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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中國古典詩詞的發展歷史簡介
在日常學習、工作抑或是生活中，大家對古詩都再熟悉不過了吧，古詩是古代詩歌的泛稱。那么什么樣的古詩才更具感染力呢？下面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關于中國古典詩詞的發展歷史簡介，僅供參考，希望能夠幫助到大家。
本文介紹中國古典詩詞的發展歷史。詩歌在中國源遠流長，綿延數千年，取得了光輝燦爛的成就。早在西周至春秋時代，我國詩歌就已產生了大批輝煌篇章，其標志是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詩經》的出現。《詩經》收詩305篇，分“風”、“雅”、“頌”3部分，都是可以配樂演唱的。《詩經》的篇章大都具有鮮明的時代感和人民性，善用賦、比、興的表現手法，句式以四言為主，多用重章疊句，為后世文學創作奠定了深厚的人文基礎和藝術底蘊。
戰國后期，在南方的楚國產生了一種具有楚文化獨特風采的新詩體——楚辭(騷體)。楚辭句式長短參差，以六言、七言為主，多用“兮”字。楚辭的奠基人和主要作者屈原，運用這種形式創作了《離騷》、《九歌》、《九章》等不朽詩篇，成為我國文學史上第一位偉大詩人。其代表作《離騷》，是我國古代文學史上最為宏偉瑰麗的長篇抒情詩。屈原之后有宋玉、唐勒、景差等楚辭作家。楚辭的出現，標志著中國詩歌從民間集體歌唱發展到詩人獨立創作的更高階段。《詩經》和楚辭，是后世詩歌發展的兩大源頭，在文學史上并稱“風騷”，共同開創了我國古代詩歌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并駕齊驅、融會發展的優秀傳統，并垂范于后世。
漢代前期，文人詩壇相對寂寥，民間樂府頗為活躍。“樂府”原指國家音樂機構，后代將樂府所收集與編輯的可以配樂演唱的歌辭也稱為“樂府”。漢樂府民歌是漢樂府的精華。漢樂府民歌繼承《詩經》民歌“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的現實主義傳統，多“感于哀樂，緣事而發”，通俗易懂，長于敘事，富有生活氣息，句式以雜言和五言為主，體現了詩歌藝術的新發展。《陌上桑》與《孔雀東南飛》是漢樂府民歌中最優秀的作品，也是敘事詩的代表作。《孔雀東南飛》是我國詩歌史上第一篇思想性和藝術性高度統一的長篇敘事詩，凡353句，1 765字，被稱為“長詩之圣”、“古今第一首長詩”。在漢樂府的影響下，文人五言詩逐漸發展成熟，其標志是東漢末年出現的《古詩十九首》。這是—組由寒門文人創作的抒情短詩，情調感傷，言短情長，委婉含蓄，質樸精練，被譽為“一字千金”、“實五言之冠冕”。
漢末魏晉時期，文學進入自覺時代。建安時代，“世積亂離，風衰俗怨”，文人詩歌卻呈現了“五言騰踴”的大發展局面，以“三曹”父子和王粲等“建安七子”為中心組成鄴下文人集團。他們的詩作大多反映時代動亂和人民疾苦，抒寫個人理想抱負，具有“慷慨以任氣”、“志深而筆長”的風格，此即后世稱道的“建安風骨”。建安詩歌以曹植和王粲的成就最為杰出。魏晉之交，世風變易，“竹林七賢”是正始時期的代表詩人群體，其中阮籍、嵇康名聲最著，成就最高。阮籍的82首《詠懷詩》是我國第一部規模較大、內容豐富的個人抒情五言組詩，嵇康則開拓了四言詩的新境界。西晉太康年間，詩壇上有“三張二陸兩潘一左”之稱。陸機、張協、潘岳等人的作品追求麗辭縟采，開中國詩歌雕琢堆砌的流風；左思則獨樹一幟，繼承建安文學傳統，其《詠史》8首借詠史來抒懷，情調高亢，筆力矯健，有“左思風力”之稱。東晉玄言詩泛濫一時，直到東晉末年陶淵明的出現，才使詩壇驟添異彩。陶詩多寫田園生活，風格自然沖淡，“質而實綺，癯而實腴”(蘇軾語)，對唐代山水田園詩派有直接影響。
南北朝時期，南方的代表詩人有謝靈運、謝、鮑照等。謝靈運開創了山水詩，實現了玄言詩向山水詩的轉變。謝受其影響，正于描寫山水，與謝靈運合稱為“大小謝”。鮑照擅用七言古體抒發憤世嫉俗之情，風格俊逸豪放，為唐代七言歌行的發展鋪平了道路。北方最有成就的詩人是由南入北的庾信，他以剛健之筆寫鄉關之思，融合南北詩風，成為六朝詩歌的集大成者。南北朝樂府民歌足與漢樂府前后輝映。南朝民歌清麗婉轉，代表作是《西洲曲》；北朝民歌粗獷剛健，代表作是《木蘭詩》。
唐代是中國詩歌史上的黃金時代，詩體完備，流派各異，名家輩出，成就卓著。“初唐四杰”(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和稍后的陳子昂，上承漢魏風骨，力掃齊梁宮體頹靡詩風，發出清新健康的歌唱，為唐詩的發展鋪平了道路。盛唐時期首先出現兩大詩歌流派：一是以王維、孟浩然等為代表的山水田園詩派，多摩山范水，抒寫閑情逸致，風格清新自然；二是以高適、岑參、王昌齡等為代表的邊塞詩派，多寫邊塞風光和軍旅生活，或慷慨悲壯，或雄奇瑰麗。接著李白、杜甫橫空出世，被稱為我國詩歌史上雄視古今的“雙子星座”。“詩仙”李白繼承和發揚中國詩歌的浪漫主義傳統，歌頌祖國大好河山，表現理想與現實的矛盾，感情奔放熾烈，風格豪放飄逸。“詩圣”杜甫繼承和發揚傳統的現實主義精神，其詩廣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唐王朝由盛轉衰的時代風貌，被譽為“詩史”，感情內在深沉，風格沉郁頓挫。李、杜分別以其獨特的風格和極高的成就而成為澤被百代、彪炳千秋的偉大詩人。安史之亂后，進人中唐時期，經過短期的過渡，唐詩呈現第二次繁榮。以白居易、元稹為代表，倡導了一場新樂府運動。他們主張“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創作了《新樂府》、《秦中吟》等針砭時弊的諷喻詩。白居易的《長恨歌》、《琵琶行》是古代長篇歌行名篇，扣人心弦，傳誦至今。與元白詩派追求平易通俗不同，以韓愈、孟郊為代表的韓孟詩派崇尚險怪，以散文手法作詩。此外各具藝術個性的詩人還有劉禹錫、柳宗元等。中晚唐之交出現的“詩鬼”李賀，其詩冷艷深幽，恢奇詭譎，富有浪漫主義色彩。晚唐之世，詩風趨于卑弱，感傷色彩較濃，惟杜牧、李商隱成就最高，有“小李杜”之譽。杜牧擅七絕，詠史懷古、抒情寫景，無不清新俊逸，風姿絕代。李商隱工七律，風格深情綿邈，綺麗婉曲，尤其是“無題”詩，更是意蘊雋永，興寄深微，沉博絕麗，獨擅勝場。
宋詩總體成就不如唐詩，但別開天地，自有特色。對比而言，唐詩主情韻，開朗俊健，以境取勝；宋詩主理致，深幽曲折，以意勝。宋初詩人楊億、錢惟演等學李商隱，號西昆體。王禹俘、梅堯臣、蘇舜欽等反對西昆體，反對只講聲律辭藻與缺乏社會內容的流弊，奠定了宋詩健康發展的基礎，歐陽修倡導詩文的革新運動，恢復關注現實的傳統，宋詩注重氣骨、長于思理的傾向愈益明顯。北宋詩壇影響最大的是“蘇黃”。蘇軾是宋代文藝創作成就最為全面的作家，其詩說理抒情，自由奔放，發展了宋詩好議論、散文化的傾向。黃庭堅是江西詩派的宗主，注重詩歌語言的借鑒和創造，主張“點鐵成金”、“奪胎換骨”、“無一字無來處”，其詩宗尚杜甫，瘦硬生新，屬于江西詩派的還有陳師道、陳與義等人。南宋詩人的杰出代表是“中興四大詩人”(陸游、尤袤、楊萬里、范成大)，他們都出于江西詩派，而終能自成一家。陸游是宋代偉大的愛國詩人，存詩近萬首，唱出了時代的最強音。南宋后期出現了“永嘉四靈”和江湖詩派，他們的作品現實感不強，詩格比較浮弱。到宋末，文天祥、汪元量等人的愛國詩篇，為宋代詩壇添上了最后一抹光彩。金代最杰出的詩人是元好問，其詩內容豐富，“沉摯悲涼，自成聲調”(趙翼語)。
由于北方少數民族樂曲傳人中原地區，元代出現了一種配合當時流行曲調清唱的抒情詩飼——散曲。與傳統詩詞相比，它大大擴展了表現范圍，形式更自由，語言更活潑，具有濃厚的市民色彩，給詩壇注入了一股清新空氣。散曲包括小令和套數(套曲)兩種形式：小令是單支曲子，套數是由兩支以上屬同一宮調的曲子依次連綴而成。前期代表作家是關漢卿、馬致遠，其作品通俗平易，詼諧潑辣；后期代表作家是張可久、喬吉，他們一改前期散曲的本色，趨于雅正典麗。馬致遠的小令《天凈沙，秋思》、睢景臣的套曲《般涉調·哨遍·高祖還鄉》，是元散曲中不可多得的佳作。
明初，高啟、劉基等人的詩歌較有社會現實內容，但接著興起以朝廷輔弼大臣為首的“臺閣體”詩派，歌功頌德，空廓浮泛。明中葉以后，以李夢陽、何景明為首的“前七子”和以李攀龍、王世貞為首的“后七子”，先后發起復古運動，主張“文必秦漢，詩必盛唐”，但他們盲目尊古，一味模擬，受到有識者的批評。先有以歸有光為代表的“唐宋派”起而矯之，繼有以袁宏道為代表的“公安派”，主張“獨抒性靈，不拘格套”，極大地沖擊了前后七子的復古主張。稍后的“竟陵派”鐘惺、譚元春等人，主張與“公安派”相仿，但追求幽深孤峭的詩風。清初，遺民詩人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等人的詩歌具有強烈的民族感情和愛國思想。錢謙益、吳偉業等在清初詩壇影響很大。王士禎提倡“神韻”說，成為當時詩壇領袖。清中葉以后，考據學風盛極一時，影響到詩壇，遠離現實、重視形式和以學問為詩之風大熾，唯鄭燮反映民情之作、袁枚直抒性情之作、黃景仁獨寫哀怨之作較有特色。道光、咸豐年間，內憂外患日益嚴重，龔自珍以詩為武器，揭露社 會 黑 暗，抒發報國大志，成為近代詩歌史上開一代風氣的第一位大詩人，贏得了“三百年來第一流”的稱譽。
詞是配合燕樂演唱的新詩體，起源于民間，敦煌曲子詞是現存最早的民間詞。中唐之后文人填詞者漸多，張志和、韋應物、白居易、劉禹錫等在作詩之余間或作詞。晚唐溫庭筠是文學史上第一個大力作詞的人，他確立了詞體規范，開花間詞風，被稱為“花間鼻祖”。五代時，西蜀和南唐成為詞的創作中心，第一部文人詞集《花間集》問世。西蜀韋莊名列花間，詞與溫庭筠齊名，并稱“溫韋”，以清麗疏朗見長。南唐馮延巳注重刻畫人物內心世界，抒寫個人生活感受，“開北宋一代風氣”(王國維語)。五代詞人中成就最高的是南唐后主李煜，他以詞寫自己的人生際遇和真實性情，寫故國之思和亡國之痛，不事雕飾，緣情而行，語言樸素自然而又流轉如珠，王國維評云：“詞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變伶工之詞而為土大夫之詞。”
詞在宋代發展到了鼎盛時期，成為一代文學的主要標志。宋初詞家如晏殊、歐陽修等，主要還是沿襲晚唐五代詞風，寫的多半是個人的離愁別緒。范仲淹詞中的某些詞作開始呈現境界開闊、格調蒼涼的風格，給宋初時期的詞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時期的柳永對宋詞進行了第一次革新，創制并寫作了大量的慢詞，以寫相思旅愁見長，多用鋪敘和白描的手法，語言俚俗，富于平民色彩，產生了“凡有井水飲處，即能歌柳詞”的廣泛影響。詞至蘇軾而又一變，蘇軾打破詩詞界限，擴大了詞的題材，提高了詞的意境，豐富了詞的表現手法，開創了豪放詞派，使詞擺脫了音律的束縛而成為獨立的抒情詩體。北宋后期詞壇主流又復歸婉約，代表人物為秦觀、賀鑄、周邦彥。秦詞柔婉清麗，情辭兼勝，被奉為婉約派正宗，與黃庭堅并稱“秦七黃九”。賀詞筆調多變，剛柔相濟。詞至周邦彥再一變，體現了宋詞的深化與成熟。周邦彥精通音律，善作慢詞，以思力取勝，詞風典麗精工，對南宋格律派、風雅派詞人影響極大。南北宋之交出現我國古代最優秀的女詞人李清照，創言淺意深、本色當行的“易安體”。她善于煉字煉意，擅長白描，令慢均工。前期詞多寫閨情相思，清俊曠逸；后期詞抒身世之感、家國之思，蒼涼沉郁。南宋初期詞人如張元干、張孝祥、朱敦儒等，多親歷靖康之變，故以詞為武器，抒發愛國情懷，上承蘇軾，下啟辛派。辛棄疾是南宋最偉大的愛國詞人，主承蘇軾但取徑更廣，使宋詞的思想境界和精神面貌達到了光輝的高度，在詞的藝術表現手法方面有了新的突破和發展。辛詞風格多樣，或壯懷激烈、豪氣逼人，或纏綿哀怨、清新活潑，尤能寓剛柔為一體。在辛棄疾的影響下，陳亮、劉過和稍后的劉克莊、劉辰翁等人形成了一個陣容強大的辛派愛國詞人群體。
在宋金對峙、政局相對穩定的南宋后期，出現了以姜夔、吳文英、史達祖、張炎、王沂孫等為代表的格律詞派。其中突出者要數姜夔、吳文英，他們同是宗法周邦彥，但姜詞清空騷雅，吳詞工致密麗。
詞至元明走向衰落，在清代呈中興氣象。清初，陳維崧效法蘇、辛之豪放，開“陽羨詞派”；朱彝尊推崇姜、張之清空，開“浙西詞派”；納蘭性德善作小令，長于白描，以情取勝，風調酷似后主李煜。清中葉后，以張惠言、周濟為代表的“常州詞派”糾浙派之偏，論詞主比興寄托，重視詞的社會作用，其影響直達近代。
關于中國古典詩詞的體例流變
1、中國文學現實主義的源頭——《詩經》
《詩經》是我國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共收錄周代詩歌305篇。原稱“詩”或“詩三百”，漢代儒生始稱《詩經》。現存的《詩經》是漢朝毛亨所傳下來的，所以又叫“毛詩”。
據說《詩經》中的詩，當時都是能演唱的歌詞。按所配樂曲的性質，可分成風、雅、頌類。
《詩經》是中國韻文的源頭，是中國詩史的光輝起點。它形式多樣：史詩、諷刺詩、敘事詩、戀歌、戰歌、頌歌、節令歌以及勞動歌謠樣樣都有。它內容豐富，對周代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如勞動與愛情、戰爭與徭役、壓迫與反抗、風俗與婚姻、祭祖與宴會，甚至天象、地貌、動物、植物等各個方面都有所反映。可以說，《詩經》是周代社會的一面鏡子。
《詩經》在形式上是四言詩，如我們所學的《關雎》、《蒹葭》，就其語言而言，我們有很多成語就出于其中，如投桃報李、一日三秋、萬壽無疆等，我們所學的《關雎》中就有，如輾轉反側（這個內容由學生回答）。
2、中國文學浪漫主義的源頭——楚辭
“楚辭”，戰國時代的偉大詩人屈原創造的一種詩體。作品運用楚地（今兩湖一帶）的文學樣式、方言聲韻，敘寫楚地的山川人物、歷史風情，具有濃厚的地方特色。漢代時，劉向把屈原的作品及宋玉等人“承襲屈賦”的作品編輯成集，名為《楚辭》。并成為繼《詩經》以后，對我國文學具有深遠影響的一部詩歌總集。
《楚辭》的代表人物屈原（前340？－前278年），是中國文學史上最早出現的愛國詩人。
屈原的代表作《離騷》，是我國古代最長的一篇浪漫主義抒懷詩，也是“楚辭”的代表作品。由此，世人稱“楚辭”為“騷體詩”，并與《詩經》并稱“詩騷”或“風騷”。
《楚辭》的句式為“七言”，近代以來，人們越來越趨向于一個共同的認識，即七言詩主要源于“楚辭”。
3、漢賦
漢代文人的主要詩歌形式，因為我們還沒有學到相關作品，這里就不作具體介紹。
4、《古詩十九首》——五言詩成熟的標志
《古詩十九首》的名稱最初出現在蕭統所編撰的《昭明文選》中。關于這十九首古詩的作者，向來有多種推測。但千余年來，種種推測都因證據不充分而沒有被確認。不但這十九首古詩的作者難以確認，而且他們的寫作年代也非常模糊。最通常的說法是認為這十九首古詩“詞兼兩漢”，就是說這其中既有西漢的作品，也有東漢的作品。當今普遍看法是認為這十九首古詩都是東漢末年的作品。其實，無論它的作者是誰，作品的創作年代如何，這些都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是這十九首古詩不僅是文人所創作的最早，也是最成熟的五言古詩，而且在人們閱讀它們的時候，還能夠獲得感情上的同鳴。它所描寫的感情范圍大致上有三種：一是離別的傷感，比如《迢迢牽牛星》；二是失意的沮喪；三是對人生無常的恐懼。這三種感情都是人類普遍擁有的感情基調，所以，當閱讀這十九首古詩的時候，讀者不免把自己的感情色彩融入其中，自然就容易引起共鳴了。這也就是這十九首古詩流傳千余年，依舊為廣大讀者所推崇的原因。
如我們所學過的《迢迢牽牛星》，“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纖纖擢素手，札札弄機杼。/終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漢清且淺，相去復幾許？/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 此詩寫天上一對夫婦牽牛和織女，視點卻在地上，是以第三者的眼睛觀察他們夫婦的離別之苦。這首詩一共十六句，其中六句都用了疊韻詞，即“迢迢”、“皎皎”、“纖纖”、“盈盈”、“脈脈”。（這個內容由學生回答）這些疊音詞使這首詩質樸、清麗，情趣盎然。特別是后兩句，一個飽含離愁的少婦形象若現于紙上，意蘊深沉風格渾成，是極難得的佳句。可以說，這首詩已經達到了相當高的藝術技巧，以使這些詩成為中國五言詩成熟的標志。
5、樂府詩
在中國中古時期的漢魏兩晉南北朝時代，中央政府一直設置著管理音樂和歌曲的專門官署樂府，負責采集和編制各種樂曲，配詩演唱。這些配樂演唱的詩歌，就稱為樂府詩，也簡稱樂府。樂府原指音樂官署，后來也用以稱樂府詩。現存樂府詩數量眾多，其中有不少采錄民間歌謠，更多的是文人作品，兩方面都有不少優秀作品。大量的文人作品，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民歌的影響。樂府詩原是配合音樂的，但后來許多文人作品，只是用樂府體寫作，并不配樂。唐代的新樂府辭更是如此。
樂府詩人們一般按其地域將其分為南朝樂府和北朝樂府詩二類，南朝樂府的歌辭內容，絕大部分是抒寫男女情愛，感情熱烈而又纏綿，但顯得狹窄單調。形式大抵為五言五句（但不調平仄），語言清新自然。而北朝樂府則內容比較廣泛，涉及戰爭、行役、婚姻、愛情、人民貧苦生活等各個方面。體式也很短小，多數為每首四句。它們表情慷慨豪爽，語言剛健直率，風格與南朝樂府迥然不同。如《木蘭詩》，是一篇長篇敘事詩，它塑造了一個光輝的女性形象，藝術性也很強，因此為后代廣大讀者所喜愛。
到了唐代，有不少詩人借用“樂府”舊題，創作了大量的樂府詩，也有一部分詩人另創新題，進行樂府詩的創作。因此后人把這些學習“樂府”技法、風格創作的詩歌通稱為“古風”，這類作品如李白的《將進酒》、《宣州謝朓樓餞別校書叔云》、岑參的《白雪歌送武判官歸京》等。
中國古典詩詞的意境
意境是指客觀事物與詩詞作家思想感情的和諧統一，在藝術表現中所創造的那種既不同于真實生活，卻又可感可信并且情景交融、形神兼備的藝術境界。詩中的“意”包括作者的“情”和“理”，詩中的“境”指事物的“形”與“神”。所謂“意境”，即情、理、形、神的和諧統一。
一、意境的類別
王國維吸收西方文藝學觀點，寫了部《人間詞話》。在《人間詞話》中提出“境界”說，認為“能寫出真景物、真感情者，謂之有境界”。并且根據主客觀關系，將境界分為“造境”和“寫境”，又有“有我之境”和“無我之境”之別。所謂“造境”即經詩人主觀情感加工改造過的境界，亦即“有我之境”，也就是文藝理論上說的“表現”;所謂“寫境”即如實客觀再現客觀環境，亦即“無我之境”，也就是文藝理論上的“再現”。以上是從無我關系上分類，如果再加上表現手段，可以分為以下六類：
1、實感性意境
即王國維所云“寫境”。詩人調動狀物、描寫、敘事等藝術手段，通過刻畫形容，變抽象為具體，變靜態為動態，真實形象地再現客觀環境。使讀者如臨其境，如見其人，如聞其聲。
實感性意境的形成，體現在兩個方面：
一是體物的細密工巧，能“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宋詩的代表人物梅堯臣詩作“工于平淡，自成一家”(胡仔《苕溪漁隱叢話》)。他以素樸的詩風，真實地再現當時繁重的賦稅和征戰給民生帶來的疾苦，寫下《陶者》、《田家四時》等傳世之作。作為一位寫實詩人他曾舉賈島、姚合、溫庭筠等人詩作為例，說明什么是實感性意境以及它的意義和作用：“必能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于言外，然后為至。賈島云‘竹籠拾山果，瓦瓶擔石泉’;姚合云‘馬隨山鹿放，人逐野禽棲’等，是山邑荒僻，官況蕭條，不如‘縣古槐根出，官清馬骨高’為工”。詩人又舉嚴維詩作，來說明何謂“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的至境：“作者得于心，覽者會以意，若嚴維‘柳塘春水漫，花塢夕陽遲’，則天容時態，融合駘蕩，豈不在目前乎”?
梅堯臣引述的“縣古槐根出”中的“縣古”是作者感覺，看不到具體形象，但以細描“槐根出”加以補充，就使“縣古”具體可感;同樣的，“官清”是自白，以“馬骨高”加以補充形容(馬都因沒有好料草而高聳瘦骨)，主人的清廉不就顯然了嗎。當然，馬高聳瘦骨，也有主人清高之內涵。這就將山邑荒僻，官況蕭條逼真地再現，確實比賈島云‘竹籠拾山果，瓦瓶擔石泉’;姚合云‘馬隨山鹿放，人逐野禽棲’來得形象且具有更深的內涵。梅氏又舉嚴維“柳塘春水漫，花塢夕陽遲”作為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的詩例。春天的天氣融和，春天日腳變長。春天這種典型特征被詩人敏銳地抓住并細膩地再現，這就是“春水漫”和“夕陽遲”。前者暗示天氣轉暖，冰雪消融，而且“清明時節雨紛紛”，這樣才會“春水漫”;由冬到春，日照時間加長，給人遲遲之感，所以才會“夕陽遲”。正因為 “漫”和“遲”二字用得精當，所以便使難以傳達之情狀，表露無遺。王夫之曾說：“體物而得神，則自有靈通之句、參妙化之功”(《夕堂永日緒論》)。這兩句詩就是“體物而得神”所產生的“靈通之句”。柳宗元的《南澗中題》也是“體物入情”的典型詩例：
秋氣集南澗，獨游亭午時。
回風一蕭瑟，林影久參差。
始至若有得，稍深遂忘疲。
羈禽響幽谷，寒藻舞淪漪。
去國魂已游，懷人淚空垂。
孤生易為感，失路少所宜。
索寞竟何事?徘徊只自知。
誰為后來者，當與此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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