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淵明文學作品中的玄學思想的文學論文

　　[論文關鍵詞]自然;真;名教;道;言意之辨

　　[論文摘要]陶淵明思想之新與深刻,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人生態度,二是創作態度。陶淵明人生態度的總體特征是崇尚自然。在看待生命問題上。他委運大化,順其自然.表現出超然無懼的清曠風度;在看待生活問題上,他貴身尚生,遺形取神,表現出應物而不累于物的處世風貌;在看待歸耕問題上,他追求質性自然,保持個性舒展,表現出超塵脫俗的人格情操;在看待精神問題上,他稱心足意,歸樸守真,反叛“詩言志”,表現出體同大化的名士風貌。

　　陶淵明先儒后道,由儒人道。李長之先生認為陶淵明是“儒家而進入道家”的。陳寅恪先生認為:“惟求融合精神于運化之中,即與人自然為一體。”“淵明之為人實外儒內道,舍釋迦而尊天師者也。”同時陶淵明糅合了當時流行的玄學,形成自己鮮明的思想特點。玄學家認為,“自然”是一種最為理想的狀態,也是一種最為理想的治世原則。閱讀陶淵明的文學作品,我們得出這樣的結論:“自然”是陶淵明為人處世的最高準則。

　　一、委運于自然造化——陶淵明的生命意識

　　陶淵明重視實際的人生,認為肉體成仙說不足為憑,人總是要死的,“人生似幻化,終當歸空無”(《歸園田居五首》其四)。萬物終歸于空,成仙之說實為荒誕。自然界發展變化的規律,是有生必有死,自古以來就是如此。傳說中的神仙卻無一存在:“世間有松喬,于今定何間?”(《連雨獨飲》)既然如此,最現實的就是享受恬靜、自適的生活:“故老贈余酒,乃言飲得仙。”飲酒可斷絕各種雜念,甚至忘掉上天,這是因為“任真無所先”(《連雨獨飲》)。人生最重要的就是聽任自然,不矯情,享受生前實際的人生生活。郭象注《莊子·太宗師》說:“死與生,皆命也。無善則死,有善則生,不獨善也。故若以吾生為善乎?則吾死亦善也。”既然活著已經得到了善,那么死后也可以稱善,又何必去追求善呢?“吁嗟身后名,于我若浮煙”(《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他鄙棄身后之名,而注重實際優游的人生,體現的是玄學的思想特征。

　　陶淵明認為形神相依,形滅神亡,否定佛教的形滅神不滅的生死觀。《形影神并序》中“形”之念身,“影”之念名,都可以歸結為“戀生”,而“形”與“影”現實憂懼的背后,則是對死亡的焦慮。懼怕死亡,而使神為物累,都違背了自然之性、自然之理。如何從這種焦慮中解脫出來呢?

　　甚念傷吾身,正宜委運去。

　　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

　　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

　　追逐功名,耽溺于任放,以及由此而引發的或喜或懼,都會對自然與生命造成傷害。只有“乘化以歸盡”(《歸去來兮辭并序》),委于自然造化,聽憑于大鈞之力,坦然地擁抱生活,淡然地迎接死亡。這是他委運自然、隨順自然的開放、通達的生死觀。

　　二、應物而不累于物——陶淵明的生活態度

　　陶淵明從不同角度、層面上充分肯定了玄學的依循自然,盡情享受大自然賦予的只有一次的生命和人生生活的觀念。棄官返鄉,不為榮名所系,其原因是涵養自己本真之性,很好地保持自己的名聲,即:“養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涂口》)人生很難活百歲,歲月又催人老,如不放棄貧富貴賤的迂腐想法,去追逐榮華名利,一旦身歿,皆隨之而去,深為可惜。“若不委窮達,素抱深可惜”(《飲酒二十首并序》其十五)。生命既然如此短暫,那就應該充分享受它,讓它充滿歡聲笑語,“得歡當作樂,斗酒聚比鄰”(《雜詩十二首》其一)。貴身尚生,就是要區別身內身外,就是要重視生命,重視生活,這就是生存的意義。他的《形影神并序》中,“形”焦慮的是“身沒”,“影”焦慮的卻是“名盡”,“影”勸告“形”:不要為了“身”之暢快而任放(竹林名士的追求),冷卻了對“名”的熱情。“立善”可以精神不朽,這是濟世之志、功名之念,是名教的要求。“神(自然之道)”主張委運于自然造化,聽憑于大鈞之力,消釋了“形”與“影”的世俗情懷,不為外物所累。生活本身就是極大的幸福,就是享樂和滿足自身,何必還要有求于其它呢?

　　人在三才之中最靈智,陶淵明“夏日長抱饑,寒夜無被眠”(《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沒有去追求聲色犬馬、耳目口腹的感官享受。張湛繼承郭象的“物各有性,性各有極”的個性人格思想,發展了物質享樂的一面,鼓勵及時行樂:“夫生者,一氣之暫聚,一物之暫靈。暫聚者終散,暫靈者歸虛。而好逸惡勞,物之常性。故當生之所樂,厚味、美服、好色、音聲而已耳。”(《列子·楊朱》注)而歸居茅屋“養真”的陶淵明,對物質的態度是“稱心而言,人亦易足”(《時運并序》)。他不為物欲、情欲所纓,是因為他“傲然自足,抱樸含真”(《勸農》)。

　　既然人是三才中最靈智的,除了對物質生活的享受外,必然對精神生活也有所追求。他追求的是一種自然真實、簡淡干凈而又充滿詩情畫意的美感生活:“衡門之下,有琴有書;載彈載詠,愛得我娛。豈無他好,樂此幽居。”(《答龐參軍并序》)“我唱爾言得,灑中適何多。”(《蠟日》)“少學琴書,偶愛閑靜。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歡然有喜。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臥,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與子儼等疏》)躬耕之余,喜歡讀書、撫琴、飲酒,欣賞大自然美景,并樂于此,安于此,怡然自適。魯迅先生認為,陶淵明的這種生活態度是不易學的。“他窮到衣服也破爛不堪,而還在東籬下采菊,偶然抬起頭來,悠然的見了南山,這是何等自然。”在日常生活中,他身上確實體現了難得的“自然”。榮祖肇先生說:“他是很能欣賞自然,服從自然,以及放縱自己身心于自然的陶醉中的。”又說:“他自己放縱性情,有時只求個性的適合,決不顧社會的禮教,以及他人批評。”

　　真正歡樂自適逍遙的人生,最終是要追求實現精神心靈的徹底解放,要遺“形”取“神”。而遺“形”取“神”,便要心地閑靜虛一,不以物務營心,應物而不累于物,不以物質累形,不以形體累心。這正是玄學人士所希冀憧憬的人生哲學和人生行為的理論準則。

　　三、質性自然——陶淵明退隱歸耕的意義

　　陶淵明所處的時代,是魏晉變易充滿篡亂的時代,“是和孔融于漢末與嵇康于魏末略同”。他因“久在樊籠里,復得返自然”(《歸園田居五首》其一),為了回歸本性(性本愛丘山),故退隱。但是,他退隱的原因是對上古賢德之君羲皇、神農、炎帝之后的封建社會的否定。他認辦“三五道邈,淳風日盡”(《扇上畫贊》),“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飲酒二十首并序》其二十)。真淳、樸素的世風不見了,真正的懷德之人不見了,代之而起的是“大偽斯興”(《感士不遇賦并序》),他于是退隱回歸了。

　　他退隱的動機,身處“大偽斯興”的時代,雖無力移風易俗,但能做到不同流合污,不把自己人格喪失掉,這就是他棄官的最主要的動機。從他的詩中可以看到“道喪向千載”(《示周續之祖企謝景夷三郎》),他奉勸諸位好友,“從我潁水濱”,隨我像許由一樣隱居潁水之濱。身處如此時代,他懷念上古的淳樸和三代的太平,認為那是真正人性的世道:“愚生三季后,慨然念黃虞。”(《贈羊長史并序》)“黃唐莫逮,慨獨在余。”(《時運并序》)陶淵明“心目中理想的社會,是一種‘自然’的社會”,即“桃花源”似的社會。王弼認為上德社會是從宇宙本體“無”中生出的混沌狀態。這樣的社會一切都處于“樸”、“真”之中,也就是在純粹的“因物自然”中。由此而來,陶淵明認為,上古之時人民最淳樸、最合真性:“悠悠上古,厥初生民。傲然自足,抱樸含真。”(《勸農》)“他(陶淵明)常常把儒家虛構的淳樸無爭的上古之世和道家宣揚的小國寡民的社會模式結合成一體,作為理想世界來歌頌。”陶淵明對黑暗虛偽的世道、

　　人事有其極清醒的認識,因此在退隱中,能忍受饑寒勞苦,總不改其初衷。“芻藁有常溫,采莒足朝餐。豈不實辛苦?所懼非饑寒。貧富常交戰,道勝無戚顏”(《詠貧士七首》其五)。他憂懼的不是饑寒,而是“道(自然)”是否取勝?如果“道”取勝,則笑逐顏開。有“志于道”,所以不以“惡衣惡食”為恥。在陶淵明生活的時代,隱居已非個人行為,實際是一種政治態度,是一種不與統治者合作的態度,不承認現實政權的合法性。

　　陶淵明退隱躬耕勞動,認為勞動是人類和社會存在的基本要素,“人生歸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營,而以求自安”(《庚戌歲九月中于西田獲早稻》)?他的躬耕勞動也具有蔑棄儒家名教的意義。“先師有遺訓,憂道不憂貧。瞻望邈難逮,轉欲志長勤”(《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二首》其二)。陶淵明以耦而耕的長沮、桀溺白況,這分明是要走“小人”樊遲學稼的.道路。他躬耕南山,對“樊籠”與“自然”兩種環境中的不同人際關系有著深切的體會。“誤落塵網中”的詩人,“但畏人我欺”(《擬古九首》其六),“世俗久相欺”(《飲酒二十首并序》其十二)。躬耕南山之后,則是“聞多素心人(《移居二首》其一)。與“素心人”之間的交往,既無豪門的矯情與造作,更無官場上的欺詐與冷漠,有的只是村舍里的質樸、純真,一切歸于自然。與他們相交往來的是:“過門更相呼,有酒斟酌之。農務各自歸,閑暇輒相思。相思則披衣,言笑無厭時。”(《移居二首》其二)而他們“言笑”的話題,也與其生存狀況密切相關,“相見無雜言,但道桑麻長”(《歸園田居五首》其二)。這種山中農民的淡泊淳樸,恰與詩人的自然之本性相契合,他追求的正是這種純真自得的精神境界。葛曉音先生說:“詩人認為只有以生產勞動自營衣食為根本,才能欣賞恬靜的自然風光,享受純真的人間情意,并從中領受最高的玄理——自然之道。”他追求質性自然,保持個性舒展,表現出一種超塵脫俗的人格精神。

　　四、對“詩言志”的反叛——陶淵明的創作態度

　　陶淵明改變功利的創作觀念,一變而為娛情稱心的創作態度。詩歌由“言志”向“緣情”的轉變,這便是“通悅”。“通悅”,在內容上表現為“想說什么便說什么”,在形式上則表現為“想怎樣說便怎樣說”。建安文學“通悅”的實質是擺脫舊傳統、舊教條的束縛,是文學從內容到形式的全面解放。以詩而言,“通悅”的核心是把詩歌從儒家的“詩言志”的教條中解放出來,使之變成一個更有生命力的、更便于抒發感情即“緣情”的工具。很明顯,陶淵明娛情稱心的創作態度受“通悅”的影響很深。

　　陶淵明的這種創作態度是以他的人生態度為根底的。他只是享受生生之趣,追求精神自適自娛,實際上已經進入了審美的人生境界。陳順智說:“審美人生觀則以為人生價值的體現在于平凡事件和行動過程之中,只要能實現其心胸解放、精神自適即可,所以并不追逐目的,只是注重過程、事件是否合乎其審美的、悅性娛情的原則,用陶淵明自己的話說就是‘稱心’,‘稱心固為好’,用嵇康的話說就是‘足意’、‘稱情’……就是要‘抱樸守真’、‘抱樸守靜’。”在《五柳先生傳》中,陶淵明明確地表達了自己的創作態度:“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又在該文“贊”中說:“酣觴賦詩,以樂其志。”在《飲酒二十首并序》的“序”中,更明確地表達了自己的創作態度:“既醉之后,輒題數句自娛。紙墨遂多,辭無詮次。聊命故人書之,以為歡笑爾。”

　　與娛情稱心的創作態度相應,陶淵明對文學也持一種欣賞態度。《移居二首》(其一)是表現這種態度的典型:很高興與“素人”為鄰,與他們相處,最主要的是有共同的語言,能夠“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即以一種審美態度來探討“疑義”,絕非煩瑣考論,僅此而已。他還將“言意之辨”用于文學欣賞:“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五柳先生傳》)讀書只在領會要旨,不必拘泥于文句,不必拘泥于形象。陶淵明讀書不愿作理性思考,卻是一種玄學似的以意會之,得意忘言,這無疑是最符合文學作品的欣賞態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