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關雎》賞讀

　　近年賞析之風頗為流行，但我認為這類文章并不好作。尤其是講《詩三百篇》中的作品，首先須通訓詁，其次還要明詩旨。因為風、雅、頌距今已遠，其可賞析處往往即在字、詞的訓詁之中。加以舊時奉三百篇為經典，古人說詩每多附會；不明詩旨便如皓天白日為云霾籠罩，必須撥云見日，始能領會詩情。這里姑以《關雎》為例而申說之，惟不免貽人以老生常談之譏耳。

　　時至今日，大約沒有人再相信《毛詩序》所謂“《關雎》，后妃之德也”一類的話了。說《關雎》大約是經過加工的一首民間戀歌，恐怕不會去事實太遠。但《齊》、《魯》、《韓》三家（包括司馬遷、劉向）說此詩，都以為它意存諷刺。這又該作何解釋？另外，古人很強調“四始”說（即《關雎》為“風”之始，《鹿鳴》為“小雅”之始，《文王》為“大雅”之始，《清廟》為“頌”之始），認為把《關雎》列為十五國風的第一篇，是有意義的，并非編排上偶然形成的結果。這些都需要我們作出說明。

　　我以為，無論今文學派的《齊》、《魯》、《韓》三家詩也好，古文學派的《毛詩》也好，他們解詩，都存在兩個問題：一是不理解絕大多數“國風”是民歌，把每一首詩都拉到帝王、后妃或列國諸侯的君、夫人身上；二是把作詩的本意和后來的引申意混同起來。三家詩看到《關雎》中有“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展轉反側”的話，便扯到周康王身上，說詩意是諷刺他“失德晏起”，正如司馬遷在《十二諸侯年表序》中所說：“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而后來的《毛詩》為了同三家詩唱對臺戲，于是一反今文家法，大講“后妃之德”云云，目的在于說它不是刺詩而是贊美之辭。如果我們認識到十五國風中確有不少民歌，并排除了斷章取義的方式方法，則三家詩也好，《毛詩》也好，他們人為地加給此詩的迷霧都可一掃而空，詩的真面目也就自然顯露出來了。

　　至于把《關雎》列為“國風”之始，我以為這倒是人情之常。古人原有這樣的說法，認為《三百篇》所以被保存下來，乃由于它們是能歌唱的樂章而于詩義無涉，故有些諷刺詩或大膽潑辣的愛情詩也沒有被統治階級刪除淘汰。我則以為，從《三百篇》的內容看，總還是先把各地的詩歌搜集起來然后為它們配樂，所配之樂，必不能絲毫不關涉詩的內容，而任意用不相干的樂譜去牽合。《關雎》之所以為“風”之始，恐怕同內容仍有關聯。由于詩中有“琴瑟友之”、“鐘鼓樂之”的詞句，很適合結婚時歌唱，于是就把它配上始而纏綿悱惻、終則喜氣洋洋的樂調，而沿用為結婚時的奏鳴曲。蓋因戀愛而“寤寐思服”、“展轉反側”乃人之常情，故雖哀而不傷（“哀”有動聽感人的意思）；夫婦結婚原屬正理，君子淑女相配并不違反封建倫常，故雖樂而不淫。這樣，自然就把它列為“國風”之首了。直到今日，我們遇到喜慶節日，也還是要唱一些歡快熱鬧的歌，奏一些鼓舞人心的曲子，取其順心如意。這并不是什么迷信，而是同喜慶節日的氣氛相適應。如果辦喜事時奏哀樂唱悼亡詩，撇開吉利與否的迷信觀點不談，至少產生敗興和殺風景的反效果，總是招人憎厭的。《三百篇》的樂章既為統治階級所制定，當然要圖個吉利，把體現喜慶氣氛的作品列于篇首。這不僅符合他們本階級的利益，即從人情之常來講，也是理當如此。

　　從古以來，《關雎》就有兩種分章的方式。一種是每四句為一章，全詩共五章。另一種是分為三章，第一章四句，第二、第三章各八句。從文義看，我傾向于第二種分法。第一章是總述，態度比較客觀；第二、三章則從男主人公方面落筆，先說他在未得淑女時思念之苦，連覺也睡不著；然后再說他求得淑女與之成婚以后，他將千方百計同她魚水和諧，使她心情歡樂舒暢。如果說第二章近于現實主義的描寫，那么第三章便帶有浪漫主義情調，抒情主人公乃為愛情獲得成功的美好前景而陶醉了。

　　講到這首詩的表現形式，歷來也有兩種意見。即在賦、比、興幾種表現手法中，有人認為“關關雎鳩”兩句和“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等描寫是比興，由河洲的禽鳥和水中的荇菜“興”起君子求淑女的愿望，這就是詩的主題。另一種意見則認為此詩干脆自始至終都是“賦”。而說它的手法是“賦”的，又有兩種解釋。一是古人舊說，認為采荇菜的活動本是貴族婦女（包括后妃以及嬪妾）應做的“本職工作”，所以是“賦”；二是今人新說，認為這是一首寫實的情歌，小伙子看上了河上采荇菜的勞動少女，于是表示了愛慕之情，無論“雎鳩”的鳴聲也好，采荇菜的場面也好，都是“君子”身臨其境耳聞目見的，當然屬于“直陳其事”的“賦”了。這些說法都能言之成理，讀者不妨互參。

　　不過如讓我講這首詩，我倒比較傾向于“比興”說。所謂比興手法，特別是“興”，并不是詩人在實際生活之外憑空找來點什么填塞入詩，而是以即目所見、傾耳所聞的當前實際景物做為抒發思想感情的媒介，順帶著產生了聯想。我們可以承認“關關雎鳩，在河之洲”是詩人眼前實景，但這一對在河洲上互相依偎著一唱一和的水鳥，自然會引起未婚青年男子迫切尋找淑女以為配偶的強烈意愿。詩人在選擇詩料時單單看中了“關關雎鳩”，這本身就體現了“比興”的作用。否則詩人為什么不寫別的呢？換言之，也只有寫互相鳴和的一對水禽才與這首詩的主題合拍，才算得上典型化。如果硬把它限制在“賦”的框框里，反倒近于自然主義的解釋了。

　　我把“參差荇菜，左右流之”以及“采之”、“芼之”也講成比興手法，是以字、詞的訓詁為依據的。古人大都把“流”、“采”、“芼”講成同義詞，即都有“尋求”、“采摘”和“擇取”的意思。“流”之訓“求”，從西漢的劉向（他是治《魯詩》的），東漢的高誘（說詳《呂氏春秋注》），到清代的馬瑞辰（著有《毛詩傳箋通釋》），都有考證，而且比較可信。比如《說苑》中《越人歌》的漢譯就有一句“搴流中洲”（這一句是經過校訂的），這里的“搴流”即為同義復合詞，“搴”和“流”都作采摘講。可是朱熹的《詩集傳》則兼用“流”字本義，認為這句是指順著流水去擇取荇菜。此說雖遭清人（如姚際恒）非議，我倒覺得朱熹的講法是從實際生活出發的。至于“芼”，舊注亦訓“擇”，朱熹卻據董逌《廣川詩故》解“芼”為“熟而薦之”。我覺得此解亦近理。在現代漢語中，特別是北京方言，我們經常還聽到用沸滾水把菜蔬“芼”（ｍàｏ）一下的說法。即等水燒開后把生的菜放進去，“芼”之使熟，隨即撈出。由此可見，荇菜的從“流”到“采”，從“采”到“芼”，是循序漸進的過程。“左右”本指人的左右手，引申為左右兩邊。人們勞動，大抵雙手兼用，尤其是采摘或捧掬菜蔬的時候，總是左右手同時并舉。這也屬生活常識，無勞辭費。

　　訓詁既明，然后講詩。荇菜之被采摘，猶淑女之被君子所選中。開始采時，在水中左一把右一把，順水撈來撈去，方向無定；一似男之求女，一上來還沒有找到明確目標，只能慢慢物色，宛如在水中尋求中意的荇菜。及至“采”時，則目標已明，看準后便采到手了。既采之后，就要“芼”它一下，使之成為可食之物，亦即是說只等婚期一到，共同生活便將開始了。我所以把它講成比興，正是從字、詞的訓詁上體會出來的。

　　下面簡單談談這首詩的藝術特點。此詩言切而意婉，尤其是第三章，男主人公對所思女子真是設想得體貼入微，關懷備至。第一章“窈窕淑女”二句，直往直來，連個小彎兒也不拐。但從第二章起，細節描寫增多了，小伙子由于“寤寐思服”，徹夜翻來覆去，睡不踏實，這確是真情流露。越睡不安穩，越是心潮起伏；而人在戀愛時總是好往樂觀處想，于是他想到將來結婚時場面多么熱鬧，婚后感情多么融洽和諧，生活多么美滿幸福。這一切遐想，都是從“悠哉悠哉，展轉反側”的失眠中幻化出來的。雖說是主觀的一廂情愿，卻并非可望而不可即。后來的劇作家代劇中人立言，說“愿天下有情人終成眷屬”，反嫌說得太露；而《關雎》的作者卻以豐富而圓滿的想象來填充眼前無可排遣的相思，這真是“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了。難得的是這乃屬于典型的東方式的、我國傳統的正常戀愛觀，即他所盼望的是同淑女成為夫婦（用“好逑”字樣可證），而不僅僅是做為情侶（這同《鄭風》里的作品就不同了！），這固然有封建統治階級的烙印，卻也體現了漢民族的傳統特色。

　　1950年我曾在大學里教過一年《毛詩》專題課，承廢名師（馮文炳先生）把他的講義手稿惠借給我，其中講《關雎》的一段居然幸存至今，謹轉錄于下即做為這篇小文的結束：

　　“興”是現實主義的技巧，是不錯的。這首詩即河洲之物而起興，顯見為民間產物；采荇尤見出古代勞動人民的生活（可能是女性）。我們對于采荇不免陌生，但采蓮蓬、采藕、采菱的生活我們能體會。先是順流而取，再則采到手，再則煮熟了端上來。表示雖然一件小小事情也不容易做（正是勞動的真精神），這就象征了君子求淑女的心情與周折。等到生米煮成熟飯，正是“鐘鼓樂之”的時候了，意味該多么深長！同時這種工作是眼前事實，并非虛擬幻想，一面寫實一面又象征，此所以為比興之正格，這才是中國詩的長處。后妃固然主德，但后妃哪里夢見“采荇”的樂趣，也未必看得見“雎鳩”的比翼雙飛。不過采詩入樂，“太師”的眼光總算夠好的。可惜古人不懂得“向人民學習”罷了。（小如按：此段文字乃轉摘自我的一份劫后殘存的講稿中，當時是把先生的意思做為自己的話寫下來的，因此可能與原文略有出入，讀者鑒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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