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jīng)》、《楚辭》的對比
《詩經(jīng)》、《楚辭》是中國古典文學的源頭，以豐富的思想內(nèi)容和卓絕的藝術手法，開啟了現(xiàn)實土義與浪漫主義兩種風格，對歷代文學創(chuàng)作產(chǎn)生了深遠影響。以下是小編整理的《詩經(jīng)》、《楚辭》的對比，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
詩歌是人類藝苑中最先萌發(fā)的種子，是人類喜聞樂見的一種文學藝術形式。
我們每一個中國人都可以非常自豪地說，中國是一個具有悠久的優(yōu)良文學傳統(tǒng)的偉大國家，其中詩歌是一份極為豐富的遺產(chǎn)。在我國長達數(shù)千年的詩歌發(fā)展史上，詩人輩出，詩作浩如煙海，特別是題材之豐富、范圍之廣泛，風格、流派之迥異，這些詩人及其偉大作品，其影響之深遠巨大，更是難以盡述。單是先秦時期，我國詩壇上就有《詩經(jīng)》、《楚辭》這樣兩顆璀璨奪目的珍珠。人們常常把唐詩、宋詞譽為“中國文學雙璧”，其實，從歷史悠久和影響巨大深遠等方面來認識和考慮，《詩經(jīng)》、《楚辭》才是我國古代詩歌史上當之無愧的“中國文學雙璧”，這里，筆者試圖用比較的方法向大家做一簡要的介紹。
《詩經(jīng)》是公元前11世紀至公元前6世紀時期以我國文明的主要和重要發(fā)祥地之一的黃河流域為中心的文化產(chǎn)物，是我國的第一部詩歌總集，是我國現(xiàn)實主義文學傳統(tǒng)的光輝起點，主要反映了我國西周初年至春秋中期大約500年間多方面的社會生活。而《楚辭》則是戰(zhàn)國后期以我國文明的另一個主要和重要發(fā)祥地長江流域為中心的文化產(chǎn)物，是我國古代第一部以偉大的愛國主義詩人屈原為主要代表的文人詩歌集，是我國浪漫主義文學的直接源頭。《詩經(jīng)》的作者多達上百人，可惜這些詩人的姓名大都早已湮沒不可考了。
而《楚辭》則是我國戰(zhàn)國時期楚國偉大的愛國主義詩人屈原和他的后學者的作品集，甚至可以說它是我國歷史上第一部個人專著詩歌集。比較具體、詳細地說，《楚辭》的作者，除屈原外，還有宋玉、唐勒、景差等有著真實姓名的著名詩人。不過，宋玉等人的作品在《楚辭》中保存得很少，因而現(xiàn)在流傳下來的也比較少(在屈原之外的《楚辭》詩人群里要數(shù)宋玉比較著名，成就和影響也較大)，而屈原的作品理所當然地占了《楚辭》的絕大部分。
《詩經(jīng)》原稱《詩》，或者《詩三百》(因為收錄了當時的詩歌305篇，取其整數(shù)而得名)，西漢時期為提高其地位被列為經(jīng)典而正式命名為《詩經(jīng)》。《詩經(jīng)》內(nèi)容豐富，題材廣泛。人們把這些詩按音樂(或者說是按照其體制)分為“風”、“雅”、“頌”三部分，其表現(xiàn)手法常用“賦”、“比”、“興”。人們習慣上把《詩經(jīng)》音樂方面的“風”、“雅”、“頌”及表現(xiàn)手法上的“賦”、“比”、“興”合稱為“詩經(jīng)六義”。“風”是地方樂調(diào)，指的是周南、召南、邶風、豳風、衛(wèi)風、魏風、秦風、鄭風、檜風、唐風、齊風、陳風、曹風等十五國風，主要就是這些地方的“土樂”即民間歌謠，俗稱民歌，也就是當時勞動人民的歌曲;“雅”是朝廷所在地的音樂，分為“大雅”與“小雅”，多為奴隸主貴族所作;“頌”是天子和諸侯祭祀宗廟的樂歌，分為“周頌”、“魯頌”和“商頌”，而“賦”是鋪陳其事，“比”是打比方，“興”是托物起興。
《詩經(jīng)》不僅有著深刻、豐富的思想內(nèi)容，而且在結構上喜用重章疊句、反復吟詠的形式，在句式上多用四言句而又富于變化，詞匯豐富，用語精練生動，在韻律上，為后世詩歌開創(chuàng)了豐富多彩的韻例。所有這些都表現(xiàn)出我國古代詩歌創(chuàng)作中的巨大藝術成就。而《楚辭》主要來源于屈原以前的楚國民間的祭歌。當時由于時代的限制，特別是由于科學技術知識的落后等方面的原因，人們還相信祭神可以求得神對他們生產(chǎn)和生活的佑護。愛國主義、浪漫主義詩人屈原，在楚國的這些民間祭歌的基礎上，經(jīng)過修改加工終于創(chuàng)造出了一種新穎而獨特的騷體詩，使之成為我國古代詩壇上光芒四射、影響深遠的偉大作品。
《詩經(jīng)》的流傳與影響相對而言特別是在西漢以前肯定要比屈原和《楚辭》大得多，因為在西漢偉大的文學家、歷史學家司馬遷寫作他的被魯迅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的不朽巨著《史記》(在《史記》里有《屈賈列傳》可以證明在此之前屈原和他的《楚辭》基本上沒有什么名氣，而《史記》將屈原與賈誼并稱也足見當時屈原和他的《楚辭》的地位之低)之前，屈原和《楚辭》肯定是無人問津的，大而言之其流傳和影響也是微乎其微的。孔子這樣偉大的教育家、思想家、儒家學派的奠基人也對《詩經(jīng)》有極高的評價，并且親自刪改過《詩經(jīng)》。
《詩經(jīng)》、《楚辭》在詩歌的表現(xiàn)形式和手法以及語言運用等方面，或者是直接來自民間，或者是吸收民間文學的滋養(yǎng)，這方面它們有著相同之處。但是《詩經(jīng)》的句法一般是以四言為主，當然也兼有雜言，而屈原等詩人卻打破了四言詩格式，創(chuàng)造了句法參差不齊，靈活多變的騷體新形式，有利于詩人比較靈活自由地表達自己的思想感情;而且《楚辭》還在篇幅上發(fā)展了《詩經(jīng)》的短篇為中長篇，這也更有利于詩人很好地表達自己的思想感情。在表現(xiàn)手法上，屈原還豐富和發(fā)展了《詩經(jīng)》的比興手法。
《詩經(jīng)》的比興大都比較單純，用以起興和比喻的事物還是獨立存在的客體，例如《關雎》中的“關雎”，《碩鼠》中的“碩鼠”;而《楚辭》中的比興卻與它所要表現(xiàn)的內(nèi)容合二為一，具有象征性質(zhì)，比如《涉江》中的“奇服”。特別是屈原大量使用珍奇豐富瑰麗的想象、奇美的比喻與大膽奇特的夸張來塑造形象的浪漫主義表現(xiàn)手法，更是質(zhì)樸寫實的《詩經(jīng)》所少有的。
《楚辭》表現(xiàn)了對理想政治的不懈追求，對腐朽統(tǒng)治集團的無比憎惡，對祖國人民的無限熱愛，感情充沛，因其洋溢著滿腔的愛國主義熱情，具有高度的藝術成就。
《詩經(jīng)》和《楚辭》長期以來都是歷代詩人學習的典范。比較而言，《詩經(jīng)》比較通俗易懂，《楚辭》則比較深奧難懂。《詩經(jīng)》在春秋末期經(jīng)過儒家學派的編訂、“正樂”，作為一門必讀課程在無數(shù)的門徒中傳習，特別是在后來漫長的科舉制時期，《詩經(jīng)》受到整個社會的高度、廣泛重視，成為學子必修、科舉必考的內(nèi)容，其重要性更是《楚辭》根本無法比擬的。
《詩經(jīng)》、《楚辭》作品的差異
一、句式
楚辭中雖然也有以四言句為主的詩篇（如《九章·桔頌》），但是，四言句不是楚辭的典型句式。楚辭的典型句式是五言句和六言句（句中的語氣詞“兮”不計在內(nèi)）。《離騷》和《九章》（《桔頌》除外）基本上是六言句，《離騷》中的六言句大約占了總句數(shù)的７５％。《九歌》中的《少司命》、《山鬼》、《國殤》三篇也以六言句為主，其余各篇則以五言句為多數(shù)。另外，七言句在楚辭中也占有相當?shù)谋戎兀纭峨x騷》中的七言句就大約占了總句數(shù)的１４％。總的說來，楚辭的句式比起《詩經(jīng)》來，不僅字數(shù)增多，而且更加靈活自由。
再有，四言詩往往兩個詩句（八個字）才有一個動詞，構成一個意思完整的自然句，而楚辭則一般是一個詩句（五個字或六個字）就有一個動詞，一個詩句就是一個自然句。因而，就每一個詩句來看，楚辭的句式加長了，可是，就每一個意思完整的自然句來看，楚辭的用字反而減少了。這樣，自然就明顯地增大了詩歌句式的彈性，擴大了它的容量。
在節(jié)奏上，五言句和六言句打破了四言句兩字一頓的單調(diào)格式，變得豐富多了、活潑多了。
二、章法
楚辭打破了《詩經(jīng)》作品短章復沓的結構形式，篇幅大大加長，例如屈原的《離騷》長達３７３句，２４９０字，是古今罕見的鴻篇巨作。其《招魂》、《天問》以及宋玉的《九辯》也都長達幾百或上千字，即使像《九章》這樣的短篇一般也遠較《詩經(jīng)》作品的篇幅長。如此長的篇幅顯然是不適宜采用復沓方式的。
楚辭的篇幅普遍較長，同其鋪陳描述的特點密切相關。《離騷》就是一例。此詩前一部分，詩人自敘身世、才德和愿望，回顧在楚國現(xiàn)實斗爭中的遭遇，抒發(fā)理想不能實現(xiàn)的苦悶，表白矢志不渝堅持理想的決心，已經(jīng)顯示出鋪陳的特色。應該說，在這一部分中，全詩的主旨已然點明，全詩的內(nèi)容已然包舉。然而詩人意猶未盡，接下來又另辟幻境，假設出女媭勸告、重華陳辭、靈氛占卜、巫咸降神等種種情節(jié)反復申言，以強調(diào)主題。這后一部分的很多描寫，如上叩帝閽下求佚女的描寫，想象中去國遠游的描寫，無不繪聲繪色，文筆縱恣，這些地方，鋪陳的特點就更為突出。《招魂》也是運用鋪陳手法的顯例。詩中描寫天地四方的陰森恐怖，描寫楚國居室、飲食、音樂的豪奢美好，都將鋪陳手法發(fā)揮到了極致。
三、語氣詞“兮”及其他虛詞的運用
語氣詞“兮”古代發(fā)音如“呵”，這個字在《詩經(jīng)》的一些詩中就已經(jīng)有所應用，但數(shù)量不多，用法簡單。楚辭卻是絕大多數(shù)篇章用“兮”，用法也多種多樣，或兩個詩句之間用“兮”，或兩個詩句之末用“兮”，或每個詩句中間用“兮”。楚辭中的“兮”字，往往既具有表情達意的功能，又具有變換節(jié)奏的功能。“兮”字的運用可以說已經(jīng)成為楚辭詩體形式上的一個突出標志。
在“兮”字的應用上，《九歌》尤其值得注意。聞一多先生經(jīng)過認真的研究，認為，《九歌》中的“兮”字，按它們在各句中應具的作用，完全可以拿當時通行的虛字如“之”“其”“而”“以”等等體現(xiàn)出來，例如：“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湘夫人》）就可以變成“帝子降于北渚，目眇眇然愁予。”“結果發(fā)現(xiàn)這里的‘兮’竟可說是一切虛字的總替身。”聞一多先生還認為，“《九歌》以一渾然的‘兮’代替了許多職責分明的虛字，似在省去與未省之間，正是煉句技巧在邁進途中的一種姿態(tài)”（《怎樣讀九歌》）。“兮”字的這種用法和性質(zhì)，更是《詩經(jīng)》作品所不具備的。
楚辭中不僅廣泛運用了“兮”，還大量運用了結構助詞、介詞、連詞等各類虛詞，例如《離騷》就是絕大多數(shù)句子中間夾雜著虛詞，常見的有“之”、“于”、“而”、“其”、“乎”、“以”、“夫”“焉”等等。虛詞使用的種類之多和數(shù)量之多，大大超過《詩經(jīng)》。如此頻繁地使用虛詞，就使得楚辭別具一種深婉悠長、聲情蕩漾的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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