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 國風》的“禮教”內涵
中國是享譽世界的“禮儀之邦”，西周時期的禮樂制度已經建立起一套嚴密的禮樂秩序，作為禮樂文化的傳播載體，《詩經·國風》為鄉人提供了溫潤如玉的君子人格，深情忠誠的愛情范本，溫柔敦厚的民族性格等富于禮教內涵的詩歌文本。
周公制禮作樂，標志著中華民族開始進入自覺講究禮儀的文明時代。在借鑒了夏、商兩代為政得失之后，以道德為核心而建立起來的周禮已經具備了一種足以與古希臘精神相媲美的春秋氣象。所以，當“禮崩樂壞”之后，孔子刪定《詩三百》，在列國間奔走呼告，力圖恢復西周盛大恢弘的禮樂制度。
最初的禮樂制度以“詩樂舞”三者合一的形式出現，不論是天子招待外賓、燕饗內臣，還是與上層社會相平行的各種鄉人典樂場合，《國風》都發揮著重要的作用。“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雖然漢儒對《詩經》的解讀不乏義理之說，但《詩經》所擔負的教化作用還是不可否定的，禮樂制度所帶來的正面影響也是不可抹煞的。五四時期，為了扼殺復辟之夢，吳虞在1919年11月1日的《新青年》上發表了《吃人的禮教》，從此“禮教”便背上了“吃人”的惡名，這不免矯枉過正有失客觀。
作為禮樂制度的重要載體，《國風》的文本本身就包蘊了深刻的禮儀內涵，它與當時的典樂制度相結合，將統治階級想要傳達給大眾的觀念密密縫織在《詩經》里，又在鄉禮中廣泛傳誦，以便起到教化作用。
1.溫潤如玉：君子人格的出現
“君子”一詞最初只作為一種階級的象征，指居住于城邑中的貴族，與作為下層庶民的“小人”對應。到春秋時代，君子才有了積極的含義，涉及到道德問題。在被鄉人們熱烈唱誦的《國風》中，“君子”頻頻出現，并已經開始具備道德內涵。
十五《國風》中，提到“君子”一詞的詩篇一共有20篇，大部分的“君子”還是典型的貴族階層，《魏風·伐檀》諷刺剝削階級不勞而獲：“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狟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曹風·鸤鳩》也是諷刺統治階級中沒有好人的詩：“鸤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這里的“君子”已經有了正面的意義，指有才德的人;《周南·樛木》、《周南·汝墳》、《召南·草蟲》、《召南·殷其雷》、《邶風·雄雉》、《王風·君子于役》等一般都被認為是思婦之詩，寫妻子思念遠行的丈夫;《君子于役》更是點明“君子”是要去前線打仗，肩負著保家衛國的重任。
其中最為典型的是《衛風·淇奧》：“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僴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這首詩里所贊美的是君子是兩周之際的衛武公。《朱子語類》引文蔚說：“《淇奧》一篇，衛武公進德成德之序可見。”據《國語·楚語》記載，衛武公是一個有賢德的人，年近耄耋，還自警修德。詩中切、磋、琢、磨，《爾雅·釋器》曰：“骨謂之切，象謂之磋，玉謂之琢，石謂之磨。”這里都比喻君子研究學問和陶冶情操的精益求精。
《秦風·小戎》是一個婦女思念遠行丈夫的詩，明確強調了“君子”的品質：“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遠在先秦時期，尚玉已經成為一種風俗，一種文化，古人認為玉可以祭神通神，消災致福。所以玉既可以做禮器，也可以做禮物。又以玉喻人，以玉比德。君子已經具備了美玉般“溫潤”的人格美。
米歇爾·福柯認為，知識不同于科學，與科學的冷靜客觀不同，在知識的空間里有主體意識的一席之地，“知識，還是一個陳述的并列和從屬的范圍，概念在這個范圍中產生、消失、被使用和轉換”。“君子人格”的出現，讓這個正面意象在反復引用中轉變成周人的信仰，加上孔子對“君子”的一再肯定，君子人格成為中國知識分子們畢生求索的人格典范。
2.深情忠誠：愛情范本的樹立
《毛詩序》中關于《周南·關雎》“后妃之德”之說一直飽受爭議，詩歌確實是在寫一個男子追求窈窕淑女，并為之夜不能寐食不甘味的故事。但它依然不露痕跡地包含了禮樂內涵。上博簡《孔子詩論》認為：“《關雎》，以色喻于禮……其四章則喻矣。以琴瑟之悅擬好色之愿，以鐘鼓之樂擬婚姻之好，反納于禮，不亦能改乎?”“以色喻于禮”，“色”，指的就是君子傾慕窈窕淑女之事，有了意中人，怎么辦呢?當“求之不得”時，就改變策略，不能唐突佳人，而是反入于禮，有禮有節地完成自己的愿望。
關于“琴瑟友之”、“鐘鼓樂之”，普遍說法是用琴瑟去親近她，再用鐘鼓去迎娶她。但也有一種說法認為這都是君子的想象，以琴瑟之悅比擬喜愛淑女的心愿，用鐘鼓之樂比擬成婚的喜樂。這兩種說法都不能忽略一點：樂器本身的禮樂含義。周代的典樂制度不僅在用樂上要求嚴格，同時還有一套對應的“樂懸制度”，樂器的規格也是尊卑、貴賤、親疏、長幼等倫理政治地位的象征。鐘鼓罄懸掛演奏樂器規格非常嚴格，不能僭越。鐘鼓是非同尋常的樂器，天子、諸侯享金奏，卿大夫、士唯鼓而已，象征君臣節度。“金奏”便是鐘奏，鐘是主人尊貴地位的象征，鼓也不是普通人家隨便就可以擊打的`樂器。在典樂政治大備的周代，樂器還具備了“器以藏禮”的文化精髓。《白虎通·禮樂篇》認為“瑟者，嗇也，閑也，所以懲忿窒欲，正人之德也。琴者，禁也，所以禁止淫邪、正人心也。”琴瑟本身蘊含了美德與中正和平的思想。瑟正德，琴正心，琴瑟和合則君父有節、臣子有義，琴瑟蘊含著君臣有度的政治內涵。另一方面琴瑟合奏作為和美音樂的典范又被注入男女和樂婚配的喻意，比如《鄭風·女曰雞鳴》中的“琴瑟在御，莫不靜好”，歷來都是伉儷和諧的經典寫照。
“君子”在當時一般都指貴族男子，而這個貴族男子在求偶時用的樂器也是貴族樂器，那么《關雎》關于“后妃之德”的說法也有一定合理性，它所傳達的是以道德情感來升華原欲，見女色之美，反納其心于禮，故曰“改”，所以孔子認為它“樂而不淫”，由貴族階層為勞動人民樹立了一個很好的“上以風化下”的典范。就算放在當下的環境中，《關雎》的文本包含的“禮”依然有它的普遍性：喜歡一個姑娘，就要以禮相待地尊重她，循序漸進地接近她。一波三折，一詠三嘆之下，還包含著鍥而不舍堅定不移的專注，這樣的誠摯感情放之四海都值得歌頌。 《國風》中能給人帶來正面影響的愛情詩歌還有很多。《王風·采葛》：“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深情如斯，時光難耐。《鄭風·子衿》：“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幽怨中折射出一往情深。《秦風·蒹葭》：“溯洄從之，道阻且長，溯游從之，宛在水中央”，表達了對愛情苦苦追索鍥而不舍的專注。《鄭風·出其東門》中的“出其東門，有女如云，雖則如云，匪我思存”更是顯示了男主人公對戀人堅貞不二的忠誠。《鄭風·將仲子》中的男主人公要翻越女孩家的院墻去和女孩相會，女孩理智地拒絕他的逾禮之舉，不停地規勸：“父母之言，亦可畏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愛別人的同時也不忘記自尊自愛，不管是過去的“禮”還是現在的“禮”，姑娘的行為都無可挑剔。《唐風·葛生》中的悼亡同樣深情：“冬至夜，夏之日。百歲之后，歸于其室!”你安眠于冬日的白晝直至夏天的傍晚，百年之后，我將與你同歸一室，悲情不多，多的是找到歸宿般的踏實。
《國風》中也描寫有愛情悲劇的篇章，最為典型的便是《衛風·氓》和《邶風·谷雨》，《氓》中的姑娘和《將仲子》中的姑娘一樣，既忠貞地愛著自己的心上人，“不見復關，泣涕漣漣，既見復關，載笑載言”，又發乎情止乎禮，“匪我愆期，子無良媒”，我之所以不答應你是因為你沒有請媒人來提親。《儀禮·士昏禮》記載說：“六禮備，謂之聘;六禮不備，謂之奔。”《齊風·南山》中也強調：“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不遵守禮節的結合不會被人認可，還會受到輿論的指責，稱之為“淫奔”。但遇人不淑，仍然無法避免婚姻悲劇。而女主人公在婚姻失敗后并沒有歇斯底里，還保持著一種可貴的自省和冷靜，“靜言思之，躬自悼矣”，收拾東西回娘家去，已經失去了愛人，就不再買一送一地搭售自尊。從頭至尾，她的行為都令人尊敬。
《邶風·谷風》中的女主人公的性格就沒有那么決絕，當初同甘共苦的糟糠之妻最終還是被忘恩負義的丈夫無情拋棄，開篇便是“習習谷風，以陰以雨”，渲染一種悲哀不舍的情緒，還記得戀人最初的誓言“及爾同死”，夫君要娶新人進門，她依然“行道遲遲，中心有違”地不愿離開。終篇彌漫的沉郁基調，彷徨無歸的失落心情，雖然沒有批判，但此時無聲勝有聲，展示丑陋已經是一種無聲的鞭笞。
《國風》呈現了一幅幅先民們的愛情畫卷，詩歌的基調和立場已經非常鮮明，對深情不渝的愛情的歌頌，對逾禮薄幸行為的批判，就是對“禮”這一理念的感性表現。
3.溫柔敦厚：民族性格的形成
一個族群，從自然獲取物質資料的生存形態，決定著其認知自然、把握自然的方式。《國風》中傳遞出的“溫柔敦厚”的情感氣質，與中國先民面朝黃土背朝天的勞動習慣有著很大的聯系，如果說海洋賦予了西方人冒險精神，那么土地就賦予了東方人溫厚務實的性格特征。
作為重農主義的周民族文明歷程縮影的史詩，《詩經》大量的農事詩和農業生產場面的描寫，透射出濃厚的農業文化氣息。最典型的便是《幽風·七月》，一共八章，以一首頂尋常十首的規模，將耕作、女功、蠶桑、田獵、授衣、營建、釀酒、祭祀等一年的勞作詳細地陳列出來。有寒苦生活的描寫：“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不僅穿不暖，也吃不好：“六月食郁及薁，七月烹葵及菽。八月剝棗，十月獲稻。為此春酒，以介眉壽。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采茶薪樗，食我農夫。”住宿環境也很簡陋：“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床下。穹窒熏鼠，塞向墐戶。嗟我婦子，曰為改歲，入此室處。”但在這樣的清苦生活中，也有一抹抹田園亮色：“春日載陽，有名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而農民們如此辛苦，遍身羅綺者，卻不是養蠶人：“七月鳴鵙，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為公子裳……取彼狐貍，為公子裘……言私其豵，獻豣于公。”最后還要忙祭祀：“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整首詩里反復唱誦四月、五月、六月、七月如何，一日之、二之日如何，回環往復，呈現出一種天長日久的鈍滯與安于天命的從容，有悲苦情緒，但更多的是對客觀事實的陳述。
姚際恒認為《七月》里的小節分別像《月令》、《五行志》、《采桑圖》、《田家樂園》、《食譜》、《谷譜》、《酒經》，“一詩之中無不具備，洵天下之至文也。”在尚無文字記事的早期社會，以歌記事，口耳相傳是一種普遍的文化傳播方式，與農事相關的知識被編成歌謠，傳唱的過程中又被不同的人加工潤色，是實現生產經驗傳承的具體手段。顧炎武《日知錄》說：“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七月流火’，農夫之辭也。‘三星在戶’，婦人之語也。‘月離于畢’，戍卒之作也。‘龍尾伏辰’，兒童之遙也。”所以程俊英認為：“這樣一篇規模宏大的農事詩，決不是哪一個天才所能成就。其中有古代的農謠，有幽地的民歌，應是集腋成裘的作品。而且決非一朝一夕所能成就，必然有一個積年累月的流傳過程。”
朱熹《詩集傳》論及《七月》主題時引王安石曰：“仰觀星日霜露之變，俯察昆蟲草木之化，以知天時，以授民事。女服事乎內，男服事乎外。上以誠愛下，下以忠利上。父父子子，夫夫婦婦，養老而慈幼，食力而助弱。其祭祀也時，其燕饗也節，此《七月》之義也。”
《七月》以自然時序為綱，以氣候變化規律為準，將一年四季中的生產生活內容依時呈現出來。人事活動對應自然結構，吻合周人的“天人合一”理念。人們仰觀頭頂的星空，俯察腳下的土地，在年復一年的春耕秋收的輪回中，借助于田園和自然得以確認和顯現人的價值和人生的意義。雖然貴族對農民存在著事實上的壓迫，但這種概念在當時人們的心中卻是天經地義的。與抗爭心理相比，妥協心理不是缺乏勇氣，而是在安于天命的心理基礎上，多了一份溫柔敦厚的悲憫。因此，農事詩中充滿著對自然和田園的感恩心理，《七月》同樣代表著西周、春秋時期整個華夏部族的文化和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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