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后現代文化語境中的詩歌透析論文

　　中國新詩語言政治問題的呈現關于中國新詩語言政治問題的研究由來已久，在白話詩剛出現的時候，胡適面對梅勤莊的指責，就曾經做出了如下回應，即“夫吾之論中國文學，全從中國一方面著想，初不管歐西批評家發何議論”。據此，我們可以得出，在新詩的寫作方面，在最初就面臨著一個世界文學背景的問題。而新詩語言政治問題的正式提出是在上個世紀90年代，美國哈佛大學漢學家StephenOwen在1990年在其《WhatIsWordPoety？》首次提出了現代漢語詩歌的語言政治問題，并且指出新詩首先不能夠與以唐詩為頂峰的中國古典詩歌相比較，同時由于現代漢語新詩又以后現代文化語境為前提，是西方詩歌影響下的產物，甚至已經不能夠被稱之為中國文學。

　　而在1993年，詩人鄭敏在其《世紀末的回顧：漢語語言變革與中國新詩創作》②一文中提出了一個問題：“為何有幾千年詩史的漢語文學在今天沒有出現一個得到國際文學公認的大作品、大詩人？”這一問題也激發了“文化激進主義”以及“文化保守主義”的論爭。爭論涉及到的內容在今天看來已經沒有太多值得商榷的歷史價值，這場爭論唯一值得關注的就是引發爭論的問題本身。越來越多的學者認識到，中國將自身源遠流長的古老文明貢獻給了世界，但是漢語以及漢語詩歌卻無法贏得世界的認同。這其中涉及到的就是文化政治問題。文化政治關系到每一個文化群體的自我定位、自我理解以及自我主張，它同時也正在敦促不同的文化屬性以及生活在該文化屬性之中的人，迎接異族文化以及世界文化的挑戰，并且為捍衛改進自身的文化以及生活形式而進行斗爭。如果按照這個標準進行衡量，我們可以發現中國的詩歌在后現代文化語境之下，與“后殖民主義”以及“翻譯的政治”這些文化批評術語有著極為密切的關系。中國的傳統詩歌文化傳承已經出現了斷層，而域外詩歌文化的引入，則使得這一斷層不斷地加大，以往的寫作甚至變成隔世之作，詩人們突然發現自己熟悉的語調已經失聲，而新的文化語境下的創作嘗試也由于優秀詩人的青黃不接而呈現出“碎影式狀態”。

　　一、后現代文化語境下“個人詩學”的語言發現。

　　1、“百花爭鳴”與“眾語喧嘩”。

　　進入到上個世紀90年代，中國新詩歌的“大寫時代”一去不返，基于西方文化或者舶來文化的新詩歌寫作嘗試在獲得了短暫的成功之后，再次走進了“失語”的困惑。在這種背景下，任何一種詩歌的寫作理論和寫作的嘗試都失去了絕對的權威，而任何一種寫作或者詩歌的言說方式，都成為尋求中國詩歌和理性發展過程中的一種全新的嘗試。在這個詩歌不再得到眾生膜拜的世界里，詩人的創作流派越來越繁復，我們有幸看到新詩歌寫作浪潮走向低谷之后的“百花爭鳴”。然而，在本身力量就不夠雄厚的新詩寫作領域，由于缺乏有絕對影響力的領軍人物，“百花爭鳴”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后現代文化語境對本土文化語境的遮蔽問題，也無法在傳承來自西方的后現代文化語境之中走得更遠，或者再次掀起一輪新詩寫作的浪潮。因此，在普遍失勢以及創作群體的離散情境之下，“百花爭鳴”逐漸變成了“眾語喧嘩”，對于這個時代的詩人而言，寫作本身就是一種無奈，而最終還逐漸淪為了體現一種語言力量的書寫行為，詩歌對于思想的震動在不斷地降低。

　　2、后現代文化語境下“個人詩學”。

　　給詩歌寫作帶來的變化對于上個世紀90年代的中國新詩寫作而言，“個人詩學”寫作是傳統詩歌寫作文化背景崩塌和新的詩歌寫作嘗試一次次碰壁的結果，它體現的是一種“個人化知識譜系”，這種“個人詩學”的寫作并不是簡單的重復詩歌本身或者詩人自身所擁有的各種本質屬性，而是在預示著一種寫作權利的蘇醒與語言使用的重擔。即一方面，越來越多的詩人在后現代文化語境下試圖通過詩歌語言彰顯自身的個性，構建自身的精神世界；而另一方面，后現代文化語境對本土文化語境的遮蔽，使得新詩歌的寫作在語言使用上陷入了一種前所未有的尷尬，如何更好地使用語言，成為寫作者必須要挑起的重擔。同時，“個人詩學”的發展對于上個世紀90年代的詩歌寫作也帶來了豐富的變化：首先，“個人詩學”對于建構的指向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在上個世紀90年代，新詩寫作在語言使用的重擔之下，雖然使得詩歌的敘述出現了一種分離的態勢，但是在不斷的語言寫作的重組過程中，包容了眾多的個體對于可能實現的意義或者秩序的呼喚。這就使得這個階段的詩歌語言逐步開始轉變為生存世界的語言，并且在對個體生命或者現實意義的期待之中，試圖去言說生命的意義和價值。

　　因此，從這個角度來看，它的暫時性本身并不具備突破現實秩序的能力，因而也無法成為一種生命經驗的拓展，更無法顯示與生活水乳交融。然而，它又切實表現出了一種與日常生活的緊密聯系，并且具有一定的世俗化傾向，這種狀況的出現，只能夠解釋為“個人詩學”對于詩歌的新的理解或者把握。如果置身其中，某種后現代式的生存狀態或者消費意識同樣也對這類詩歌的生成邏輯產生了重要的影響。但是，詩歌如果沉溺于生活之中，并不單單地意味著詩歌失去了反抗意識或者對純粹的詩意的追求，即使是“個人詩學”呈現出了碎片化、單元化甚至是日常化的荒謬式書寫，它同樣也蘊含著一些試圖建構的意圖。其次，強調矛盾、悖論以及豐富性的使用。在上個世紀末期，中國的詩歌寫作在一個很長的時期內都處于浪漫主義抒情風格的影響和制約之下，不管是政治抒情詩還是生活抒情詩，過度的制約必然導致某些掙脫束縛的訴求。因此，在這種背景下，90年代開始的詩歌寫作對于矛盾、悖論以及豐富性使用的強調，就顯得并不意外，同時也絕非偶然。后現代文化語境之下的詩歌寫作失勢以及現實生活對于物質重要性的反思，使得日常化乃至世俗化的場景介入詩歌之中，而在語言的使用方面，這個時期的詩歌寫作不僅僅要超越以往的凌空虛蹈，還要試圖在日常瑣事之中提升出詩意。這一點在中國的本土文化語境之中實際上是有非常多的參考例證的，在傳統的詩歌文化之中，我們可以借鑒白居易從簡單生活意象之中凝聚詩意的手法。

　　但是，后現代文化語境對于本土文化語境的遮蓋，使得更多的人更傾向于相信舶來品的功效。在這種背景下，具體的意象、語言以及使用技巧在拓展“語言與現實”的融合方面具有許多的問題需要解決。西川提出詩歌應該指向敘事的不可能性，將眾多意向融為一爐，在一篇詩歌之中融入古今、善惡、美丑，然后將判斷的權力交予讀者。而這種手法也被認為是一種綜合性的創造，它試圖將時代的意識、審美、心態以及文化眼光都融入到語言之中。在西川的長詩《厄運》之中，就體現了這種寫作的方式，散文化的敘事方式有效地將“詞”與“物”相聯系，但是卻沒有表現出太多的個人好惡的傾向，而是試圖不斷地延伸詩歌自身的思維。“個人詩學”在后現代文化語境之下，自然地生長出了“個人化敘事”模式。

　　而這種模式也成為了詩人寫作天然的一種權力，然而在個體身份以及經驗都存在巨大差異的條件下，必然包容著某種個人書寫的文化政治。在上個世紀80年代之后，西方文化搶灘登陸，并且迅速推動了后現代文化語境的形成，這就使得我國的詩歌文學創作不僅一直存在個人主義寫作的歷史，同時也存在個人主義的閱讀歷史。即，無論是寫作還是閱讀，都有“各花入各眼”的特點，同時也存在著某種內在深度的表達，從而使得這種文化閱讀逐漸向平面化延展開來，并且最終成為后現代文化語境下的個人欲望表達的某種注腳。這些現象都提示，在上個世紀90年代，后現代文化語境已經使得中國的古典主義詩歌寫作沒有了立足之地，而個人主義或者“個人詩學”的新詩寫作則開始迎合西方審美，并且與日常生活開始了深層次的互動和相互的介入，詩人們通過倡導“從隱喻中退卻”，選擇“拒絕深度”、“拒絕價值”以及明顯帶有文類兼容傾向的“敘事性”，試圖推動詩歌回到語言的最本真狀態。

　　二、后現代文化語境下的翻譯體詩學共鳴。

　　1、后現代文化語境下的詩歌寫作翻譯體現象。

　　所謂的“翻譯體”現象是指在上個世紀90年代的后現代文化語境下，中國詩歌寫作對西方文化的借鑒和模仿，基本上完全喪失了中國傳統詩學文化的現象。然而，在對后現代文化語境下的翻譯體現象進行論爭的過程中，我們無疑會發現，以往研討中單純地只從詩學現象出發的研究，會導致對詩歌本身研究問題的忽略。在后現代文化的氛圍之下，中國漢語言文化的政治位置的變化無疑會使得中國詩人對本民族語言在詩歌創作中的應用產生一種時代性的交流，從而引發對漢語言在詩歌寫作中應用的再認識或者對詩歌語言的再建構。翻譯體現象的出現對中國詩歌寫作而言是警鐘，它使得越來越多的`詩人和學者開始認識到后現代文化語境對本土文化語境遮蔽的后果，從而開始反思漢語之中的傳統與現代、語言運用中的東方與西方矛盾，并且開始重新確立起漢語的主體性地位，試圖追求文學創作過程中的語言民族化的“政治”訴求。為了進一步說明后現代文化語境之下的翻譯體現象，我們就不得不談到上個世紀90年代的詩歌民間寫作現象。民間寫作在詩歌寫作之中往往被當做文化底層的傳統語言被吸納，并且在不斷地充實現代城市的詩歌寫作語言結構。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現代的民間詩歌寫作的過程中，大量的口語被運用，并且顯現了民間詩歌寫作以邊緣解構中心的語言建構策略。這在翻譯體現象橫行的中國詩壇無疑具有一些特別的意義，詩人于堅曾提到“口語寫作實際上復蘇的是以普通話為中心的當代漢語的與傳統相聯系的世俗方向，它軟化了由于過于強調意識形態和形而上思維而變得堅硬好斗和越來越不適于表現日常人生的現實性、當下性、庸常、柔軟、具體、瑣屑的現代漢語，恢復了漢語與事物和常識的關系。口語寫作豐富了漢語的質感，使它重新具有幽默、輕松、人間化和能指事物的成份”③。他認為，好詩在民間，這在中國當前詩壇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城市的詩歌寫作已經基本上在后現代文化語境的影響下淪為了翻譯體，在民間則還能夠保留一些傳統的、世俗的審美和語言。有的學者則認為，詩歌的精神在于它本身的獨立性，不需要依附于任何的龐然大物，它自身的存在就是其存在的全部目的。而后現代文化語境深層次的英語文化背景，是克隆詩界的普通話。但是，如果只會在后現代文化語境之下開始自身的創作，那么我們的知識分子寫作或者城市詩歌創作就必然會以西方詩歌為世界詩歌的標準。那么，中國傳統的詩歌文化底蘊就必然被我們全部拋棄，從而喪失文化尤其是詩學文化上的獨立性和獨立的品格。

　　2、翻譯體與詩學共鳴。

　　是否翻譯體現象的存在就必然導致中國傳統詩學文化的全面敗退，而漢語言淪為世界詩歌的成功的一個注腳呢？我們認為翻譯體對于促進詩學的發展在某種層面上也有一定的幫助。當今世界是一個開放的世界，無論是經濟還是文化都是如此，在我們不斷地接受西方后現代文化語境的影響的過程中，我們的傳統文化也在逐步地向西方文化滲透。我們這里提到的翻譯體現象，如果從文化的交流和共鳴的角度來看，實際上是一個中國詩學文化與西方詩學文化接軌的過程。雖然這一個“接軌”的過程中，參與的主體都是“知識分子寫作”，而不是代表中國傳統詩學文化的“民間寫作”，但是，如果我們進一步進行分析，那么這種“知識分子寫作”無疑更能夠體現全球化語境下的語言以及翻譯中的語言政治。我們注意到在后現代文化語境之中有“西方文化霸權”的影子，但是實際上，在全球一體化背景下的“西方文化霸權”必然無法實現真正的霸權，而會被東方文化削弱。“井水不犯河水”的詩歌寫作文化語境在今天的世界上已經完全不存在了，無論是東方還是西方，實際上從時空的角度來衡量都已經成為了一個虛擬意義遠大于實際意義的話語和符號。局限于一域來看，后現代文化語境實際上只是東方文化自身等級結構之中的一個構成部分，即后現代文化語境的東方化或者本土化。與此同時，我們需要注意到一點，那就是中國的漢語言文化語境歷經幾千年的發展，其間也有過多個少數民族文化試圖統治漢語言文化的嘗試，但最終都被浩瀚博大的漢語言文化語境所同化，并且共同構成了我們今天的漢語言文化語境。今天的后現代文化語境起始于舶來，當前卻作用于本土知識精英權力以及利益的分配關系。在事實上，基于全球化背景之下，對于漢語本身所承載的歷史進行反思已經成為了必然，也有不少的學者自發地開始對漢語的主體性進行維護和重新確立。而在事實上，當前的“知識分子寫作”也開始意識到完全西化的語言資源并不足以支撐詩歌的博大，詩人寫作的出發點和最終的指歸都在其對于詩歌本身的責任，而基于這種責任感，漢語言資源必然成為“知識分子寫作”的一個關鍵構成。在這一點上，“知識分子寫作”與“民間寫作”殊途同歸，前者基于對詩歌本身的責任，而后者則基于對漢語的語言責任，雖然目的不同，但從結果來看，往往并無二致。

　　3、“中體西用”——后現代文化語境下中國詩歌的出路。

　　我們無需對翻譯體現象的存在做過多的批判，中國詩人的模仿并不是目的，而只是出于自我建構的一種客觀需要。后現代文化語境作為一種基于西方文化的語言環境，必然會對漢語言產生一定的排斥，然而在全球一體化的背景下，這種排斥必然會被出于不同目的的語言運用策略所同化，最終在后現代文化語境與中國傳統漢語言文化語境之中產生一種共鳴。即中國傳統語言文化為“體”，西方舶來文化為“用”，我們在吸收和引入西方文化的過程中，也要堅持中國傳統語言和傳統文化在詩歌創作中的重要作用。放棄中國傳統語言文化的詩歌就等于放棄了中國悠久的詩歌歷史，從而完全被西方文化所同化，智者所不為；完全摒棄西方語言文化，就相當于拒絕詩歌的世界化和現代化，不利于我國詩歌走向世界。“中體西用”是后現代文化語境下中國詩歌的重要出路。

　　結語：

　　后現代文化語境形成于上個世紀70年代的西方，并且迅速傳播到我國。在后現代文化語境下的中國詩歌迎來了一次發展的巔峰，但是卻由于極端化的對傳統文化語境的排斥而迅速地走向了衰敗。在后現代語境下的漢語詩歌寫作和詩學話語建構的過程中，對歷史的反思和現實的超越，雖最終外化為一場關于兩種語言資源的論爭，但其實質卻表達了全球化語境下，漢語詩歌寫作在交流借鑒和自我建構中的語言政治與文化身份問題。這不但是百年中國新詩通過借鑒，與政治文化在特定歷史時期發生關聯的一個例證，同時，也是新詩歷史遺留問題在后現代反思情境下的一種自我呈現。但是，詩歌本身的存在就是獨立的，它無論對于何種語言資源的借鑒或者引用，都不應該對其獨立性造成改變和沖突。多元文化的碰撞使得中國語言詩歌話語建構問題復雜化，但是基于不同目的的責任，必然使得不同文化語境下的詩歌產生共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