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談家鄉

　　山東高密人說，高粱一紅，莫言就該回老家了。

　　莫言說，想念高密美食爐包了，我就提前結束了歐洲之行。

　　第五屆中國(高密)紅高粱文化節，被特意安排在10月11日開幕。兩年前的這天，莫言成為中國第一個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

　　莫言很忙。“手機關了三天”的他，11日在家鄉高密市接受本報記者專訪，談家鄉，談文化，談這些年的見聞和思考。

　　哪兒也沒家鄉好

　　接受本報專訪前，許久不抽煙的莫言，向一位老朋友要了一根煙，借以舒緩精神。這些天，他為紅高粱文化節忙前忙后。

　　莫言常回老家，高粱紅了回來，玉米黃了、小麥黃了也回來。碩果累累時回來，播種時也回來。“以前是回來次數少、住得長，一住兩三個月，可以專心寫作。現在回來的次數多、住的時間短，一個是北京的事多，再一個找我的人多，老同學、老朋友、老戰友。”

　　“走遍天下也沒有故鄉好”，莫言作品，寫的也多是“高密東北鄉”的故事。他說，故鄉代表了一種鄉土記憶，是千百年來的文學命題，唐詩里、宋詞里，都有離愁別恨、鄉愁相思。莫言筆下，常有最熟悉的生活、童年記憶、小時候長大的地方，同學、父母、鄉親，自己喜歡吃的食物、游過泳的河流、散步過的河堤。故鄉高粱地里發生的孫家口伏擊案、公婆廟慘案，被他寫進了《紅高粱》。

　　“高密東北鄉”是個文學概念，它不與真實的家鄉畫等號。莫言說，作家所有的活動，都與創作有關，都是一種積累，天南海北，很多人的故事，都可以變成素材，放到所謂“故鄉”的籠子里。今年6月，在一次“小說與故鄉”的演講中，莫言說，“故鄉是作家擺脫不了的存在，作家用文學的方式拓展故鄉，是對故鄉的一種超越。”

　　莫言是高密的“鹽”

　　紅高粱文化節期間，高密撤縣設市20周年座談會舉行，北京來了不少“高密籍名人”，有將軍、高干、知名企業家，受到明星般關注的，還屬莫言。常會見到幾位當地官員陪著他，多位掛工作牌的小伙子前方開路，從老鄉人群中擠出一條縫，趕往下一場活動。

　　談及家鄉，莫言說，高密和全國一樣，這20年的發展，只能用“天翻地覆，令人嘆為觀止”來形容。“莫言老家”，已是高密的品牌。兩年前，他獲諾獎后，一夜間，“高密”成為世界知名的中國縣級市。而今，高密到處有莫言的影子。

　　10月10日晚，茂腔現代戲《紅高粱》首演，由莫言名作《紅高粱家族》改編，莫言看了演出，對家鄉的茂腔劇團贊賞有加。11日，高密文體公園廣場上，《莫言的童年》連環畫新書發售，不少老鄉買了一本，想找莫言簽名。這天，莫言還為高密惠民村鎮銀行發行的“紅高粱”銀行卡和惠影科技傳媒有限公司文化惠民卡簽名。簽完，他不忘幽上一默：“銀行給農民存款利息高一點、貸款利息低一點，才是真正惠民。”

　　文化節同期，莫言作品研討會、“解讀莫言”等活動在高密舉行。兩周后的27日，電視劇版《紅高粱》將在山東衛視首播。

　　一位網友說，莫言是高密的“鹽”，他和他的作品，讓高密有味道。

　　中國的一張文化名片

　　獲諾獎后，莫言是中國最亮的一張文化名片。這兩年，他回老家，到國內其他城市，也到世界各地，參加了大量的文化交流活動。

　　媒體梳理，兩年來，莫言去了14個城市。對此，他笑說，光今年，他去過的國外城市，也不止14個，我去了美洲、歐洲十幾個國家的幾十個城市。

　　在國外，莫言常被問到，怎樣看中國，看中國的變化。五年前，他寫過一篇中篇小說《變》，譯成多種文字。為什么會變?他說，因為改革，因為中國老百姓心中有對美好生活的向往，窮則思變，富了也要變，而要是在文化上精神上達到一個高度，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半個月前，莫言在保加利亞，參加了索非亞孔子學院成立十周年的活動。在他看來，文化走出去，成果顯著。他說，中國文化中有非常寶貴的東西，民族藝術里有許多是世界藝術的瑰寶，屬于中國，也屬于全人類。

　　莫言說，除了掛燈籠、舞獅子、耍龍燈這些視覺上很強烈的文化符號外，文化交流需要深層次的東西，需要全方位的立體的手段。中國的三字經、百家姓，相對枯燥，外國人接受起來困難，需要比較恰當的藝術形式和載體，才會事半功倍。藝術形式中，美術音樂舞劇，不需要翻譯，其他借助于文字的東西，需要翻譯，是一個大工程。

　　相比文化符號、藝術形式，“真正能影響別人的，是(蘊含其中的)思想。”莫言說，中國人知道黑格爾、康德等西方思想家哲學家，我們的孔子、老子、莊子，包括中國佛教這種偉大的精神創造，慢慢地也為西方所了解接受，成為世界的思想財富。

　　各國文化和人民是平等的

　　10月9日，新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法國作家莫迪亞諾。1984年，莫言就讀過他的小說。“他是非常有深度的作家，也是很寂寞低調的作家。他的作品常反映小人物的生活，不太長，一般是中篇，三四萬字，很生動。”

　　因為翻譯，莫言也擁有眾多的世界讀者。他常遇到讀過他小說、看過中國電影的外國記者，往往聊得愉快。

　　“也有一些膚淺的采訪，盯著一些中國的負面的東西，問來問去就是老問題，我說那是我20年前回答過的問題。斯諾登事件后，再說中國的審查，那不問問美國?老盯著中國的人權問題，我想美國人到伊拉克講人權的話，會被人家用棍子打出來的。”

　　文化相異，情感相通。在法國，莫言曾請一位當過政府部長的高級知識分子吃飯，“我買的單，他很高興。這和中國一樣，我請你吃飯，你也很高興。反過來AA制，大家都感覺冷冷的。”莫言說，“無論美國人、歐洲人、亞洲人、非洲人，大家都差不多，都是感情動物，只要真心對他，他都能感受得到。”

　　不局限于人的交往，莫言展開說去，“民族和民族的交往，國家和國家交往，說穿了是一種情感交往。你對他好，真心好，他會有感受。光講客套話，不做真事，不用真情感，是做不好的。國家主席出訪，尤其到周邊各國，像走親戚看朋友一樣，情感很濃重，對方是真感動，對方的老百姓感覺很熱烈，也不是裝出來的。這跟冷冰冰、客套的外交，形成了截然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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