為好；在義的方面講有可以送東西可以去死的方法，卻不送東西不去死，即使眾人認為容易做，而君子卻不一定認為不難。因此推崇困難而輕視容易是小人的行為；不考慮困難還是容易，只是依據(jù)道義做事，這是君子的行為。

　　《傳》說：“義是制約天下的。”制約行為卻不按照道義，雖然是圣人也不能做的事，也只能歸入小人的行列。子路的為人可以說很賢能了，可孔子說：“仲由喜歡好勇斗狠，在這方面超過我，在才能上卻一無所取。”孔子行事只堅守道義，而子路超過了他，是在義的方面超過他，行事超出了義的限度，所以孔子認為他在才德方面一無所取是應(yīng)該的。勇敢超出道義，孔子認為不值得效仿，那么惠超過道義的時候，也就可想而知了。

　　孟子說：“可以給，也可以不給，給了就妨害惠；可以死，也可以不死，死了就妨害勇。”君子的行為一定在道義方面無所疑問才行動，如果還有疑問，就不會行動。《論語》上說：“多觀察不做危險的事，謹慎地做其他的事情，就少有后悔”，意思是說君子的行為要謹慎地堅守道義！可世上有解釋孟子文意的人說：“孟子的文章，在流傳中有了缺誤。孟子的意思是說：‘不給與就妨害了惠，不去死就妨害了勇。’”唉，這種人簡直就是沒有用腦子思考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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