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寞沙洲冷蘇軾

　　寂寞沙洲冷為蘇軾《卜算子》中的最后一句，是一句家喻戶曉的句子。那么，《卜算子》的全文是什么呢?下面是小編分享的蘇軾《卜算子》，歡迎閱讀!

　　《卜算子》

　　缺月掛疏桐，漏斷人初靜。

　　誰見幽人獨往來?

　　縹緲孤鴻影。

　　驚起卻回頭，有恨無人省。

　　揀盡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洲冷。

　　賞析

　　這首詞是元豐五年(1082)十二月蘇軾初貶黃州寓居定慧院時所作。詞中借月夜孤鴻這一形象托物寓懷，表達了詞人孤高自許、蔑視流俗的心境。

　　上闋前兩句營造了一個夜深人靜、月掛疏桐的孤寂氛圍，為幽人、孤鴻的出場作鋪墊。“漏”指古人計時用的漏壺;“漏斷”即指深夜。這兩句出筆不凡，渲染出一種孤高出生的境界。接下來的兩句，先是點出一位獨來獨往、心事浩茫的“幽人”形象，隨即輕靈飛動地由“幽人”而孤鴻，使這兩個意象產生對應和契合，讓人聯想到：“幽人”那孤高的心境，不正象縹緲若仙的孤鴻之影嗎?這兩句，既是實寫，又通過人、鳥形象的對應、嫁接，極富象征意味和詩意之美地強化了“幽人”的超凡脫俗。

　　下闋專寫孤鴻遭遇不幸，心懷幽恨，驚恐不已，揀盡寒枝不肯棲息，只好落宿于寂寞荒冷的沙洲。這里，詞人以象征手法，匠心獨運地通過鴻的孤獨縹緲，驚起回頭、懷抱幽恨和選求宿處，表達了作者貶謫黃州時期的孤寂處境和高潔自許、不愿隨波逐流的心境。作者與孤鴻惺惺相惜，以擬人化的手法表現孤鴻的心理活動，把自己的主觀感情加以對象化，顯示了高超的藝術技巧。

　　這首詞的境界，確如黃庭堅所說：“語意高妙，似非吃煙火食人語，非胸中有萬卷書，筆下無一點塵俗氣，孰能至此!”這種高曠灑脫、絕去塵俗的境界，得益于高妙的藝術技巧。作者“以性靈詠物語”，取神題外，意中設境，托物寓人;在對孤鴻和月夜環境背景的描寫中，選景敘事均簡約凝練，空靈飛動，含蓄蘊藉，生動傳神，具有高度的典型性。

　　作者

　　蘇軾(1037～1101)，字子瞻，號東坡居士，北宋 眉山人。是著名的文學家，唐宋散文八大家之一。他學識淵博，多才多藝，在書法、繪畫、詩詞、散文各方面都有很高造詣。他的書法與蔡襄、黃庭堅、米芾合稱“宋四家”;善畫竹木怪石，其畫論，書論也有卓見。是北宋繼歐陽修之后的文壇領袖，散文與歐陽修齊名;詩歌與黃庭堅齊名;他的詞氣勢磅礴，風格豪放，一改詞的婉約，與南宋 辛棄疾并稱“蘇辛”，共為 豪放派詞人。

　　嘉祐二年(1057)進士，任福昌縣主簿、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府節度判官，召直史館。神宗元豐二年(1079)知湖州時，以訕謗系御史臺獄，三年貶黃州團練使，筑室于東坡，自號東坡居士。后量移諸州。哲宗元祐元年(1086)還朝，為中書舍人，翰林學士。知制誥。九年，又被劾奏譏斥先朝，遠貶惠州、儋州，元符三年(1100)，始被召北歸，卒于常州。著有《東坡全集》一百十五卷，今存。

　　作者生平

　　早年經歷

　　蘇軾于宋仁宗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1037年1月8日）出生于眉州眉山，據傳是初唐大臣蘇味道之后。蘇軾的祖父是蘇序， 表字仲先，祖母史氏。蘇軾的父親蘇洵，即《三字經》里提到的“二十七，始發奮”的“蘇老泉”。蘇洵發奮雖晚，但是很用功。蘇軾其名“軾”原意為車前的扶手，取其 默默無聞卻扶危救困，不可或缺之意。蘇軾生性放達，為人率真，深得道家風范。好交友，好美食，創造許多飲食精品， 好品茗，亦雅好游山林。

　　進京應試

　　嘉祐元年（1056年），蘇軾首次出川赴京，參加朝廷的科舉考試。蘇洵帶著二十一歲（虛歲出生算一歲，過正月初一加一歲，此時周歲十九歲，以下年齡同顯示為虛歲）的蘇軾，十九歲（虛歲）的蘇轍，自偏僻的西蜀地區，沿江東下，于嘉祐二年（1057年）進京應試。當時的主考官是文壇領袖歐陽修，小試官是詩壇宿將梅堯臣。蘇軾那清新灑脫的文風，一下子把他們震動了。策論的題目是《刑賞忠厚之至論》，蘇軾的《刑賞忠厚之至論》獲得主考官歐陽修的賞識，卻因歐陽修誤認為是自己的弟子曾鞏所作，為了避嫌，使他只得第二。蘇軾在文中寫道：“皋陶為士，將殺人。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歐、梅二公既嘆賞其文，卻不知這幾句話的出處。及蘇軾謁謝，即以此問軾，蘇軾答道：“何必知道出處！”歐陽修聽后，不禁對蘇軾的豪邁、敢于創新極為欣賞，而且預見了蘇軾的將來：“此人可謂善讀書，善用書，他日文章必獨步天下。”

　　名動京師

　　在歐陽修的一再稱贊下，蘇軾一時聲名大噪。他每有新作，立刻就會傳遍京師。當父子名動京師、正要大展身手時，突然傳來蘇軾蘇轍的母親病故的噩耗。二兄弟隨父回鄉奔喪。嘉祐四年十月守喪期滿回京，嘉祐六年（1061年），蘇軾應中 制科考試，即通常所謂的“三年京察”，入第三等，為“百年第一”，授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府判官。四年后還朝判登聞鼓院。治平二年，蘇洵病逝，蘇軾、蘇轍兄弟扶柩還鄉，守孝三年。三年之后，蘇軾還朝，震動朝野的王安石變法開始了。蘇軾的許多師友，包括當初賞識他的恩師 歐陽修在內，因反對新法與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見不合，被迫離京。朝野舊雨凋零，蘇軾眼中所見，已不是他二十歲時所見的“平和世界”。

　　自請出京

　　熙寧四年（1071年），蘇軾上書批評新法的弊端，引起了王安石的憤怒。御史謝景在皇帝神宗面前指出蘇軾的過失，蘇軾因此請求離開京城任職。同年，他被任命為杭州通判。

　　熙寧七年（1074年）秋，蘇軾被調往密州（今山東諸城）擔任知州。在此期間，他以革新除弊、因法便民而有所政績。

　　熙寧十年（1077年）四月至元豐二年（1079年）三月，蘇軾在徐州擔任知州。期間，黃河在曹村決口，導致梁山泊泛濫，南清河水溢出故道，洪水匯聚在徐州城下，城墻瀕臨被洪水沖毀。蘇軾堅持留在城中，勸說富裕的百姓回城，并親自到武衛營動員士兵參與抗洪。他們修筑了東南長堤，連夜奮戰，最終保全了徐州城。蘇軾還請求朝廷征調明年夫役，增筑徐州舊城，并修建木質護岸以防未來洪水，朝廷同意了他的請求。

　　元豐二年（1079年）四月，蘇軾調往湖州任知州，繼續他的政務生涯。

　　烏臺詩案

　　元豐二年（1079年），蘇軾四十四歲（虛歲），調任湖州知州。上任后，他即給皇上寫了一封《湖州謝表》，這本是例行公事，但蘇軾是詩人，筆端常帶感情，即使官樣文章，也忘不了加上點個人色彩，說自己“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這些話被新黨抓了辮子，說他是“愚弄朝庭，妄自尊大”，說他“銜怨懷怒”，“指斥乘輿”，“包藏禍心”，諷刺政府，莽撞無禮，對皇帝不忠，如此大罪可謂死有余辜了。他們從蘇軾的大量詩作中挑出他們認為隱含譏諷之意的句子，一時間，朝廷內一片倒蘇之聲。這年七月二十八日，蘇軾上任才三個月，就被御史臺的吏卒逮捕，解往京師，受牽連者達數十人。這就是北宋著名的“ 烏臺詩案”（烏臺，即御史臺，因其上植柏樹，終年棲息烏鴉，故稱烏臺）。

　　烏臺詩案這一巨大打擊成為他一生的轉折點。新黨們非要置蘇軾于死地不可。救援活動也在朝野同時展開，不但與蘇軾政見相同的許多元老紛紛上書，連一些變法派的有識之士也勸諫神宗不要殺蘇軾。王安石當時退休金陵，也上書說：“安有圣世而殺才士乎？”在大家努力下，這場詩案就因王安石“一言而決”，蘇軾得到從輕發落，貶為黃州（今湖北黃岡）團練副使，本州安置，受當地官員監視。蘇軾坐牢103天，幾次瀕臨被砍頭的境地。幸虧北宋時期在太祖趙匡胤年間既定下不殺士大夫的國策，蘇軾才算躲過一劫。

　　被貶黃州

　　出獄以后，蘇軾被降職為黃州（今湖北黃岡市）團練副使（相當于現代民間的自衛隊副隊長）。這個職位相當低微，并無實權，而此時蘇軾經此一役已變得心灰意冷，蘇軾到任后，心情郁悶，曾多次到黃州城外的赤壁山游覽，寫下了《赤壁賦》、《后赤壁賦》和《念奴嬌·赤壁懷古》等千古名作，以此來寄托他謫居時的思想感情。于公余便帶領家人開墾城東的一塊坡地，種田幫補生計。“東坡居士”的別號便是他在這時起的。

　　東山再起

　　1084年（元豐七年），蘇軾離開黃州，奉詔赴汝州就任。由于長途跋涉，旅途勞頓，蘇軾的幼兒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遙遠，且路費已盡，再加上喪子之痛，蘇軾便上書朝廷，請求暫時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準。當他準備要南返常州時，神宗 駕崩。常州一帶水網交錯，風景優美。他在常州居住，既無饑寒之憂，又可享美景之樂，而且遠離了京城政治的紛爭，能與家人、眾多朋友朝夕相處。于是 蘇東坡終于選擇了常州作為自己的終老之地。

　　1085年，宋哲宗即位，高太后以哲宗年幼為名，臨朝聽政，司馬光重新被啟用為相，以王安石為首的新黨被打壓。蘇軾復為朝奉郎知登州（蓬萊）。四個月后，以禮部郎中被召還朝。在朝半月，升起居舍人，三個月后，升 中書舍人，不久又升 翰林學士知制誥，知禮部貢舉。當蘇軾看到新興勢力拼命壓制王安石集團的人物及盡廢新法后，認為其與所謂“王黨”不過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諫議。他對舊黨執政后，暴露出的腐敗現象進行了抨擊，由此，他又引起了保守勢力的極力反對，于是又遭誣告陷害。蘇軾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黨，又不能見諒于舊黨，因而再度自求外調。

　　文學成就

　　詞作

　　蘇軾在詞的創作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就一種文體自身的發展而言，蘇詞的歷史性貢獻又超過了蘇文和蘇詩。蘇軾繼柳永之后，對詞體進行了全面的改革，最終突破了詞為“艷科”的傳統格局，提高了詞的文學地位，使詞從音樂的附屬品轉變為一種獨立的抒情詩體，從根本上改變了詞史的發展方向。

　　蘇軾對詞的變革，基于他詩詞一體的詞學觀念和“自成一家”的創作主張。

　　自晚唐五代以來，詞一直被視為“小道”。雖然柳永一生專力寫詞，推進了詞體的發展，但他未能提高詞的文學地位。這個任務有待于蘇軾來完成。蘇軾首先在理論上破除了詩尊詞卑的觀念。他認為詩詞同源，本屬一體，詞“為詩之苗裔”，詩與詞雖有外在形式上的差別，但它們的藝術本質和表現功能應是一致的。因此他常常將詩與詞相提并論，由于他從文體觀念上將詞提高到與詩同等的地位，這就為詞向詩風靠攏、實現詞與詩的相互溝通滲透提供了理論依據。

　　為了使詞的美學品位真正能與詩并駕齊驅，蘇軾還提出了詞須“自是一家”的創作主張。此處的“自是一家”之說，是針對不同于柳永詞的“風味”而提出的，其內涵包括：追求壯美的風格和闊大的意境，詞品應與人品相一致，作詞應像寫詩一樣，抒發自我的真實性情和獨特的人生感受。因為只有這樣才能“其文如其為人”（《答張文潛縣丞書》），在詞的創作上自成一家。蘇軾一向以文章氣節并重，在文學上則反對步人后塵，因而他不滿意秦觀“學柳七作詞”而缺乏“氣格”。

　　擴大詞的表現功能，開拓詞境，是蘇軾改革詞體的主要方向。他將傳統的表現女性化的柔情之詞為擴展為表現男性化的豪情之詞，將傳統上只表現愛情之詞擴展為表現性情之詞，使詞像詩一樣可以充分表現作者的性情懷抱和人格個性。蘇軾讓充滿進取精神、胸懷遠大理想、富有激情和生命力的仁人志士昂首走入詞世界，改變了詞作原有的柔軟情調，開啟了南宋辛派詞人的先河。

　　與蘇軾一樣，蘇詞中也常常表現對人生的思考。這種對人生命運的理性思考，增強了詞境的哲理意蘊。蘇軾雖然深切地感到人生如夢，但并未因此而否定人生，而是力求自我超脫，始終保持著頑強樂觀的信念和超然自適的人生態度。

　　蘇詞比較完整地表現出作者由積極轉而矛盾苦悶，力求超脫自適而不斷追求的心路歷程和他疏狂浪漫、多情善思的個性氣質。繼柳永、歐陽修之后，蘇軾進一步使詞作中的抒情人物形象與創作主體由分離走向同一。

　　蘇詞既向內心的世界開拓，也朝外在的世界拓展。晚唐五代文人詞所表現的生活場景很狹小，主要局限于封閉性的畫樓繡戶、亭臺院落之中。入宋以后，柳永開始將詞境延利到都邑市井和千里關河、葦村山驛等自然空間，張先則向日常官場生活環境靠近。蘇軾不僅在詞中大力描繪了作者日常交際、閑居讀書及躬耕、射獵、游覽等生活場景，而且進一步展現了大自然的壯麗景色。

　　蘇軾用自己的創作實踐表明：詞是無事不可寫，無意不可入的。詞與詩一樣，具有充分表現社會生活和現實人生的功能。由于蘇軾擴大了詞的表現功能，豐富了詞的情感內涵，拓展了詞的時空場景，從而提高了詞的藝術品味，把詞堂堂正正地引入文學殿堂，使詞從“小道”上升為一種與詩具有同等地位的抒情文體。

　　“以詩為詞”的手法則是蘇軾變革詞風的主要武器。所謂“以詩為詞”，是將詩的表現手法移植到詞中。蘇詞中較成功的表現有用題序和用典故兩個方面。

　　有了詞題和詞序，既便于交代詞的寫作時地和創作緣起，也可以豐富和深化詞的審美內涵。在詞中大量使事用典，也始于蘇軾。詞中使事用典，既是一種替代性、濃縮性的敘事方式，也是一種曲折深婉的抒情方式。蘇詞大量運用題序和典故，豐富和發展了詞的表現手法，對后來詞的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

　　從本質上說，蘇軾“以詩為詞”是要突破音樂對詞體的制約和束縛，把詞從音樂的附屬品變為一種獨立的抒情詩體。蘇軾寫詞，主要是供人閱讀，而不求人演唱，故注重抒情言志的自由，雖也遵守詞的音律規范而不為音律所拘。正因如此，蘇軾作詞時揮灑如意，即使偶爾不協音律規范也在所不顧。也正是如此，蘇詞像蘇詩一樣，表現出豐沛的激情，豐富的想象力和變化自如、多姿多彩的語言風格。雖然蘇軾現存的362首詞中，大多數詞的風格仍與傳統的婉約柔美之風比較接近，但已有相當數量的作品體現出奔放豪邁、傾蕩磊落如天風海雨般的新風格，如名作《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

　　在兩宋詞風轉變過程中，蘇軾是關鍵人物。王灼《碧雞漫志》卷二說：“東坡先生非心醉于音律者，偶爾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筆者始知自振。”強化詞的文學性，弱化詞對音樂的依附性，是蘇軾為后代詞人所指出的“向上一路”。后來的南渡詞人和辛派詞人就是沿著此路而進一步開拓發展的。

　　詩作

　　蘇軾對社會的看法和對人生的思考都毫無掩飾地表現在其文學作品中，其中又以詩歌最為淋漓酣暢。在二千七百多首蘇詩中，干預社會現實和思考人生的題材十分突出。蘇軾對社會現實中種種不合理的現象抱著“一肚皮不入時宜”的態度，始終把批判現實作為詩歌的重要主題。更可貴的是，蘇軾對社會的批判并未局限于新政，也未局限于眼前，他對封建社會中由來已久的弊政、陋習進行抨擊，體現出更深沉的批判意識。

　　蘇軾一生宦海浮沉，奔走四方，生活閱歷極為豐富。他善于從人生遭遇中總結經驗，也善于從客觀事物中見出規律。在他眼中，極平常的生活內容和自然景物都蘊含著深刻的道理，如《題西林壁》和《和子由澠池懷舊》兩詩。在這些詩中，自然現象已上升為哲理，人生的感受也已轉化為理性的反思。尤為難能可貴的是，詩中的哲理是通過生動、鮮明的藝術意象自然而然地表達出來，而不是經過邏輯推導或議論分析所得。這樣的詩歌既優美動人，又饒有趣味，是名副其實的理趣詩。“不識廬山真面目”和“雪泥鴻爪”一問世即流行為成語，說明蘇軾的理趣詩受到普遍喜愛。蘇軾中類似的作品還有很多，如《泗州僧伽塔》、《飲湖上初晴后雨》、《慈湖夾阻風》等。蘇軾極具靈心慧眼，所以到處都能發現妙理新意。

　　深刻的人生思考使蘇軾對沉浮榮辱持有冷靜、曠達的態度，這在蘇軾中有充分的體現。蘇軾在逆境中的詩篇當然含有痛苦、憤懣、消沉的一面，但蘇軾更多的詩則表現了對苦難的傲視和對痛苦的超越。

　　蘇軾學博才高，對詩歌藝術技巧的掌握達到了得心應手的純熟境界，并以翻新出奇的精神對待藝術規范，縱意所如，觸手成春。而且蘇軾的表現能力是驚人的，在蘇軾筆下幾乎沒有不能入詩的題材。

　　以“元祐”詩壇為代表的北宋后期是宋詩的鼎盛時期，王安石、蘇軾、黃庭堅、陳師道等人的創作將宋詩藝術推向了高峰。就風格個性的突出、鮮明而言，王、黃、陳三家也許比蘇軾詩更引人注目。然而論創作成就，則蘇軾無疑是北宋詩壇上第一大家。在題材的廣泛、形式的多樣和情思內蘊的深厚這幾個維度上，蘇軾都是出類拔萃的。更重要的是，蘇軾具有較強的藝術兼容性，他在理論上和創作中都不把某一種風格推到定于一尊的地位。這樣，蘇軾雖然在創造宋詩生新面貌的過程中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但他基本上避免了宋詩尖新生硬和枯燥乏味這兩個主要缺點。所以蘇軾在總體成就上實現了對同時代詩人的超越，成為最受后代廣大讀者歡迎的宋代詩人。

　　文章

　　蘇軾的文學思想是文、道并重。他推崇韓愈和歐陽修對古文的貢獻，都是兼從文、道兩方面著眼的。但是蘇軾的文道觀在北宋具有很大的獨特性。首先，蘇軾認為文章的藝術具有獨立的價值，如“精金美玉，文章并不僅僅是載道的工具，其自身的表現功能便是人類精神活動的一種高級形態。其次，蘇軾心目中的“道”不限于儒家之道，而是泛指事物的規律。所以蘇軾主張文章應像客觀世界一樣，文理自然，姿態橫生。他提倡藝術風格的多樣化和生動性，反對千篇一律的統一文風，認為那樣會造成文壇“彌望皆黃茅白葦”般的荒蕪。

　　正是在這種獨特的文學思想指導下，蘇軾的散文呈現出多姿多彩的藝術風貌。他廣泛地從前代的作品中汲取藝術營養，其中最重要的淵源是孟子和戰國縱橫家的雄放氣勢、莊子的豐富聯想和自然恣肆的行文風格。蘇軾確實具有極高的表現力，在他筆下幾乎沒有不能表現的客觀事物或內心情思。蘇文的風格則隨著表現對象的不同而變化自如，像行云流水一樣的自然、暢達。韓愈的古文依靠雄辯和布局、蓄勢等手段來取得氣勢的雄放，而蘇文卻依靠揮灑如意、思緒泉涌的方式達到了同樣的目的。蘇文氣勢雄放，語言卻平易自然，這正是宋文異于唐文的特征之一。

　　蘇軾擅長寫議論文。他早年寫的史論有較濃的縱橫家習氣，有時故作驚人之論而不合義理，如《賈誼論》責備賈誼不知結交大臣以圖見信于朝廷，《范增論》提出范增應為義帝誅殺項羽。但也有許多獨到的見解，如《留侯論》謂圯上老人是秦時的隱君子，折辱張良是為了培育其堅忍之性；《平王論》批評周平王避寇遷都之失策，見解新穎而深刻，富有啟發性。這些史論在寫作上善于隨機生發，翻空出奇，表現出高度的論說技巧，成為當時士子參加科場考試的范文，所以流傳極廣。蘇軾早年的政論文也有類似的風格特點，但隨著閱歷的加深，縱橫家的習氣遂逐漸減弱，例如元祐以后所寫的一些奏議，內容上有的放矢，言詞則剴切沉著，接近于賈誼、陸贄的文風。

　　史論和政論雖然表現出蘇軾非凡的才華，但雜說、書札、序跋等議論文，更能體現蘇軾的文學成就。這些文章同樣善于翻新出奇，但形式更為活潑，議論更為生動，而且往往是夾敘夾議，兼帶抒情。它們以藝術感染力來加強邏輯說服力，所以比史論和政論更加具備美文的性質。

　　蘇軾的敘事記游之文，敘事、抒情、議論三種功能更是結合得水乳交融。

　　由于蘇軾作文以“辭達”為準則，所以當行即行，當止就止，很少有蕪詞累句，這在他的筆記小品中表現得最為突出。如《記承天夜游》，全文僅八十余字，但意境超然，韻味雋永，為宋代小品文中的妙品。

　　蘇軾的辭賦和四六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他的辭賦繼承了歐陽修的傳統，但更多地融入了古文的疏宕蕭散之氣，吸收了詩歌的抒情意味，從而青出于藍而勝于藍，創作了《赤壁賦》和《后赤壁賦》這樣的名篇。《赤壁賦》沿用賦體主客問答、抑客伸主的傳統格局，抒寫了自己的人生哲學，同時也描寫了長江月夜的幽美景色。全文駢散并用，情景兼備，堪稱優美的散文詩。

　　蘇軾甚至在四六中也同樣體現出行云流水的風格，他在翰林院任職時所擬的制誥曲贍高華，渾厚雄大，為臺閣文字中所罕見。他遭受貶謫后寫的表啟更是真切感人，是四六體中難得的性情之作。

　　蘇軾的散文在宋代與歐陽修、王安石齊名，但如果單從文學的角度來看，則蘇文無疑是宋文中成就最高的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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