歸園田居 其四 陶淵明

　　引導語：元406年(東晉安帝義熙二年)，是陶淵明由彭澤令任上棄官歸隱后的第二年，詩人便寫下了《歸園田居》五首著名詩篇，當時詩人四十二歲。下文是其中的第四首的相關知識，歡迎大家閱讀學習。

　　歸園田居·其四

　　朝代：魏晉

　　作者：陶淵明

　　原文：

　　久去山澤游，浪莽林野娛。

　　試攜子侄輩，披榛步荒墟。

　　徘徊丘壟間，依依昔人居。

　　井灶有遺處，桑竹殘朽株。

　　借問采薪者，此人皆焉如?

　　薪者向我言，死沒無復余。

　　一世異朝市，此語真不虛。

　　人生似幻化，終當歸空無。

　　注釋

　　①去：離開。游：游宦。這句是說離開山澤而去做官已經很久了。

　　②浪莽：放蕩、放曠。這句是說今天有廣闊無邊的林野樂趣。

　　③試：姑且。榛：叢生的草木。荒墟：廢墟。這兩句是說姑且攜帶子侄，撥開叢生的草木，漫步于廢墟之中。

　　④丘壟：墳墓。依依：思念的意思。這兩句是說在墳墓間徘徊，思念著從前人們的居處。

　　⑤杇(wū )：涂抹。這兩句是說這里有井灶的遺跡，殘留的桑竹枯枝。

　　⑥此人：此處之人，指曾在遺跡生活過的人。焉如：何處去。

　　⑦沒(mò)：死。一作“歿”。

　　⑧一世：二十年為一世。朝市：城市官吏聚居的地方。這種地方為眾人所注視，現在卻改變了，所以說“異朝市”。這是當時的一句成語。這句和下句是說“一世異朝市”這句話真不假。

　　⑨幻化：虛幻變化，指人生變化無常。這句和下句是說人生好像是變化的夢幻一樣，最終當歸于虛無。

　　譯文

　　離別山川湖澤已久，縱情山林荒野心舒。

　　姑且帶著子侄晚輩，撥開樹叢漫步荒墟。

　　游蕩徘徊墳墓之間，依稀可辨前人舊居。

　　水井爐灶尚有遺跡，桑竹殘存枯干朽株。

　　上前打聽砍柴之人：“往日居民遷往何處?”

　　砍柴之人對我言道：“皆已故去并無存余。”

　　“二十年朝市變面貌”，此語當真一點不虛。

　　人生好似虛幻變化，最終難免泯滅空無。

　　鑒賞

　　公元406年(東晉安帝義熙二年)，亦即是陶淵明由彭澤令任上棄官歸隱后的第二年，詩人便寫下了《歸園田居》五首著名詩篇，當時詩人四十二歲。此詩是其中的第四首。

　　只做了八十多天彭澤縣令的陶淵明，已實在無法忍受官場的污濁與世俗的束縛，他堅決地辭官歸隱，躬耕田園，且從此終身不再出仕。脫離仕途的那種輕松之感，返回自然的那種欣悅之情，還有清靜的田園、淳樸的交往、躬耕的體驗，使得這組詩成為杰出的田園詩章，也集中體現了陶淵明追求自由、安于清貧、隱逸山野、潔身自好、遠離官場、超脫世俗的美好情操。

　　作者之所以毅然棄官歸田，并在這組詩的第三首《歸園田居·種豆南山下》中表達了只求不違所愿而不惜勞苦耕作、夕露沾衣的決心，為的是復返自然，以求得人性的回歸。這第四首詩的前四句寫歸田園后偕同子侄、信步所之的一次漫游。首句“久去山澤游”，是對這組詩首篇《歸園田居·少無適俗韻》所寫“誤落塵網中”、“久在樊籠里”的回顧。次句“浪莽林野娛”，是“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的作者在脫離“塵網”、重回“故淵”，飛出“樊籠”、復返“舊林”后，投身自然、得遂本性的喜悅。這句中的“浪莽”二字，義同放浪，寫作者此時無拘無束、自由自在的身心狀態;逯欽立校注的《陶淵明集》釋此二字為“形容林野的廣大”，似誤。句中的一個“娛”字，則表達了“性本愛丘山”的作者對自然的契合和愛賞。從第三句詩，則可見作者歸田園后不僅有林野之娛，而且有“攜子侄輩”同游的家人之樂。從第四句“披榛步荒墟”的描寫，更可見其游興之濃，而句末的“荒墟”二字承上啟下，引出了后面的所見、所問、所感。

　　陶詩大多即景就事，平鋪直敘，在平淡中見深意、奇趣。這首詩也是一首平鋪直敘之作。詩的第五到第八句“徘徊丘壟間，依依昔人居，井灶有遺處，桑竹殘杇株”，緊承首段的末句，寫“步荒墟”所見，是全詩的第二段。這四句詩與首篇《歸園田居·少無適俗韻》中所寫“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巔”那樣一幅生機盎然的田園畫適成對照。這是生與死、今與昔的對照。既淡泊而又多情、既了悟人生而又熱愛人生的作者，面對這世間的生與死、時間的今與昔問題，自有深刻的感受和無窮的悲慨。其在“丘壟間”如此流連徘徊、見“昔人居”如此依依眷念、對遺存的“井灶”和殘杇的“桑竹”也如此深情地觀察和描述的心情，是可以想象、耐人尋繹的。

　　詩的`第九到第十二句是全詩的第三段。前兩句寫作者問;后兩句寫薪者答。問話“此人皆焉如”與答話“死沒無復余”，用語都極其簡樸。而簡樸的問話中蘊含作者對當前荒寂之景的無限悵惘、對原居此地之人的無限關切;簡樸的答話則如實地道出了一個殘酷的事實，而在它的背后是一個引發古往今來無數哲人為之迷惘、思考并從各個角度尋求答案的人生問題。

　　詩的第十三到第十六句“一世異朝市，此語真不虛，人生似幻化，終當歸空無”，是最后一段，寫作者聽薪者回答后的所感。這四句詩參破、說盡了盛則有衰、生則有死這樣一個無可逃避的事物規律和自然法則。詩句看似平平淡淡，而所包含的感情容量極大，所蘊藏的哲理意義極深;這正是所謂厚積而薄發，也是陶詩的難以企及之處。正如朱光潛在《詩論》第十三章《陶淵明·他的情感生活》中所說，一些哲理，“儒、佛兩家費許多言語來闡明它，而淵明靈心進發，一語道破。讀者在這里所領悟的不是一種學說，而是一種情趣、一種胸襟、一種具體的人格”。讀陶詩，正應從中看到他內心的境界、智慧的靈光，及其對世事、人生的了悟。

　　有些賞析文章認為作者此行是訪故友，是聽到故友“死沒無復余”而感到悲哀。但從整首詩看，詩中并無追敘友情、憶念舊游的語句，似不必如此推測。而且，那樣解釋還縮小了這首詩的內涵。王國維曾說，詩人之觀物是“通古今而觀之”，不“域于一人一事”(《人間詞話刪稿》)，其“所寫者，非個人之性質”，而是“人類全體之性質”(《紅樓夢評論·馀論》)。這首詩所寫及其意義正如王國維所說。作者從“昔人居”、耕者言所興發的悲慨、所領悟的哲理，固已超越了一人一事，不是個人的、偶然的，而是帶有普遍性、必然性的人間悲劇。，而是帶有普遍性、必然性的人間悲劇。

　　陶淵明歸隱

　　隱逸詩人

　　俗稱五柳先生陶淵明被稱為“隱逸詩人之宗”。其隱逸文化總的風格有三：其一是柔，其二是淡，其三是遠。他的創作開創了田園詩的體系，從而使中國古典詩歌達到了一個新的境界。從古至今，有很多人喜歡陶淵明固守寒廬，寄意田園，超凡脫俗的人生哲學，以及他淡薄渺遠，恬靜自然，無與倫比的藝術風格;同時對陶淵明歸隱田園的原因以及他的隱居生活情況進行研究分析。下面結合陶淵明的詩歌對此作出探討。

　　陶淵明少年時受傳統儒經的影響，懷有兼濟天下大濟蒼生的壯志。但是，由于門閥制度的存在，庶族寒門出生的人不可能突破門閥士族對高官權位的壟斷，在這樣的情況下，陶淵明的理想是難以化為現實的，他理想的夢幻注定會破滅。陶淵明直到二十九歲的“高齡”才出仕為官，但終其一生，他所做的也不過是祭酒、參軍、縣丞一類的芝麻小官，不僅壯志無法施展，而且不得不在茍合取容中降志辱身和一些官場人物虛與委蛇。到他三十九歲時，多年來的經歷使他的思想發生了本質的變化，他開始轉向躬耕來自給自足，追求心靈的寧靜與澹泊。此后，他又為彭澤縣令，因不愿為五斗米折腰，上任八十余日就解印掛職而歸。從此，他結束了他仕途的努力和曾經的彷徨，義無反顧地走上了歸隱田園之路。 自四十一歲歸隱田園之后，陶淵明確確實實享受了一段“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的田園樂趣。然而書香門第出來的陶淵明畢竟不是稼穡的好手，“開荒南野際”的辛勤也未必能使他過上衣食無憂的小康生活。義熙四年在陶淵明四十四歲時，一場災禍更使得他全家一貧如洗。這年夏天，詩人筆下洋溢著生活氣息的“方宅十余畝，草屋八九間”被一場無情的大火燒光了，全家只好寄居在船上，靠親朋好友的接濟過活。永初三年(422年)陶淵明五十八歲時生活已近絕境，其情狀反映在《有會而作》一詩中，“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長饑。菽麥實所羨，孰敢慕甘肥!”元嘉四年(427年)，詩人貧病交加，在其《挽歌詩》中第二首自挽詩中，詩人對死后可以“鼓腹無所思”的幻想讀來讓人心酸：“在昔無酒飲，今但湛空觚。春醪生蜉蟻，何時更能嘗。肴案盈我前，親舊哭我傍”。元嘉四年(427年)十一月，六十三歲的陶淵明淡然離世。

　　隱退原因

　　關于陶淵明的出仕與隱退，人們習慣于從社會大環境崇尚隱逸之風和他內儒外道的思想去解釋。其實，抓住陶淵明五次仕宦經歷，歷史地具體地去分析他為何隱退守拙的原因，可以得出一些新的認識。可歸結為兩點：一是陶淵明本性使然，一是社會現實使然。陶淵明性格的本質特征是追求心靈的最大自由和心態的閑適優雅，仕宦生活不符合他崇尚自然的本性。陶淵明處于一個崇尚自由、玄風扇熾的時代，政治上的篡奪和殺伐使一意尋求避禍全身的士人極易形成隱逸的品格。陶淵明隱逸性情的形成，應當說與東晉士族文人這種普遍企羨隱逸，追求精神自由的風尚不無關系。就是這種崇尚自然、悠然灑脫的天然稟賦，使他不堪“為五斗米向鄉里小人折腰”，而最終掛官歸田。他寫了《歸去來兮辭》，在詩中他十分坦誠地講，就任縣令，是為生計所迫;之所以辭職，是因為“質性自然，非矯勵所得，饑凍雖切，違己交病”，超然的性格使他寧可餓肚子，也不愿違心地逢迎上司而混跡官場了。在《歸園田居》中，詩人歌道：“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久在樊籠里，復得返自然。”短短幾句，對仕途的厭惡之情溢于言表。因“質性自然”“本愛丘山”，視仕宦之途為樊籠的陶淵明，終辭職歸隱，拋離塵雜，返歸自然。

　　陶淵明歸隱田園不僅要與他率真的個性結合考慮，更要從廣闊的政治背景以及他的仕宦生涯去體察，他的`入世與出世可以說都與當時的社會現實有關。陶淵明雖最終解職歸田，但他少壯時，卻是有一番建功立業、兼濟天下的思想的。在《飲酒》、《雜詩》等詩歌中，他曾道：“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經”，“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少時壯且厲，撫劍獨行游”，表明了他并非一開始就有出世的想法。他出生于世代官宦的家庭，又是元勛之后，也曾期望在仕途中有所進取，在政治上有所作為。但他所處的東晉末年時局動蕩：宗室內部的斗爭，軍閥對政權的野心，不斷引起血腥的殺戮乃至激烈的火拼。這種社會動亂不僅給人民帶來災難，同時在社會上層也造成嚴重的不安感。這使陶淵明的政治雄心不得不有所消減。另外，在這種權力爭奪之中，一切卑污血腥的陰謀，無不打著崇高道義的幌子，這使秉性真淳的陶淵明也難以忍受。從晉孝武帝太元十八年，二十九歲的陶淵明第一次出來做官，到四十二歲掛冠歸田共十三年。這期間，陶淵明一直處于“出世”與“入世”的矛盾斗爭中，這在他的詩中多有體現。在《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涂口》等詩中，他嘆道：“如何舍此去，遙遙至西荊”，“日月擲人去，有志不獲聘”，詩中蘊籍著詩人太多的失望和悲慨，可以看出詩人也曾為是否歸田有過痛苦的徘徊和猶豫，但終究“愛丘山”的夙愿壓倒了“逸四海”的猛志，他終于找到了他最終的路——歸隱田園。所以說，他的歸隱是社會現實使然，是他的思想與社會現實無法調和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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