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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詩經》的紀實性與唯美風格
《詩經》產生于2500年前，是我國歷史記載的第一部詩集，它以豐富的內涵和深刻的思想性描繪了一幅幅生動的歷史畫卷。
詩經反映了我國從西周初年至春秋中葉500年間復雜多變的社會面貌，其中所表現出來的現實主義精神和唯美主義情調，不僅代表了我國古代詩歌最初的偉大成就，而且影響和決定著此后中國文學創作的主流方向，時至今日，它的紀實與唯美風格還一直受到文學創作者的推崇和學習。
《詩經》的現實主義特色首先體現在豐富多彩的內容上。從某種程度上講，《詩經》可以說是一本生活的百科全書。據統計，其中涉及的草類有麥、黍、稷、麻等105種;木有桃、李、柏、桑等75種;獸有馬、牛、羊、狙等67種;鳥有雎鳩、黃鳥、喜鵲、鴟�等39種;蟲有螽斯、草蟲、�鯊、魴鯉等49種。《詩經》的成功之處在于它的創作源于人民的所見所聞，使文章以其豐實的內容和寬泛的涵蓋面增強了可讀性。
袁行霈主編的《中國文學史》將其按題材和內容劃分為六類：1.婚姻愛情詩;2.農事詩;3.戰爭徭役詩;4.怨刺詩;5.周族史詩和祭祖頌歌;6.宴饗詩。由此可見，《詩經》的內容包羅萬象，匯集了生活的點點滴滴。從《詩經》所寫的詩篇，我們查閱史書，從中可知周文王時期，國泰民安，五谷豐登，百姓豐衣足食，生活安定幸福，才有了如《關雎》那樣朦朧的膾炙人口的愛情詩。但后來，商朝最后一代君王――商紂昏庸無道，日行暴政。由此，以西周為首的諸侯國紛紛起義反抗，連年戰禍，百姓生靈涂炭，這才有了思念夫君的《卷耳》。此外，《詩經》中還有反映秦國戰亂的《秦風・無衣》和表現思念之情的《王風・君子于役》等佳作，他們都真實客觀地反映了當時的人民生活和政治形態。“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千古絕唱《詩經》首篇《關雎》章就滲透著人性最本真的渴望，以雎鳩和鳴比興，引出一位溫文爾雅的姑娘正是青年夢寐以求的佳偶。而后，詩人反復以荇菜為喻，彈奏出一首君子朝思暮戀淑女的浪漫癡情曲。全詩以一種唯美的藝術情調滲透于樸實的現實主義詩風，這也是《詩經》的總體風格――樸實的現實主義。
《詩經》的博大容量還涵蓋了人民的遠征之苦，勞役之怨，國難“黍離”之悲，羈旅懷鄉之思，而愛國主義的戰爭詩與頌揚生活的勞動歌，以及不滿黑暗政權官僚的政治諷刺詩，也是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這些豐富精彩的內容，配以種種繪聲繪色的寫實手法的調味，使得《詩經》如一盤百味俱全的盛餐，在文學長桌上芳香遠溢，無愧為中國幾千年現實主義藝術的源頭。
盡管《詩經》屬現實主義詩風，然其語言形式靈動活躍，如山間奔涌的小溪，閃爍著睿意靈性，融合于濃淡有致的情感小畫，使滿卷書香彌漫著一種芬芳唯美的藝術情調，頗具匠心，充滿著非常濃厚的唯美主義情調。
《詩經》豐富的內容大多源自傳誦的尾歌，就其性質而言，則是歌曲的歌詞。《墨子公孟》中說：“頌詩三百，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意即詩三百余篇，均可用來背誦詠讀、樂器伴奏和歌唱伴舞。同時滿足上述要求的詩歌自然也必須音律優美，瑯瑯上口。連珠妙語，如甘泉涌動，似白露霜凝，如《關雎》、《桃天》等詩篇恰當地重章手法的運用就起到了明顯的強調造勢作用，將求愛之情、祝福之心、出嫁之曲表達得強烈熾熱而唯美動聽。“明星煌煌”的閃爍星辰若呈眼前，“燁燁震電”的一瞬天光生動浮現，“��鳴雁”的天籟之音縈繞耳邊，疊字手法的巧妙運用不僅使音調鏗鏘有力，更賦予詩歌以形象的靈魂。而“鴛鴦”、“蛸”、“參差”等雙聲之詞及“輾轉”、“窈窕”、“螟蛉”等疊韻之語的活用更賦予詩歌以巧律妙韻的音樂美。輕讀口若含珠丹，冥想思如潮水涌，細細咀嚼，詩情畫意隨心翱翔，體現了中華民族語言的音樂性，進一步增強了詩歌的藝術效果。
智慧的中國人民于2500年前已開始追求學術創新，活躍學術氛圍，不再局限于四言方格，而是善用五言、六言形式進行無規律變化，甚至駢散結合，給予詩歌一個靈動的生命。又因為《詩經》是以現實生活為基石的，人民習慣于將花花世界的景物攝入詩中，常以某一物起興，再言及中心，如《月出》中以月比興，以圓潤皓月喻美人儀容，從而給詩歌披上一層虛幻朦朧的面紗，將思念之情表達得撲朔迷離，唯美動人。
許許多多的藝術手法，形形色色的表達技巧，融合于真摯詩情的人生感悟，將我們帶進一片彌漫著唯美情調的詩海文苑。正如《風雨》中的“雞鳴喈喈”與《鴻雁》中的“哀鳴嗷嗷”就是將現實生活中的聽覺以惟妙惟肖的手法表現出來的，現實主義與唯美主義藝術情調水乳交融，共冶一爐，不僅再現了周王朝的歷史畫卷，更贈與我們賞心悅目的美學享受。
《詩經》表現出的關注現實的熱情、強烈的政治和道德意識、真誠積極的人生態度，被后人概括為“風雅”精神，直接影響了后世詩人的創作。《詩經》于比興時有寄托，尤其在《詩經》被經學化后，更被加以穿鑿附會，作為政治說教的工具。因此，有時“比興”和“風雅”一樣，被用來作為提倡詩歌現實性、思想性的標的。屈原在《楚辭》中，極大地發展了《詩經》比興寄托的表現手法。而屈原之后的許多詩人，也秉承屈原香草美人的比興手法，寫了許多寓有興寄的作品。比興的運用，形成了我國古代詩歌含蓄豐富、韻味無窮的藝術特點。
《詩經》的藝術魅力對后世的文學創作產生了深遠影響，后世詩人往往倡導“風雅”精神，并以此來推動文學革新。一代梟雄曹操在《短歌行》里直接將“呦呦鹿鳴、食野之萍，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引用其中。陳子昂感嘆齊梁間“風雅不作”(《與東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他的詩歌革新主張，就是要以“風雅”廣泛深刻的現實性和嚴肅崇高的思想性，以及質樸自然、剛健明朗的創作風格，來矯正詩壇長期流行的頹靡風氣。不僅陳子昂，唐代的許多優秀詩人，都繼承了“風雅”的優良傳統。李白慨嘆“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古風》其一);杜甫更是“別裁偽體親風雅”(《戲為六絕句》其六)，杜詩以其題材的廣泛和反映社會現實的深刻而被稱為“詩史”;白居易稱張籍“風雅比興外，未嘗著空文”(《讀張籍古樂府》)，實際上白居易和新樂府諸家所表現出的注重現實生活、干預政治的旨趣和關心人民疾苦的傾向，都是“風雅”精神的體現。而且這種精神在唐代以后的詩歌創作中一直占據主流，無論是宋代陸游還是清末黃遵憲，無不秉承這種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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