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衛風·有狐》的正解

時間：2020-12-13 13:07:34 詩經我要投稿

《詩經·衛風·有狐》的正解

　　［摘要］ 《有狐》一詩，三嘆其“憂”，深憂“之子”無衣。而“無衣”所指向的是戰爭、行役。《詩經》中寫狐的詩歌，“狐”喻指征夫。故而《有狐》為征婦懷遠之詩。而“征夫無衣，征婦送衣”這一母題一再被摹寫。

《詩經·衛風·有狐》的正解

　　［關鍵詞］ 《有狐》；無衣；征夫

　　“《有狐》的主旨頗為難解”［1］。由此一語即可想見，對于這首詩，古今學者也是眾說紛紜，聚訟不休。本詩僅三章十二句，錄之如下：

　　有狐綏綏，在彼淇梁。心之憂矣，之子無裳。

　　有狐綏綏，在彼淇厲。心之憂矣，之子無帶。

　　有狐綏綏，在彼淇側。心之憂矣，之子無服［2］。

　　一、對《有狐》主旨的探究

　　撇開經學家們對《有狐》的各種解說，就詩篇而言，是以一個女子的口吻表達了她對心愛之人的思念與憂慮。本詩抒寫憂念，為一唱三嘆的重章結構，其憂思哀婉感人。這本是一首清新自然的情詩，風致婉約，真摯感人。然而，這種理解卻不合乎經學家們的風化詩教原則，于是，他們就給《有狐》描上了種種關乎風化的粉墨，弄得這樣一首感人至深的詩歌迷霧重重，令人不知所云了。

　　《詩序》認為：“《有狐》，刺時也。衛之男女失時，喪其妃耦焉。古者國有兇荒，則殺禮而多昏，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所以育人民也。”［3］順著《詩序》定下的調子，《鄭箋》、《孔疏》越走越遠，說這首詩是：“皆陳喪其妃耦不得匹行，思為夫婦之辭。”又解釋說：“時婦人喪其妃耦，寡而憂是子無裳，無為作裳者，欲與為室家。”“裳之配衣，猶女之配男，故假言之子無裳，己欲與為作裳以喻己欲與之為室家。”［4］朱熹是主張“去序言詩”的，他曾批評《詩序》說：

　　《詩序》實不足信。向見鄭漁仲有《詩辨妄》，力詆《詩序》，其間言太甚，以為皆是村野妄人所作。始亦疑之。后來，仔細看一兩篇，因質之《史記》、《國語》，然后知《詩序》之果不足信［5］。

　　然而，對于這首詩，他卻完全接受承傳了《詩序》、《鄭箋》、《孔疏》的觀點，朱熹也認為《有狐》是說：“國亂民散，喪其妃耦，有寡婦見鰥夫而欲嫁之，故讬言有狐獨行，而憂其無裳也。”［6］仔細揣摩從《詩序》到《詩集傳》這一派對《有狐》的解說，盡管存在著《詩序》以此詩三章皆為“興”而《詩集傳》認為三章都是“比”的不同，但它們在以下的兩點上是一致的：第一，認為“有狐綏綏”喻指男子無家室者；第二，認為“無裳”、“無帶”、“無服”喻指男子無室家，即男子沒有配偶。

　　詩作為經學而被講授、傳承，經學家們難免只知有經，而不知有詩。《詩序》說這首詩“刺時”、“男女無夫家”，以后的傳經者便明指《有狐》為“寡婦見鰥夫而欲嫁之”。再回到詩句看看，何以見得？“寡婦”、“鰥夫”之談全為穿鑿，無從說起。牟應震就曾針鋒相對地指出：“《集傳》‘見鰥夫而欲嫁之’，說本于《序》。曰：于經文不見此義！鰥而無衣，或不欲嫁之矣。”［7］又指出：“為此說者，以齊詩有‘雄狐綏綏’一語，故解‘綏綏’為‘獨行求匹’而一誤再誤也。”［8］《毛詩質疑》的反駁可謂有力，而且牟應震對“綏綏”的分析也給我們以啟示。而孫作云先生也對《有狐》作了嘗試性的解說，他認為：“這首歌是女子所唱，她把她想親近的那位男子比作狐貍。她說：‘小狐貍兒，你在淇水岸上徘徊什么呢？我心里正為你發愁沒有人給你縫衣裳呢！’言外之意，我能給你縫衣裳呢！一種忸怩作態之狀，宛如在目。”［9］從中不難看出，孫作云把《有狐》理解成“戀歌”，似乎沒能體味詩中的深深憂慮，且對本詩主旨的把握仍不脫“欲嫁”說之窠臼。

　　除此之外，對這首詩的不同理解還有：聞一多《風詩類鈔》認為是未嫁女子思念情人。金啟華《國風今譯》認為是寫妻子憂念丈夫久役無衣。陸侃如、馮沅君《中國詩史》認為是寫不得志者的憂愁。而張桂萍認為它是“古代大臣憂國之作”［10］。其中，金啟華的說法本自方玉潤《詩經原始》，較為合理。以此為基礎，筆者進一步揣摩玩味，仔細尋求《詩經》內證以成其說。毫無疑問，對“有狐”和“無裳（帶、服）”所指為何的理解是解讀本詩的關鍵。而實際上，本詩所觸及的不僅僅是“有狐”和“無衣”兩個問題點，而是這兩個問題簇。“有狐”涉及《詩經》中寫到“狐”的`詩歌九篇；而無衣的問題牽扯到至少兩篇詩歌。而后者正是《有狐》抒情主人公所憂慮的內容，顯得格外重要。

　　二、無衣指向戰爭

　　《有狐》一詩，三嘆其“憂”。體察此女子的情懷，進而推情入理，分析其憂慮的原因，這無疑就是正確理解這首詩的關鍵所在。“心之憂矣，之子無裳（無帶、無服）”果真是指該女子所憂慮的是男子無室家嗎？認為女子見到男子沒有衣裳就想到他沒有配偶，就繼而想到要嫁給他，這不能不說是太機械的猜想。其實，無論是憂其“無裳”、“無帶”還是“無服”，總起來說，就是憂心掛念他沒有衣服穿。也即：心之憂矣，之子“無衣”。而“無衣”所指向的是戰爭、行役。在《詩經》中，“無衣”與戰爭、行役緊密相連，關系是很明確的。

　　《秦風·無衣》唱道：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王于興師，修我矛戟，與子偕作。

　　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

　　這里，歌者所表達的是對“豈曰無衣”的回答，要“與子同袍（同澤、同裳）”。于是，表面上看，“子”無衣的難題好像是解決了，但實質上，“子”仍然無衣，只是與別人“同”衣而已。從這個意義出發，甚至可以說，無衣是戰爭的必然。關于這一點，《豳風·東山》也給出了一個極好的《詩經》內證。其第一章寫道：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蜎蜎者蠋，烝在桑野。敦彼獨宿，亦在車下。

　　詩中的“制彼裳衣，勿士行枚”一語道破天機！《東山》是寫長期的征戰之后，“我”終于可以回家時的所見、所思、所感。此時，“我”終于可以不再“行枚”作戰了，而要做的是“制彼裳衣”。反過來推想，征戰之時，則是不能“制彼裳衣”的，也就是說，戰時的士兵處于“無衣”的狀態。細想一下，征戰之時，枕戈待旦，生死尚且難以料定，自然無暇以衣服為念。至于戰時所穿，曹操《蒿里行》有“鎧甲生蟣虱”之句，算是露其端倪吧。

　　在西周、春秋時代，從軍征戰，衣物乃至于武器都需要自備。《木蘭詩》寫花木蘭出征前的準備有“東市買駿馬，西市買鞍韉，南市買轡頭，北市買長鞭”之語，雖非必為寫實，但南北朝時民歌尚如此敘說，西周、春秋時征戰的士兵更當是如此了。上舉《秦風·無衣》就是明證：無衣怎么辦？與子“同袍（澤、裳）”；武器怎么準備？“修我戈矛（矛戟、甲兵）”。從生產力發展的角度而言，當時不具備社會化大生產的條件，由國家統一為成千上萬的征戰士兵供給衣物是不能想象的。

　　故而，《有狐》中“無裳”、“無帶”、“無服”的“之子”正是長年征戰在外而不知歸期的從軍者。《有狐》正如同《王風·君子于役》，也是寫妻子對遠方的丈夫的思念與牽掛。不同的是，《君子于役》掛念夫君“茍無饑渴”，而《有狐》則憂其無衣。征人在外，衣食難安，尤令其家人牽腸掛肚。從這個意義上說，憂念征夫衣與食的《有狐》與《君子于役》可稱得上是《詩經》中難得的姊妹篇。

　　三、“有狐”喻指征夫

　　有了這種對本詩主旨的把握，再回過頭來看看“有狐綏綏，在彼淇梁（厲、側）”到底何指。《齊風·南山》有“南山崔崔，雄狐綏綏”之句，而《詩序》說《南山》一詩是刺齊襄公淫行的。據此，《詩集傳》以為：“狐者，妖媚之獸。綏綏，獨行求匹之貌。”［11］然而，先秦時期人們對于狐的認識并非如此。《禮記·檀弓上》說：“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12］《白虎通義》則說：“狐死首丘，不忘本也，明安不忘危也。”［13］據此，認為《詩經》中的狐為“妖媚之獸”顯然站不住腳，是以后人之見而約束前人。而據牟應震的理解，“綏，像兩脛有所躡也”［14］，那么，“綏綏”應該是指狐行走的樣子，而無求偶的含義。李炳海認為：“在《詩經》產生的歷史階段，狐作為男性配偶的象征，已經是約定俗成的習慣，狐形象的此種內涵對于那個時代的人們來說是不言而喻的。”［15］這一看法無疑是正確的，這就從文化、興象的角度和深度揭示了“有狐”的象征意義。

　　而進一步追問，此狐綏綏而行，在彼淇梁、淇厲、淇側又表明了什么呢？俞樾說：“首言‘淇梁’，明易涉也；次言‘淇厲’，則涉之稍難矣；卒言‘淇側’，則徘徊于水崖，不得涉矣，所以憂之彌甚也。”［16］很顯然，這種說法可能是過分推理了，詩中并未明言狐涉淇水。而至于其他一些認為本詩寫狐本為山獸而行水邊的，也大致與此相類。從全詩來看，“有狐綏綏，在彼淇梁（厲、側）”兩句是起興之語，而且興中帶比，但全詩的主旨在于憂念“之子”無衣。而聯系無衣所指，有狐綏綏而行彼淇梁、淇厲、淇側正是在興言戰爭、遠役。《邶風·北風》和《小雅·何草不黃》即為有力的證據。《邶風·北風》有詩句曰：

　　莫赤fei狐，莫黑匪烏。惠而好我，攜手同車。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據翟相君考證,這首詩所寫是關乎征戰的［17］，這里正是以赤狐和黑烏為興象來喻指征夫的。而邶、鄘、衛三風均是衛地的風詩，《邶風》中的《北風》和《衛風》中的《有狐》均以狐喻指征夫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并且，《小雅·何草不黃》的證明更為直接。《何草不黃》全詩如下：

　　何草不黃？何日不行？何人不將？經營四方。

　　何草不玄？何人不矜？哀我征夫，獨為匪民。

　　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哀我征夫，朝夕不暇。

　　有芃者狐，率彼幽草。有棧之車，行彼周道。

　　方玉潤說：“《何草不黃》，征夫淚也！”［18］十分確切。毫無疑問，詩中的狐和兕、虎一樣，是“征夫”形象的興象，所喻指的正是征夫。

　　除了上述分析的三首以及《有狐》，《詩經》中其它寫到“狐”的詩歌還有《檜風·羔裘》、《邶風·旄丘》、《秦風·終南》、《豳風·七月》、《小雅·都人士》等五首，但這五首詩均是直接寫到狐裘或是寫獵狐制裘的，并非以狐的形象起興。所以，統觀《詩經》中寫到狐形象的詩歌，狐喻指征夫是可信的。而且，值得注意的是，《齊風·南山》雖然沒有寫到戰爭、行役，以“雄狐綏綏”起興的該詩卻濃彩重墨地描繪“齊子”遠嫁魯國，也是遠行離家。

　　四、結論和余論

　　明確了“有狐綏綏”是男子征戰在外的興象和喻指，將無衣與戰爭、行役相關聯起來，自然就能正確理解《有狐》為征婦懷遠之詩。上文曾將它與《王風·君子于役》相比，而從寫法上看，《君子于役》先寫“君子于役，不知其期（不日不月）”，繼而寫“雞棲于塒（桀）。日之夕矣，羊牛下來（括）”，這種傍晚時動人的景象愈發襯托出婦人的思念與牽掛，真是“如之何勿思”；《有狐》則以“有狐綏綏，在彼淇梁（厲、側）”起興之后下筆便寫“心之憂矣，之子無裳（帶、服）”，似嫌突兀。那么，為什么《有狐》中的征婦如此為丈夫的“無衣”而擔憂，并再三地表達深深的憂慮呢？對于這個問題，《豳風·七月》一詩給出了答案。《七月》的首、次兩章均有“九月授衣”之句，《毛傳》解為“九月霜始降，婦功成，可以授冬衣矣”［19］。當然，認為古代婦女九月開始裁制冬衣是固定的制度難免有些過分，但那是自然形成的習俗完全是有可能的。由此可以推想，《有狐》所寫也是在授衣之九月，婦人因裁制冬衣而愈發憂念行役在外的丈夫，擔心丈夫“無衣無褐，何以卒歲”？因而不免為他憂心忡忡，一唱三嘆，難以平靜。

　　或許上述推情入理會被視為另一種推理過度，但無庸置疑的是，“征夫無衣，征婦送衣”這一母題卻一再被摹寫。傳說中哭倒了八百里長城的孟姜女就是為了給丈夫送寒衣而到了長城邊的；甚至孫犁的《荷花淀》里也有水生嫂她們那伙婦女給參加隊伍的丈夫們送衣物的情節。當然，孫犁創作《荷花淀》寫到這一內容未必是從《有狐》得到靈感，但兩相對照，我們還是能感受到同樣的婦女對征戰在外的丈夫的真切關懷與真摯情愛。所不同的是，水生嫂她們是現代的女性，敢愛敢恨，敢想敢干，在戰斗的烽火中綻放成絢爛的荷花；而《有狐》的抒情女主人公卻只是憂心忡忡，一唱三嘆，以她獨有的韻致展示著她那豐富、細膩、純潔而又哀婉的內心情感世界。

　　[參考文獻]

　　[1]聶石樵.詩經新注[M].濟南:齊魯書社,2000. p137.

　　[2][3][4][19][清]阮元.十三經注疏·毛詩正義(卷三) [M].北京:中華書局,1979. p59.

　　[5][宋]黎靖德.朱子語類(卷八十) [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6][11][宋]朱熹.詩集傳[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 p40～41.

　　[7][8][14][清]牟應震.毛詩質疑[M].濟南:齊魯書社,1991. p56.

　　[9]孫作云.詩經與周代社會研究[M].北京:中華書局,1966. p306～307.

　　[10]張桂萍.《詩經·衛風·有狐》一解[J].新疆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0（3）：p50~51.

　　[12][清]阮元.十三經注疏·禮記正義(卷七) [M].北京：中華書局，1979. p53.

　　[13][漢]班固.白虎通義(卷下) [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15]李炳海.部族文化與先秦文學[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 p102.

　　[16][清]俞樾.群經平議(卷八) [M].轉引自劉毓慶等.詩經百家別解考(國風)[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p7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