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淵明與酒
梁昭明太子《陶淵明集序》云:“有疑陶淵明詩,篇篇有酒,吾觀其意不在酒,亦寄酒為跡者也。”“篇篇有灑”雖則夸張,但以酒大量地寫入詩,確以陶淵明為第一人。
陶淵明(365-427),一名潛,字元亮,東晉時著名的田園詩人,魯迅稱他和李白“在中國文學史上都是頭等人物”。陶淵明對酒有一種特殊的偏愛,他曾以“五柳先生”自喻,“性嗜酒”(《五柳先生傳》),求官的目的只是為了“公田之利,足以為酒”(《歸去來兮辭序》),甚至為了種秫釀酒,不惜家人口食與妻子爭執。蕭統《陶淵明傳》載:“公田悉令吏種秫,曰‘吾常得醉于酒足矣。’妻子因請種秔,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秔。”(注:秫,即今糯稻,有粘性,可釀酒;秔,同粳,較少粘性,不可釀酒。)
那么,陶淵明為什么如此嗜愛酒呢?陶淵明出身于一個破落的官僚地主家庭,少時頗有豪氣,“少時壯且厲,撫劍獨行游”,“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他志向遠大,希望通過出仕為官的途徑,能夠建功立業,實現“救蒼生”的宏愿。但是,他所處的時代,社會動亂不安,政治極端黑暗,門閥勢力嚴重,士庶界限非常嚴格,即使他曾祖父陶侃做過大司馬,但畢竟出身寒微,只是以武功致貴,他亦只能得到參軍、縣令等這樣的小官職。詩人面對這種黑暗的政治和險惡的政局,既無力去拔亂反正,又不肯同流合污,因而只好“逃祿歸耕”,走上“擊壤以自嘆”的道路,把隱居田園作為寄托生命的天地。從志在四海,到逃避官場,退隱歸田,這就是陶淵明一生的生活道路。這條道路就其本質來說,是一條消極反抗的道路。事實上,少年的豪壯使他追憶,家境的窮困使他煩惱,衰病的來臨使他苦悶,政治的黑暗又使他悲嘆,他雖然也想“無復獨多慮”、“聊乘化以歸盡”,但“履運增慨然”,消極歸隱并不能解決他思想中的矛盾。“何以解憂,唯有杜康”(曹操《龜雖壽》),面對殘酷的現實而又無可奈何,就只能用酒來逃避和麻醉了,于是飲酒就成了他勉強采取的一種消極逃避的手段,也成了陶詩中的一個重要題材。
下面,我們探討一下陶淵明飲酒詩的內涵。
魯迅先生說:“但陶集里有《述酒》一篇,是說當時政治的.,這樣看來,可見他于世事也并沒有遺忘和冷淡。”(《而已集?魏晉風度及文學與藥及酒之關系》)陶淵明雖然歸隱了,但他對政治是極為關心的。蕭統《陶淵明集序》亦稱陶詩“語時事指而可想,論懷抱則曠而且真”,“吾觀其意不在灑,亦寄酒為跡者也”。陶詩中有不少篇章,就直接或間接地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現實。如“道喪向千載,人人惜其情”(《飲酒三》)、“青松在東園,眾草沒其姿”(《飲酒八》)、“一世皆尚同,愿君泗其泥”、“有時不肯言,豈不在伐國”(《飲酒十八》)、“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等,揭露了社會的黑暗,世道的淪喪,表現了自己卓然獨立、高潔堅貞、不合流俗的人格。他稱當時的社會,“巨猾肆威暴,欽鴣違常旨”(《讀山海經?十三》),“閭閻懈廉退之節,市朝驅易進之心”(《感士不遇賦序》),而自己只能“流淚抱中嘆,傾耳聽司晨”。所以,陶淵明的飲酒絕對不是一種“悠然”,而是寄托了不少憤激的感情。
其次,陶淵明的飲酒也是他用來韜晦免禍的手段。《晉書?阮籍傳》云:“文帝初欲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鐘會數以時事問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獲免。”《晉書?阮裕傳》云:“大將軍王敦命為主簿。裕以敦有不臣之心,乃終日酣暢,以酒廢職。后敦事發,由是得違敦難。”《晉書?顧榮傳》云:“齊王冏召為大司馬,擅權驕恣。榮懼及禍,終日昏酣,不綜府事”這樣的例子當時還有很多,如王義季、謝朏等。由是觀之,當時飲酒被人們普遍視為一種方法,一種手段,用來躲避政治上的迫害和人事上的糾紛,而且有些人的確收到了預期的效果。陶淵明所處的時代雖說與孔融、阮籍、嵇康的時代有所不同,他也不像他們那樣對政治積極為力,而是隱居躬耕,但現實畢竟黑暗,詩人的內心又難以真正平靜,不免有時發出憤激之辭,而既有不滿,便可速禍。所以詩人寫道“但恨多廖誤,君當恕醉人”、“一士常獨醉,一夫終年醒,醒醉還相關,發言各不領。”即使別人對自己有勸仕或迫害的意思,但自己既然常醉,彼此就無法暢談,只有“發言各不領”了,這正和鐘會問阮籍以時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獲免”一樣。如果偶有失言,“君當恕醉人”,他也可以請求別人諒解。從這方面講,他的飲酒也是為了逃避,借酒來韜晦免禍,采取消極的“獨善其身”的方法,潔身自好地退隱。所以鐘嶸《詩品》稱陶淵明是“古今隱逸詩人之宗”。
再次,陶淵明的飲酒還表現了他對時光飄忽和人生短促的感慨。從漢末到南北朝,由于漢帝國的崩潰,整個社會陷入一種無秩序的混亂狀態,統治者內部相互傾軋,爭權奪利,外部征戰連年,餓莩遍野。人為的因素會不自然地威脅到人的生命,使人感到前途的渺茫和悲哀,因而發出對人生短暫的感慨。“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人生非金石,豈能長壽考”,“人生忽如寄,壽無金石固”(以上均見《古詩十九首》),“人生有何常,但患年歲暮”(孔融《雜詩》),“人生處一世,去若朝露晞”(曹植《贈白馬王彪》),甚至連雄才大略的曹操,也大唱“人生幾何”了。阮籍的詠懷詩,則幾乎每篇都有這樣的感慨。陶淵明處于晉宋易代之際,詩中這類感慨仍然是很多的。《形影神》:“天地長不沒,山川無改時,草木得常理,霜露榮悴之,謂人最靈智,獨復不如茲?”《雜詩?一》:“人生無根蒂,飄如陌上塵。”《歸田園居》:“人生似幻化,終當歸空無。”《九日閑居》:“世短意常多,斯人樂久生。”而《飲酒詩》二十首中,這類表現則更多,如“衰榮無定在,彼此更共之”、“一生復能幾,倏如流電逝”、“吾生夢幻間,何事紲塵羈”、“宇宙一何悠,人生少至百”。陶淵明的感覺仍然是那個時代的共感,他的解脫方法就是“飲酒”,自我麻醉。“余閑居寡歡,兼比夜已長,偶有名酒,無夕不飲。顧影獨盡,忽焉復醉。”(《飲酒序》)“忽與一樽酒,日夕相歡持”,故而“不覺知有我”。但這種解脫方法實在是一種“無可奈何”的方法,因詩人心里已經充滿了憂患之感了。他在求得暫時解脫的同時,更多的是內心的痛苦,所以他的終日飲酒,實在是一件最不得已的痛苦的事情。
陶詩“旨趣遙深,興寄多端”(沈德潛《古詩源評》),杜甫《可惜》詩云:“寬心應是酒,遣興莫過詩。此意陶潛解,吾生后汝期。”陶淵明以酒入詩,把酒和詩直接聯系起來,從此酒和文學發生了更加密切的關系,對后來詩人也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像唐朝的很多詩人,特別是李白,我們吟誦他們的詩,自然會想到陶淵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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