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小雅·十月之交》的社會背景

　　《詩經·小雅·十月之交》創作于周幽王時期，作者是周幽王時期的一個小官，因為不滿于當政者皇父諸人在其位不謀其政，不管社稷安危，只顧中飽私囊的行為而作的一首政治怨刺詩。下面小編為您帶來《詩經·小雅·十月之交》的社會背景！

　　《詩經·小雅·十月之交》的社會背景

　　《十月之交》是《詩經·小雅》中的一篇。在《小雅》的七十四部中，被視為諷刺詩的有十余首。《十月之交》就是其中之一，是我國政治諷刺詩的奠基作品。它是一首政治怨刺詩，作者之所以寫這首詩是來諷刺上層統治的，從這首詩中我們也能分析出關于這首詩的社會背景。

　　《十月之交》中有這樣一句話“日有食之”，《左傳》、《春秋》等古籍中有很多關于日食的記錄。如《春秋》中記載，桓公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閔公五年：“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等。“亦孔之丑”中的“丑”字代表“惡”，當時認為日蝕是不祥的預兆，所以稱之為丑。[1]在科學并不是很發達的古代，人們認為日食的出現會對社會造成威脅，為國家帶來災難，是不祥的征兆，這就為當時尖銳地矛盾提供了理論依據。

　　“日月告兇，不用其行”與“四國無政，不用其良”相對應。“告兇”告天下以兇亡之征也。[2] “不用其行”與“不用其良”是指不按合乎正常的道理進行，國家無政治者，不用賢良的官吏。在周代開國之初，若干領袖人物擔任了政府中最重要的工作，新興知識分子中長期受到壓制不能得到預期升遷，則又不免有怨望之心。《詩經》中的絕大多數詩篇作者是不可考的，但是《十月之交》這篇可以肯定作者是周朝的官吏。“《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 [3]方玉潤雖然駁斥《小序》刺幽王之說，但并沒有否定是大夫所作。由于舊貴族的壟斷，使得一些有抱負的青年才俊難以施展，難以找到對社會做出貢獻的平臺。

　　關于《十月之交》的宗旨存在爭議，方玉潤認為此詩“并非刺周幽王，乃刺皇父耳”。[4]詩中的一部分敘寫了一系列當權把政之人，“皇父” 名列榜首，以下更用大量文字累述“皇父”的惡行，“抑此皇父，乞曰不時?胡為我作，不即我謀?徹我墻屋，田卒汙萊。曰予不戕，禮則然矣。皇父孔圣，做都于向。擇三有事，亶侯多藏。俾守我王。擇有車馬，以居徂向。”由此可以看出此詩明確交待了怨刺的對象，更能表現出在西周末年在政治上有“皇父”為首的一些當權把政之人專自稱候聚斂奇珍異寶，奴役百姓，使人民的生活苦不堪言。“抑此皇父，乞曰不時?胡為我作，不即我謀?徹我墻屋，田卒汙萊。”作者哀怨皇父等人不與自己談國事，而是驅使作者服勞役，拆毀“我”的房屋，使田里的莊稼荒蕪，更加可悲的是皇父等人卻“曰予不戕”，可見當時的禮治便是如此了。

　　《十月之交》有云：“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維宰，仲允膳夫，聚子內史，蹶維趣馬，楀維師氏，艷妻煽方處。”《詩經原始》解釋“‘艷妻’，指褒姒也。”高亨《詩經今注》中提到“艷妻，指幽王的寵妃褒姒。[5]此句指褒姒處于幽王左右，在周幽王身旁吹風鼓動幽王做一些違背道德的事情。《詩經·小雅》中有一篇名為《正月》，《正月》中寫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這里的“褒姒”無疑為《十月之交》中的“艷妻”，可謂是同一人。詩人意識到周王朝內部受褒姒的迷惑，外部受佞臣的掌控，統治階級卻“不欲以天變自加修省耳”，在這種情況下國家面臨的危機可想而知。詩人借“褒姒”，實質上將矛頭直接指向周王朝最高層統治者，表現出統治階級的昏庸無道。幽王自得褒姒以后，十分寵幸她，一味過起荒淫奢侈的生活。褒姒雖然生得艷如桃李，卻冷若冰霜，自進宮以來從來沒有笑過一次，幽王為了博得褒姒的開心一笑，不惜想盡一切辦法，卻將朝廷政事置之不理。

　　從以上這幾句話中我們還可以看出掌權的官員有卿士、司徒、宰、膳夫、內史、趣馬、師氏，三有司中的成員遠少于內朝直接控制的文武官員。西周中期開始，職官數量迅速增加，食利階層人數日益增加，從而增加了社會中的階級矛盾，在官僚們的一片歌功頌德聲中，西周王朝已經是國力日下，政局動蕩。這一切變動的結果使得深受其苦的只能是下層民眾，必須承擔更多的勞作與賦役，遭受多重的剝削。《十月之交》描述的掌權人物，是政府制度化過程中的一種病態：內朝人物的強勢。

　　《十月之交》中寫到“皇父孔圣，作都于向。擇三有事，亶侯多藏。不憖遺一老，俾守我王。擇有車馬，以居徂向”。這里提到了“我”，不僅以“我”抒懷，而且寫到了關于朝廷用“我”的事例。程俊英解釋：“一老，一個老臣，指作者自己。” [6]高亨注：“一老，當指作者自己。” [7]學者都將“一老”解釋為作者本人，這應該是沒有爭議的。從《十月之交》中我們能看出作者不被重用的原因，“皇父孔圣，作都于向。擇三有事，亶侯多藏”。屈萬里解釋為皇父預先安排避難之所，皇父自以為很圣明，將向邑作為都城，立三卿，有事用人之時選擇三卿，而“三卿”多為信維貪淫多藏之人，皆取聚斂之臣，并且獨自專權稱侯。“不憖遺一老，俾守我王”不愿留下一元老守衛國家。皇父等專權之人為了謀取私利，在朝廷內部安插對自己有利之人，而將關乎國計民生的有用之臣棄之不用，從而激怒作者。“悠悠我里，亦孔之痗。四方有羨，我獨居優。民莫不逸，我獨不敢休。天命不徹，我不敢傚我友自逸。”憂思在作者的心里，四方的人有富裕而只有作者不敢怠慢，人民得不到安逸，只有作者不敢休息，但是又無能為力，無奈焦慮之情溢于言表。

　　周幽王時，遭遇災害，渭、涇、洛地區發生大地震。《十月之交》有云：“百川沸騰，山冢猝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這發生在周幽王時期，作者用生動的語言，描述了令人心驚的景象，閃閃的電光，轟轟的雷鳴，這是一種不祥的預兆，將預示著會有更大的災難發生。《太平御覽》卷879引《隋巢子》說：“厲、幽之時天旱地拆。”《史記》說：“共和十年大旱、火焚其屋。伯和篡位立、秋又大旱。”《通鑒外紀》中記載：“二相立宣王，大旱。”可見在厲王以后自然災害連年不斷。災害的頻繁發生，加之統治階級的昏庸無道，必然使國家走向滅亡之路。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清晰地發現當時的周王朝已經是困苦不堪，君主昏庸無道。作者通過《十月之交》來表達他對周王朝統治的不滿，說明他已經清楚地看到了周朝的嚴重危機，但是他沒有逃身遠離迫害，仍然盡職盡責，在忠直與邪惡兩類臣子中，他選擇了正直，詩中可以看出詩人難以抑制的悲憤，這首詩也是對當朝統治者的極大諷刺。

　　十月之交

　　佚名 〔先秦〕

　　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丑。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

　　日月告兇，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

　　燁燁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

　　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維宰，仲允膳夫。棸子內史，蹶維趣馬。楀維師氏，醘妻煽方處。

　　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為我作，不即我謀?徹我墻屋，田卒污萊。曰予不戕，禮則然矣。

　　皇父孔圣，作都于向。擇三有事，亶侯多藏。不慭遺一老，俾守我王。擇有車馬，以居徂向。

　　黽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囂囂。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

　　悠悠我里，亦孔之痗。四方有羨，我獨居憂。民莫不逸，我獨不敢休。天命不徹，我不敢效我友自逸。

　　譯文

　　正是十月的時候，初一這天是辛卯。天上日食忽發生，這是兇險的征兆。往日月蝕夜光微，今天日食天地黑。如今天下眾黎民，大難將臨令人悲。

　　日食月食示兇兆，運行常規不遵照。全因天下沒善政，空有賢才用不了。平時月食也曾有，習以為常心不擾。現在日食又出現，嘆息此事為兇耗。

　　雷電轟鳴又閃亮，天不安來地不寧。江河條條如沸騰，山峰座座盡坍崩。高岸竟然成深谷，深谷卻又變高峰。可嘆當世執政者，面對兇險不自警。

　　皇父顯要為卿士，番氏官職是司徒。冢宰之職家伯掌，仲允御前做膳夫。內史棸子管人事，蹶氏身居趣馬職。楀氏掌教官師氏，美妻惑王勢正熾。

　　嘆息一聲這皇父，難道真不識時務?為何調我去服役，事先一點不告訴?拆我墻來毀我屋，田被水淹終荒蕪。還說“不是我殘暴，禮法如此不合糊”。

　　皇父實在很圣明，遠建向都避災殃。選擇親信作三卿，真是富豪多珍藏。不愿留下一老臣，讓他守衛我君王。有車馬人被挑走，遷往新居地在向。

　　盡心竭力做公事，辛苦勞煩不敢言。本來無錯更無罪，眾口喧囂將我讒。黎民百姓受災難，災難并非降自天。當面聚歡背后恨，罪責應由小人擔。

　　綿綿愁思長又長，勞心傷神病懨懨。天下之人多歡欣，獨我處在憂傷間。眾人全都享安逸，唯我勞苦不敢閑。只要周朝天命在，不敢效友茍偷安。

　　鑒賞

　　此詩猶如一首悲憤的樂曲。全詩八章，可分為三部分。

　　第一部分(前三章)，將日食、月食、強烈地震同朝廷用人不善聯系起來，抒發自己深沉的悲痛與憂慮。詩人不理解日食、月食、地震發生的原因，認為它們是上天對人類的警告，所以開篇先說十月初一這天發生了日食。“日者，君象也”，夏末老百姓即以日喻君。日而無光，在古人是以為預示著有關君國的大災殃。詩人將此事放在篇首敘出，使人震驚。第二章將國家政治頹敗、所用非人同日食聯系起來議論，第三章又連帶敘出前不久發生的強烈 地 震。詩人關于這些極度反常的自然現象的描述，表現了他對于國家前途的無比擔憂和恐懼。詩中寫的地震有史實記載，《國語·周語》：“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是歲三川竭，岐山崩。”詩中“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的具有特征性的大特寫使兩千多年后的人讀起來，仍然感到驚心動魄。詩人的如椽巨筆為讀者描繪了一幅歷史上少有的巨大的災變圖。

　　第二部分(中三章)，回顧與揭露當今執政者的無數罪行。詩的第一部分節奏強烈，寫出了詩人所見到的上天震怒的狀況，在震驚與恐懼中又纏繞著詩人無限的憂傷。他不明白當今執政者為何不行善政制止天災，這就很自然地過渡到詩的第二部分。這一部分開列了皇父諸黨的清單，把他們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這些人從里到外把持朝政，欺上瞞下。皇父卿士，不想怎樣把國家治理好，而是強抓丁役，搜括民財，擾民害民，并且還把這種行為說成是合乎禮法的。他把聰明才智全用在維護自己和家族利益上;他看到國家岌岌可危，毫無悔罪之心，也沒有一點責任感，自己遠遠遷于向邑，而且帶去了許多貴族富豪，甚至不給周王留下一個有用的老臣。用這樣的人當權，國家沒有不亡之理。然而，是誰重用了這些人呢?詩人用“艷妻煽方處”一句含蓄地指出了居于幕后的周幽王。

　　第三部分(后二章)，寫詩人在天災人禍面前的立身態度。他雖然清醒地看到了周朝的嚴重危機，但他不逃身遠害，仍然兢兢業業、盡職盡公。在忠直與邪惡兩類臣子中，詩人是屬于忠直的一類;在統治階級內部斗爭中，詩人又是屬于失敗的一類。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詩人的命運同國家的命運是一致的。在詩中，詩人哀嘆個人的不幸，哀嘆政治的腐敗、黑暗與不公，實際上也就是在哀嘆著國家的命運。所以說，這一部分同前兩部分是有聯系的。詩人從三個角度有力地表現了憂國這個主題。

　　此詩的語言基本上是直言抒寫，噴涌而出，但有的地方也采用反語和冷峻的諷刺，如“艷妻煽方處”、“皇父孔圣”。有的語言表現力很強，如說皇父等人強霸百姓田產時，用“予不戕，禮則然矣”充分表現了他們的強詞奪理、蠻橫霸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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