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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游天姥吟留別楷書作品欣賞
《夢游天姥吟留別》是一首記夢詩，也是游仙詩。詩寫夢游名山，著意奇特，構思精密，意境雄偉。感慨深沉激烈，變化惝恍莫測于虛無飄渺的描述中，寄寓著生活現實以下是小編整理的夢游天姥吟留別楷書作品欣賞，歡迎閱讀。
（夢游天姥吟留別楷書作品欣賞）
夢游天姥吟留別賞析
《夢游天姥吟留別》是李白四十五歲寫成，四十五歲之前李白的人生之路可以分為兩個階段。(一)讀書和漫游時期(四十二歲以前)。李白“十五觀奇書，作賦凌相如”，同時“十五游神仙”、“十五好劍術”。二十歲以后，他便漫游蜀中，登峨眉、赴青城。這些經歷，對李白豪放的性格和詩風的形成有重要影響。開元十四年，李白二十八歲，便“仗劍出國，辭親遠游”，開始新的漫游和求仕的時期。足跡所及，幾半中國。并先后與元丹丘、孔巢父和道士吳筠等隱居嵩山、徂徠山和郯中。(二)長安三年（四十二至四十五歲）天寶元年，終因吳筠推薦，玄宗下詔征赴長安。“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南陵別兒童入京》）賀知章見其，嘆為“謫仙人”，名動朝野。
李白這一段人生旅程我們從作品中可以找到一一對應的語句。“海客談瀛洲，煙濤微茫信難求”表達的是作者對當時讀書人依靠科舉制度走上仕途的道路的不屑，而“越人語天姥，云霞名滅火可睹”表達的是作者對當時的依靠終南捷徑走上仕途的道路卻無比向往，所以他一生也沒有參加科舉考試。“天臺一萬八千丈，對此欲到東南傾”，就是作者把對功名事業的向往演化為作者對天姥山的向往。而“仗劍出國，辭親遠游”便演化為“我欲因之夢吳越”。“湖月照我影，送我至剡溪。謝公宿處今尚在，淥水蕩漾清猿啼。腳著謝公屐，身登青云梯。半壁見海日，空中聞天雞”是作者游歷生活的真實寫照，作者游歷了祖國的許多名川大山，然而在李白的長期漫游過程中，他的理想并沒有輕而易舉地實現，所以他便有了“千巖萬轉路不定，迷花倚石忽已瞑”的感覺。而且在長期的漫游旅程中還遇到不少困難，“熊咆龍吟殷巖泉，栗深林兮驚層巔。云青青兮欲雨，水澹澹兮生煙。”
但是天寶元年由于吳筠的引薦，唐玄宗下旨召他進京，所以李白就有“裂缺霹靂，丘巒崩摧。洞天石扉，訇然中開”之感。李白終于來到了他夢寐以求的京城。在那一望無際的青色透明的天空中，日月的光輝照耀著金銀的樓臺。昏暗恍惚的景色和驚天動地的響聲，神仙洞府的石門打開，青色的天空一望無際，日、月、金臺、銀臺交互輝映，是真正的仙境。緊接著，神仙們都“霓衣”“風馬”而至，老虎為他們奏樂，鸞鳥為他們駕車，浩浩蕩蕩，其樂融融。凡此種種，一個富麗堂皇、光明一片、濟濟一堂、相敬相愛、雍雍穆穆的極樂世界就呈現于我們眼前了。這便是詩人的夢寐以求的樂土。而這一切不正是京城的宮廷生活的寫照嗎?這樣的“夢游”真是一種美的享受。這個夢游過程其實是作者的追求功名事業的過程，作者滿懷喜悅來到京城，希望從此能“濟蒼生”“安社稷”，這就是李白長安三年的縮影。
但是他得罪了一些權貴佞臣，終于被玄宗“賜金放還”，離開長安，來到山東，這是李白政治上遭受的第一次重大打擊。這也就是“忽魂悸以魄東，恍驚起而長嘆”。于是李白又開始了新的漫游生活，所以他覺得“惟覺時之枕席，失向來之煙霞”。
而且長安三年，他親眼見到了封建官場的黑暗和宮廷生活的糜爛，這使他原來具有的對政治理想的追求和對建功立業的渴望一下子化為泡影。于是他對自己的前半生進行了總結和反思。此時他產生一種消極避世的情緒，發出“古來萬事東流水”的感慨，它包含了詩人對人生的幾多失意與反思。
李白雖然對自己的人生旅程作了反思和總結，但是他追求功名事業的理想始終沒有放棄，所以才有他后來追隨李琰而被流放夜郎的故事。
關于楷書
楷書，又稱真書、正書，因字體端正規范，堪稱楷模，故得此名。提起它，人門很自然地會想到唐代歐陽詢書寫的《九成宮醴泉銘》、柳公權的《玄秘塔》和顏真卿的《顏勤禮碑》，以為這些就是中國最古老的楷書。其實不然。那么，楷書最初產生于何時呢？
一些人認為可以上推至漢初，甚至有人提出秦始皇時代。例如宋代著名的書法理論著作《宣和書譜》在《正書敘論》篇中敘：“字法之變至隸，極矣，然猶有古焉，至楷法則無古矣。漢初建初（漢章帝年號，公元76—83年）有王次仲者，始以隸字作楷法。所謂楷法者，今之正書是也。人既便之，世遂行焉。而或者乃謂秦羽人（羽人一說為職官名，掌征集羽翮作旌旗車飾之用；又一說是道士的別稱——筆者注）。王次仲作此書獻始皇以赴急疾之用。”
不過也有不少學者認為楷書始于東漢，也有的說是三國時代的魏時。清人劉熙載在《藝概。書概》中說：“正、行二體始見于鐘書。”鐘，指三國時魏人鐘繇。而今人鐘明善在《中國書法簡史》中提出自己的見解說：“從漢字書法發展上來看，魏晉是完成書體演變的承上啟下的重要歷史階段。”
書法從小篆轉向隸書，這是第一次重大的決定性變革，從此漢字由圓變方，一直至今都沿襲了這種方塊的基本形態。“隸書產生、發展、成熟的過程就孕育著真書。真書、行書、草書這三種漢字書法的重要書體的定型是在魏晉二百年間。魏甘露元年《譬喻經》墨跡、西晉元康六年寫的《諸佛要集經》墨跡等，左彎的筆畫為楷書的撇代替，斜鉤代替了（隸書的）磔。此時真行草三體具備”。當時“造就了兩個承前啟后，巍然卓立的大書法革新家——鐘繇、王羲之。他們揭開了中國書法發展史的新一頁，樹立了真書、行書、草書美的典范。鐘繇在這種嶄新書體（楷體）的完善、推廣上起了很大的作用”。按照這種說法，楷書經鐘繇的完善并推廣得到了大發展，那么其先聲當然還得在此以前了。
近代康有為在《廣藝舟雙楫》一書中提出自己的看法：“漢未波、磔（左撇為波，右捺曰磔）縱肆極矣。久而厭之，又稍參篆分之圓，變為真書。”康氏又說：“漢隸中有極近今真楷者，如《高君闕》‘故益州舉廉丞貫’等字，‘陰’‘都’字之‘邑’旁，直是今真書，尤似顏真卿。考《高頤碑》為建安十四年（公元209 年），此闕雖無年月，當同時也。《張遷表頌）其筆畫直可置今真楷中。《楊震碑》似褚遂良筆，蓋中平三年（公元186 年）。《子斿殘石》、《正直殘石》、《孔彪碑》亦與真書近者。至吳《葛府君碑》則純為真書矣。“
贊成三國時期說法的還不乏名家，例如《中國書法簡史》的撰者包備五說過，“漢隸的形體美再進一步發展，到了漢末三國時期，字畫上又有了‘側（點）’‘掠（長撇）’‘趯（直鉤）’‘啄（短撇）’結體上更趨于遒麗、嚴整，這就形成了真書。”有關真書，清代書學家錢泳曾有一個頗給人啟迪的說明，按其《書學。隸學》上講：“篆用圓筆，隸用方筆，破圓為方而為隸書，故兩漢金石器物俱用秦隸，至東漢建安以后，漸有戈法波磔，各立面目，陳遵、蔡邕，自成一體，又謂之漢隸。其中有減篆者，有添篆者，有篆隸同之者，有全違篆體者，魯魚之惑，涇渭難分，真書祖源實基于此。”
循著今存的一些歷代碑碣墓志上的書法窺察，我們可以在隋朝《龍藏寺碑》中看見唐代《九成宮》的先聲。而隋則是融合北（朝）碑南（朝）帖的時代。北碑中的《張玄墓志》、《張猛龍碑》、《龍門二十品》等，都是采用規范的楷體書寫的。而北朝的書法，又可以在漢碑中發現其痕跡。如《經石峪大字》、《鄭文公碑》、《刁惠公志》，則出于漢《乙瑛碑》；《賈使君碑》、《魏靈藏》、《楊大眼造像》各碑，則出于漢《孔羨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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