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與海門的淵源

　　引導語：王安石是北宋的思想家、文學家，他與海門的淵源有哪些?我們一起來了解相關的信息吧。

　　海門是江海門戶的簡稱，本是長江入海口因泥沙沉積而形成大小不等的沙洲;至唐末，出現東洲和布洲兩大沙洲及成群小沙洲，沙洲漸次連片;至五代后周顯德五年(958年)建海門縣。由于長江主泓道北移，至明朝中，廢縣歸并通州建靜海鄉。清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建江蘇省海門直隸廳，設治于茅家鎮，民國元年(1912)復稱海門縣。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為海門縣;1994年6月撤縣設市，成立海門市。

　　據崔桐在明嘉靖年間撰修的《海門縣志》記載，王安石曾出任海門縣令。王安石(1021～1086)，北宋臨川人(今江西省東鄉縣上池村人)，字介甫，晚號半山。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學家、改革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在文學中具有突出成就。其詩“學杜得其瘦硬”，擅長于說理與修辭，善于用典故，風格遒勁有力，警辟精絕，也有情韻深婉的作品。著有《臨川先生文集》。與“韓愈、柳宗元、歐陽修、蘇洵、蘇軾、蘇轍、曾鞏”等，并稱為“唐宋八大家”。謚號曰“文”，人稱“王文公”。

　　據《明嘉靖海門縣志》等志書載，王安石繼其友沈興宗之后出任海門縣令，任職時間不到一年，由于時間太短，未見政績記載，但志書肯定其“治聲籍甚”，也就是治縣有方，群眾反映很好。原文如下：

　　王安石，字介甫，江西臨川人。少好讀書，一過目，終身不忘，其屬文動筆如飛。擢進士第，僉書淮南，至中和為海門令，治聲藉甚。后遇神宗，位至宰輔。卒，謚曰文。

　　王安石任海門知縣一事在《宋史》里并無記載，清嘉慶年間蔡上翔《王荊公年譜考略》也沒有記載。據考證， 兩部南宋地理總志《方輿勝覽》和《輿地紀勝》的通州部分，都提到王安石與海門的關系：《方輿勝覽》通州的官員無王安石，但在沈興宗名下提及王：“沈興宗為海門縣令，王介甫為撰海門興利記”;《輿地紀勝》通州的官員有王安石，“至和間王安石為海門縣令沈興宗為撰海門興利記”，同時該書通州的碑記目錄中，又列《海門興利記》，下注作者為沈興宗。這樣一來，王安石就由《海門興利記》的作者變為海門縣令，沈興宗則由海門縣令變為《海門興利記》的作者了。正是《輿地紀勝》誤將“至和間王安石為海門縣令沈興宗為撰海門興利記”解讀為“至和間王安石為海門縣令，沈興宗為撰海門興利記”才將王安石誤作海門縣令，正確的解讀應為“至和間王安石為海門縣令沈興宗撰海門興利記”，即第二個“為”是衍文。

　　綜上所述，雖然不能確定王安石在海門當過縣令，但可以確定他為海門寫了一篇《海門興利記》，其中也記載了王安石與海門的因緣。原文如下：

　　余讀豳詩：“以其婦子，馌彼南畝，田畯至喜。”嗟乎!豳之人帥其家人戮力以聽吏，吏推其意以相民，何其至也。夫喜者非自外至，乃其中心固有以然也。既嘆其吏之能民，又思其君之所以待吏，則亦欲善之心出于至誠而已，蓋不獨法度有以驅之也。以賞罰用天下，而先王之俗廢。有士于此，能以豳之吏自為，而不茍于其民，豈非所謂有志者邪?

　　以余所聞，吳興沈君興宗海門之政，可謂有志矣。既堤北海七十里以除水患，遂大浚渠川，釃取江南，以灌義寧等數鄉之田。方是時，民之墊于海，呻吟者相屬。君至，則寬禁緩求，以集流亡。少焉，誘起之以就功，莫不蹶蹶然奮其憊而來也。由是觀之，茍誠愛民而有以利之，雖創殘窮敝之馀，可勉而用也，況于力足者乎?興宗好學知方，竟其學，又將有大者焉，此何足以盡吾沈君之才，抑可以觀其志矣。而論者或以一邑之善不足書之，今天下之邑多矣，其能有以遺其民而不愧于豳之吏者，果多乎?不多，則予不欲使其無傳也。

　　至和元年六月六日，臨川王某記。

　　在這篇記中，王安石首先用《詩經·豳風》里的詩句“以其婦子，馌彼南畝，田畯至喜”來表達百姓服從官吏的安排，官吏根據民意來管理百姓的理想狀態;隨后有記錄了沈興宗在大興與海門的政績，并贊揚沈興宗是真心實意愛護百姓并且想方設法讓百姓得到實惠。還說，如果沈興宗的才能得到充分的施展，其作用將會更大。

　　沈興宗，名起，號興宗，浙江寧波人。北宋至和年間(1054～1056)任海門縣令。沈興宗是海門有史料記載以來的第一位正縣級領導，他為官清正，興修水利，筑堤擋潮，后人稱之為沈公堤，就是現在的老皇岸，它西起余西，東至呂四，綿亙八十里，如海上長城鎮守家園。沈公堤與范仲淹所筑范公堤接壤處，就是岸頭鎮(今王浩鎮)，當時王安石在沈興宗的家鄉寧波任縣令，兩人有著深厚的交往和友誼，王安石聞知沈興宗的業績后，十分欣喜，撰寫了《海門知縣沈興宗興水利記》加以激賞。后來，沈興宗得到包公的賞識，提拔重用，當沈興宗離任赴湖南時，王安石還賦詩相送：

　　諫書平日皂囊中，朝路爭看一馬驄。

　　漢節飽曾沖海霧，楚帆聊復借湖風。

　　皇華命使今為重，直通酬君遠亦同。

　　投老承明無補意，得為湘守即隨翁。

　　我們都知道王安石曾是推動北宋風云的實權宰相，但他在年輕時并不愿意在京城為官，原因是他想在地方官的位置上做些實事，把平生所學和政治理想通過基層工作中得以實現。王安石自慶歷二年(1042年)登楊寘榜進士第四名，先后任淮南判官、鄞縣知縣、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點江東刑獄等地方的官員。王安石表達志向之時很有文藝腔，他曾上表要求：“東南寬閑之區，幽辟之濱，與之一官，使得因吏事之力，少施其所學……”即使在他已經當上宰相，還是忘不了夙愿，他的《予求守江陰未得酬昌叔憶江陰見及之作》，就是在收到其妹夫朱昌叔回憶江陰的詩作后的酬唱之作。

　　黃田港北水如天，萬里風檣看賈船。

　　海外珠犀常入市，人間魚蟹不論錢。

　　高亭笑語如昨日，末路塵沙非少年。

　　強乞一官終未得，只君同病肯相憐。

　　王安石的《海門行利記》通過贊揚沈學宗修大堤，讓百姓受惠，注重民生等事跡，來宣揚他自己的政治理想，以及他對基層工作的理解。史載，王安石變法的某些法令，如《青苗法》等，都是在他當地方官的時候試行過并且效果很好的。其實王安石的前輩，改革家范仲淹在大張旗鼓地推行慶歷之前，也早在景祐年間，就已經在蘇州等地試行改革，并取得了顯著的效果。

　　北宋治平四年(1067年)神宗初即位，詔王安石知江寧府，旋召為翰林學士。熙寧二年(1069年)提為參知政事，從熙寧三年起，兩度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推行新法。宋神宗給王安石以極大的支持，王安石也體現了極大的決心，但變法還是遭受了極大的阻力。為此，王安石喊出來11世紀中國最偉大的宣言：“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這就是著名的“三不足”。

　　無論是范仲淹新政，還是王安石的變法，許多政策都在他們當地方官的時候試行過并取得了顯著的效果，應該肯定其合理性，但當這些政策在全國范圍內大張旗鼓地開展的時候，問題接踵而來，原因當然是多方面的，即便如此，仍不能否認王安石變法的積極意義，他對北宋后期社會經濟具有很深的影響，已具備近代變革的特點，被列寧譽為“中國十一世紀偉大的改革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