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游的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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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陸游(1125年—1210年)，字務觀，號放翁，漢族，越州山陰(今紹興)人，南宋文學家、史學家、愛國詩人。

　　陸游生逢北宋滅亡之際，少年時即深受家庭愛國思想的熏陶。宋高宗時，參加禮部考試，因受秦檜排斥而仕途不暢。宋孝宗即位后，賜進士出身，歷任福州寧德縣主簿、敕令所刪定官、隆興府通判等職，因堅持抗金，屢遭主和派排斥。乾道七年(1171年)，應四川宣撫使王炎之邀，投身軍旅，任職于南鄭幕府。次年，幕府解散，陸游奉詔入蜀，與范成大相知。宋光宗繼位后，升為禮部郎中兼實錄院檢討官，不久即因“嘲詠風月”罷官歸居故里。嘉泰二年(1202年)，宋寧宗詔陸游入京，主持編修孝宗、光宗《兩朝實錄》和《三朝史》，官至寶章閣待制。書成后，陸游長期蟄居山陰，嘉定二年(1210年)與世長辭，留絕筆《示兒》。

　　陸游一生筆耕不輟，詩詞文俱有很高成就，其詩語言平易曉暢、章法整飭謹嚴，兼具李白的雄奇奔放與杜甫的沉郁悲涼，尤以飽含愛國熱情對后世影響深遠。陸游亦有史才，他的《南唐書》，“簡核有法”，史評色彩鮮明，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

　　人物生平

　　家世背景

　　陸游出生于名門望族、江南藏書世家。陸游的高祖陸軫是大中祥符年間進士，官至吏部郎中;祖父陸佃，師從王安石，精通經學，官至尚書右丞，所著《春秋后傳》、《爾雅新義》等是陸氏家學的重要要典籍。[1]陸游的父親陸宰，通詩文、有節操，北宋末年出仕，南渡后，因主張抗金受主和派排擠，遂居家不仕;陸游的母親唐氏是北宋宰相唐介的孫女，亦出身名門。

　　宣和七年(1125年)十月十七日，陸宰奉詔入朝，由水路進京，于淮河舟上喜得第三子，取名陸游。同年冬，金兵南下，并于靖康二年(1127年)攻破汴京(今開封)，北宋滅亡(靖康之恥)，陸宰攜家眷逃回老家山陰。[2]建炎三年(1129年)，金兵渡江南侵，宋高宗率臣僚南逃，陸宰改奔東陽，家境才開始逐步安定下來，時陸游年僅四歲。

　　陸游出生于兩宋之交，成長在偏安的南宋，民族的矛盾、國家的不幸、家庭的流離，給他幼小的心靈帶來了不可磨滅的印記。

　　初入仕途

　　陸游自幼聰慧過人，先后師從毛德昭、韓有功、陸彥遠等人[6]，十二歲即能為詩作文，因長輩有功，以恩蔭被授予登仕郎之職。

　　紹興二十三年(1153年)，陸游進京臨安(今杭州)參加鎖廳考試(現任官員及恩蔭子弟的進士考試)，主考官陳子茂閱卷后取為第一，因秦檜的孫子秦塤位居陸游名下，秦檜大怒，欲降罪主考。次年(1154年)，陸游參加禮部考試，秦檜指示主考官不得錄取陸游。[9-11]從此陸游被秦檜嫉恨，仕途不暢。

　　紹興二十八年(1158年)，秦檜病逝，陸游初入仕途，任福州寧德縣主簿，不久，調入京師，任敕令所刪定官。[14]陸游進入朝中后，應詔上策，進言“非宗室外戚，即使有功，也不應隨意封加王爵”[15];高宗酷愛珍稀玩物，陸游認為“虧損圣德”，建議皇帝嚴于律己。[16]紹興三十一年(1161年)，陸游以楊存中掌握禁軍過久，權威日盛，多有不便，進諫罷免楊存中，高宗采納，降楊存中為太傅、醴泉觀使，升陸游為大理寺司直兼宗正簿，負責司法工作。

　　北伐獻策

　　紹興三十二年(1162年)，宋孝宗趙昚即位，任命陸陸游西安石刻像[19]游為樞密院編修官，賜進士出身。陸游上疏，建議整飭吏治軍紀、固守江淮、徐圖中原。[22]時孝宗在宮中取樂，并未重視，陸游得知后告訴大臣張燾。張燾入宮質問，孝宗遂罷陸游為鎮江府通判。

　　隆興元年(1163年)，宋孝宗以張浚為都督，主持北伐。陸游上書張浚，建議早定長遠之計，勿輕率出兵。張浚派大將李顯忠、邵宏淵領兵出擊，收復靈壁、虹縣，進據符離，因李邵不睦，宋軍大敗(符離之戰)，偏安之論隨即甚囂塵上。張浚上疏領罪，被貶為江淮宣撫使。

　　隆興二年(1164年)春，陸游在鎮江任上結識張浚，獻策出師北伐，張浚贊揚為“志在恢復”。四月，“隆興和議”將簽成，陸游上書東西兩府，進言說：“江東之地，自吳國以來，莫不以建康為都城。臨安頻臨大海，運糧不便，且易受意外襲擊，皇上駐扎臨安，只能作為權宜之計。合約簽訂之后，皇上應駐扎建康、臨安，金朝來使，或到臨安、或到建康，這樣以來，可以爭取時間建都立國，而不令金朝生疑。”[25]時龍大淵、曾覿掌權，陸游就對樞密使張燾說：“曾覿、龍大淵利用職權，廣結私黨，迷惑朝廷，今日不除，后患無窮。”張燾聞言奏報朝廷，孝宗大怒，貶陸游為建康府通判。[26]

　　乾道元年(1165年)，陸游調任隆興府通判。[27-28]有人進言陸游“結交諫官、鼓唱是非，力說張浚用兵”，朝廷即罷免了陸游的官職。

　　軍僚幕府

　　乾道五年(1169年)十二月，朝廷征召已賦閑四年的陸游，任為夔州通判陸游，主管學事兼管內勸農事，陸游攜家眷由山陰逆流而上，采擷沿路風土民情，作《入蜀記》。

　　乾道七年(1171年)，王炎宣撫川、陜，駐軍南鄭，召陸游為干辦公事，陸游得書甚為欣喜，只身前往南鄭，與張季長、閻蒼舒、范西叔、高子長等十余人同在南鄭幕府任職。王炎委托陸游草擬驅逐金人、收復中原的戰略計劃，陸游作《平戎策》，提出“收復中原必須先取長安，取長安必須先取隴右;積蓄糧食、訓練士兵，有力量就進攻，沒力量就固守”。

　　陸游到王炎的軍幕后，常到駱谷口，仙人原，定軍山等前方據點和戰略要塞，并到大散關巡邏。時吳璘之子吳挺代父掌兵，驕傲放縱、多次因微小過失殺人，王炎不敢得罪。陸游建議用吳玠之子吳拱代替吳挺掌管兵權。王炎認為“吳拱膽怯、缺少智謀，遇到敵人必敗”，陸游反駁說：“吳挺遇敵，又怎能保證他不敗?如果吳挺立有戰功，更難駕馭。”至韓侂胄北伐時，吳挺之子吳曦叛敵，陸游的話果然得到驗證。

　　十月，朝廷否決北伐計劃的《平戎策》，調王炎回京，幕府解散，出師北伐的計劃也毀于一旦，陸游感到無比的憂傷。大散關一帶的軍旅生活，是陸游一生中唯一的一次親臨抗金前線、力圖實現愛國之志的軍事實踐，這段生活雖只有八個月，卻給他留下了終生難忘的記憶。

　　蜀中生涯

　　乾道八年(1172年)，陸游被任為成都府路安撫司參議官，官職清閑，陸游陸游半身像[40]騎驢入川，頗不得志。次年，改任蜀州通判;五月，經四川宣撫使虞允文舉薦，陸游又改調嘉州通判。

　　淳熙元年(1174年)二月，虞允文病逝，陸游又調回蜀州通判。再任蜀州期間，陸游深入考察地方風土民情，并先后造訪翠圍院、白塔院、大明寺等當地名勝，愈發愛上了這塊天府之地，并萌發出“終焉于斯”的念頭。

　　三月，參知政事鄭聞以資政殿大學士出任四川宣撫使，陸游大膽上書，建議出師北伐，收復失地，未被采納。五月，陸游主持州考，楊鑒奪得第一名，取得參加秋試的資格，陸游寫詩以資鼓勵。八月，陸游在蜀州閱兵，作《蜀州大閱》，抨擊南宋養兵不用、茍且偷安。十月，陸游又被派到榮州代理州事。

　　淳熙二年(1175年)，范成大由桂林調至成都，任四川制置使，舉薦陸游為錦城參議。范成大統帥蜀州，陸游為參議官，二人以文會友，成莫逆之交。南宋主和勢力詆毀陸游“不拘禮法”、“燕飲頹放”，范成大迫于壓力，將陸游免職。陸游就在杜甫草堂附近浣花溪畔開辟菜園，躬耕于蜀州。

　　淳熙三年(1176年)，為回應主和派攻擊他“頹放”、“狂放”，陸游自號“放翁”，進行反擊。六月，陸游奉命主管臺州桐柏山崇道觀，以“祠祿”維持家人生計。淳熙四年(1177年)六月，范成大奉召還京，陸游送至眉州，懇請范成大回朝后勸皇帝“先取關中次河北”、“早為神州清虜塵”。

　　宦海浮沉

　　淳熙五年(1178年)，陸游詩名日盛，受到孝宗召見，先后任命為福州、江西提舉常平茶鹽公事。

　　淳熙六年(1179年)秋，陸游被任為江西常平提舉，主管糧倉、水利事宜。次年，江西水災，陸游號令各郡開倉放糧，并親自“榜舟發粟”。同時上奏朝廷告急，請求開常平倉賑災。十一月，陸游奉詔返京，給事中趙汝愚借機彈劾陸游“不自檢飭、所為多越于規矩”，陸游忿然辭官，重回山陰。

　　淳熙十三年(1186年)，陸游閑居山陰五年之后，朝廷才重新起用他為嚴州知州。陸游入京向孝宗辭行，時陸游詩名大勝，孝宗于延和殿勉勵陸游說：“嚴陵山青水美，公事之余，卿可前往游覽賦詠。”陸游在嚴州任上，“重賜蠲放，廣行賑恤”，深得百姓愛戴。閑暇之余，陸游整理舊作，命名為《劍南詩稿》。

　　淳熙十五年(1188年)七月，陸游任滿，朝廷升為軍器少監，掌管兵器制造與修繕，再次進入京師。

　　淳熙十六年(1189年)二月，孝宗禪位于趙惇(宋光宗)，陸游上疏，提出治理國家、完成北伐的系統意見，建議“減輕賦稅、懲貪抑豪”;“繕修兵備、搜拔人才”，“力圖大計”，以恢復中原。

　　紹熙元年(1190年)，陸游升為禮部郎中兼實錄院檢討官[66]，再次進言光宗廣開言路、慎獨多思，并勸告光宗帶頭節儉，以尚風化。[68]由于陸游“喜論恢復”，諫議大夫何澹彈劾陸游之議“不合時宜”，主和派也群起攻之，朝廷最終以“嘲詠風月”為名將其削職罷官。陸游再次離開京師，悲憤不已，自題住宅為“風月軒”。

　　編修國史

　　紹熙五年(1194年)，太上皇趙昚病故，宋光宗趙惇稱病不肯居喪，滿朝嘩然。知閣門事韓侂胄與知樞密院事趙汝愚等密謀，廢除趙惇，立太子趙擴為帝，是為宋寧宗。[71-72]韓侂胄是趙擴妻韓氏的叔父，把持朝政，獨攬大權，貶朱熹、斥理學，專權跋扈，陸游便寫詩譴責韓侂胄。

　　嘉泰二年(1202年)，陸游被罷官十三年后，朝廷詔陸游入京，擔任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一職，主持編修孝宗、光宗《兩朝實錄》和《三朝史》，并免去上朝請安之禮，不久陸游兼任秘書監。

　　編修國史其間，因韓侂胄主張北伐，陸游大力贊揚和支持，給予種種合作，并應韓侂胄之請，為其作記題詩，勉勵韓侂胄抗擊外侮，為國立功。

　　嘉泰三年(1203年)四月，國史編撰完成，寧宗升陸游為寶章閣待制，陸游遂以此致仕，時年七十九歲。

　　臨終示兒

　　嘉泰三年(1203年)五月，陸游回到山陰，浙東安撫使兼紹興知府辛棄疾拜訪陸游，二人促膝長談，共論國事。辛棄疾見陸游住宅簡陋，多次提出幫他構筑田舍，都被陸游拒絕。

　　嘉泰四年(1204年)，辛棄疾奉召入朝，陸游作詩送別，勉勵他為國效命，協助韓侂胄謹慎用兵，早日實現復國大計。

　　開禧二年(1206年)，韓侂胄請寧宗下詔，出兵北伐，陸游聞訊，欣喜若狂。[81]宋軍準備充分，出師順利，先后收復泗州、華州等地。但韓侂胄用人失察，吳曦等里通金朝，按兵不動，圖謀割據。陸游詩翰多次催促，吳曦不理。不久，西線吳曦叛變，東線丘崈主和，韓侂胄日益陷于孤立。

　　開禧三年(1207年)十一月，史彌遠發動政變，誅殺韓侂胄，遣使攜其頭往金國，訂下“嘉定和議”，北伐宣告徹底失敗。陸游聽到這些不幸的消息，悲痛萬分。

　　嘉定二年(1209年)秋，陸游憂憤成疾，入冬后，病情日重，遂臥床不起。十二月二十九日(1210年1月26日)，陸游與世長辭，享年八十五歲。[85]臨終之際，陸游留下絕筆《示兒》作為遺囑：“死去元知萬事空，但悲不見九州同。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

　　主要影響

　　詩歌

　　陸游具有多方面文學才能，尤以詩的成就為最，自言“六十年間萬首詩”[89]，存世有九千三百余首，大致可以分為三個時期：46歲入蜀以前，偏于文字形式；入蜀到64歲罷官東歸，是其詩歌創作的成熟期，也是詩風大變的時期，由早年專以“藻繪”為工變為追求宏肆奔放的風格，充滿戰斗氣息及愛國激情；晚年蟄居故鄉山陰后，詩風趨向質樸而沉實，表現出一種清曠淡遠的田園風味，并不時流露著蒼涼的人生感慨。

　　1、詩歌內容

　　陸游的詩歌涵蓋面非常廣泛，幾乎涉及到南宋前期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按內容大致可分為四個方面：

　　①堅持抗金，討伐投降派。陸游坦率直言“和親自古非長策”[90]，“生逢和親最可傷，歲輦金絮輸胡羌”，并揭露“諸公尚守和親策，志士虛捐少壯年”。[91]其樂府詩《關山月》高度概括了上層統治者和守邊士兵、淪陷區人民在主戰和主和立場上的矛盾，集中揭露了南宋統治集團的妥協求和政策造成的嚴重惡果。陸游的這類詩歌，以其鮮明的戰斗性、針對性，鼓舞了人們的抗金的斗志，得到志士仁人的推許。

　　②抒發慷慨激昂的報國熱情和壯志未酬的悲憤。陸游年輕時就以慷慨報國為己任[92]，把消滅入侵的敵人、收復淪陷的國土當作人生第一要旨[93]，但是他的抗敵理想屢屢受挫。[94]于是，他的大量詩歌，既表現了昂揚的斗志，也傾訴了深沉的悲憤之情。如《書憤》一詩，詩人一心報國卻壯志難酬，昂揚豪壯中帶著蒼涼悲愴，既是詩人個人的遭遇也是民族命運的縮影，是這類作品的典型代表。

　　③描寫田園風光、日常生活。陸游熱愛生活，善于從各種生活情景中發現詩材。無論是高山大川還是草木蟲魚，無論是農村的平凡生活還是書齋的閑情逸趣，“凡一草、一木、一魚、一鳥，無不裁剪入詩”。[95]《游山西村》一詩，色彩明麗，并在景物的描寫中寓含哲理，其中“山重水復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因而成為廣泛流傳的名句。他的《臨安春雨初霽》，描寫江南春天，虛景實寫，細膩而優美，意韻十足。

　　④愛情詩。由于宋代理學對士人思想感情的約束和宋詞的發展，宋詩言情的功能漸漸減弱，宋代的愛情詩在數量和質量上，都難以和唐詩比肩，但陸游卻是個例外。陸游年輕時曾和前妻有著一段刻骨銘心的感情經歷，他悼念前妻的詩歌，情真意切，令人動容，晚年創作的《沈園二首》，被后人稱作“絕等傷心之詩”[96]，是古代愛情詩中不可多得的精品。

　　2、藝術特點

　　①藝術風格上，兼具現實主義特點，又有浪漫主義作風。陸游性格豪放，胸懷壯志，在詩歌風格上追求雄渾豪健而鄙棄纖巧細弱[97]，形成了氣勢奔放、境界壯闊的詩風。陸游把在現實生活中無法實現的壯志豪情都傾瀉在詩中，常常憑借幻境、夢境來一吐胸中的壯懷英氣，陸游的夢境、幻境詩[98]，飄逸奔放，被譽為“小李白”。[99]然而對功名的熱望和當權者的阻力之間有著無法克服的矛盾，嚴酷的現實環境給詩人心靈壓上了無法擺脫的重負，因而陸游又崇尚杜甫[100]，關懷現實，主張詩歌“工夫在詩外”[101]，詩風又有近于杜甫的沉郁悲涼的一面。

　　②語言平易曉暢，章法整飭謹嚴。陸游反對雕琢辭藻和追求奇險[102]，其詩語言“清空一氣，明白如話”。[95]陸游重視鍛煉字句，他的對偶，新奇、工整，而不落于雕章琢句之嫌。趙翼曾評陸詩“看似奔放實則謹嚴”[103]，劉克莊亦有“古人好對偶被放翁用盡”之嘆。[104]陸游的七言古詩《長歌行》，筆力清壯頓挫，結構波瀾迭起，寓恢宏雄放的氣勢于明朗曉暢的語言和整飭的句式之中，典型地體現出陸詩的個性風格，被后人推為陸詩的壓卷之作。

　　3、陸詩的地位

　　陸游在南宋詩壇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南宋初年，雖然局勢危急，但士氣尚盛，詩壇風氣也頗為振作；隨著南宋偏安局面的形成，士大夫漸趨消極，詩壇風氣也變得萎靡不振，吟風弄月的題材走向和瑣細卑弱的風格日益明顯。陸游對這種情形痛心疾首[105]，他高舉起前代屈、賈、李、杜和本朝歐、蘇、黃及南渡諸人（呂本中、曾幾等）的旗幟與之對抗，以高揚愛國主題的黃鐘大呂振作詩風，對南宋后期詩歌產生了積極的影響，江湖詩派中的戴復古和劉克莊都師承陸游。到了宋末，國破家亡的時代背景更使陸游的愛國精神深入人心。

　　陸游的詩歌，對后代的影響也是深遠的。特別是清末以來，每當國勢傾危時，人們往往懷念陸游的愛國主義精神，陸詩的愛國情懷也因此成為鼓舞人民反抗外來侵略者的精神力量。陸游寫山水景物和書齋生活的詩篇，因描寫細膩生動、語言清新優美，也頗受明、清詩人的喜愛。陸詩中對仗工麗的聯句常被用作書齋或亭臺的楹聯，也說明陸游的這一類詩篇在后代擁有廣大的讀者。[106-110]

　　詞

　　陸游一生的主要精力用于詩歌創作，“是有意要做詩人”[112]，對作詞心存鄙視[113]，因而，作為“辛派詞人”的中堅人物，與其詩相比，陸游的詞數量并不多，存世共約一百四十余首。但陸游才氣超然[114]，并曾身歷西北前線，因此，陸游也創造出了稼軒詞所沒有的另一種藝術境界。

　　陸游詞的主要內容是書寫愛國情懷，抒發壯志未酬的幽憤，其詞境的特點是將理想化成夢境而與現實的悲涼構成強烈的對比，如《訴衷情·當年萬里覓封侯》回想當年，滿腹愴然。陸游也有詠物詞和愛情詞，其《卜算子·詠梅》，上闋寫景、下闋表志，顯示出身處逆境而矢志不渝的崇高品格；《釵頭鳳·紅酥手》一詞，節奏急促，聲情凄緊，先后兩次感嘆，蕩氣回腸，凄婉動人。

　　陸游集豪放婉約于一身，有不少詞寫得清麗纏綿，真摯動人，與宋詞中的婉約派比較接近；而有些詞常常抒發著深沉的人生感受，或寄寓著高超的襟懷，或寓意深刻，又和蘇軾比較接近。最能體現陸游的身世經歷和個性特色的，是慷慨雄渾、蕩漾著愛國激情的詞作，風格與辛棄疾比較接近。[115]但陸游詞亦因風格多樣而未能熔煉成獨特的個性，有集眾家之長、“而皆不能造其極”之感。[116-118]

　　散文

　　陸游在散文上頗有造詣，兼善眾體，構思奇巧，文筆精純。其中記銘序跋之類，或敘述生活經歷，或抒發思想感情，或論文說詩，最能體現陸游散文的成就。同時也如在詩中一樣，不時地表現著愛國主義的情懷。陸游還有一些別具風格的散文，書寫鄉居生活之狀，淡雅雋永。

　　陸游的《入蜀記》是中國第一部長篇游記，內容豐富，舉凡史事雜錄、考據辯證、詩文評論、小說故事等應有盡有，形式靈活，長短不拘、文字頗簡練；尤其過三峽的一部分，多有對自然風光、名勝古跡的歷史人物的描述和品評，字里行間浸透著愛國之情，又饒有趣味。[119]隨筆式散文《老學庵筆記》，筆墨雖簡而內容甚豐，所記多系軼聞，頗有史料價值，是南宋筆記的精品。同時，陸游還善于四六，文集中有不少四六文精品，如陸游的《祭雷池神文》語言淺切而氣勢雄放，與其詩風頗近。[110]

　　史學成就

　　陸游還具有史才，陸游的史學成就，主要不在三作史官時所修的《兩朝實錄》和《三朝史》，而在于他私撰的《南唐書》。南宋時期，記述南唐歷史的史籍有薛居正領導史館所修的《舊五代史》、歐陽修私撰的《新五代史》等共計11個版本，陸游遍取諸本，按本紀、列傳，編為《南唐書》十八卷。[120]

　　陸游編撰《南唐書》的目的在于借古鑒今，為南宋王朝樹一面歷史的鏡子。在本紀中，陸游肯定南唐烈祖李昪為“唐憲宗第八子建王恪之玄孫（李恪）”，糾正了以中原五代為正朔的觀念，并在書中多次使用“帝”、“我”等詞語，借記述南唐國君治國、治民及用兵之法，抒發強烈的愛國情感。

　　陸游《南唐書》的史學成就主要表現在：

　　①體制創新。陸書只有本紀和列傳，成為紀傳體斷代史中的一個特例；尤其是其“類傳”，除人物以類相從外，又創設《雜藝、方士、節義列傳》（卷十七）、《浮屠、契丹、高麗列傳》（卷十八），歸類精當，史識更勝前人。

　　②史評色彩鮮明。宋代理學興盛，陸游秉承以道德而不以政績作為評判人物的唯一準繩的觀點，如多數史家都批判后主李煜沉迷詩詞，不思政業，坐失南唐基業，陸游卻先贊后主“天資孝純”、“以愛民為急”，再對其“酷好浮屠”作簡單批駁，最后總結為“雖仁愛足以感其遺民，而卒不能保社稷”。

　　③嚴謹的治史精神。陸游辨前史之誤，補前史之失，其書卷數、人物雖不及馬令《南唐書》之多，但史料多經考證，“簡核有法”，在史料的增補保存方面有巨大價值。[121-122]

　　書法藝術

　　在陸游的一生中，除了詩文外，書法是他理想的寄托和永遠的追求。從其有關書法的詩作和存世的書法手跡、碑帖看，陸游擅長正、行、草三體書法，尤精于草書。陸游的正體書法，師從晉唐法帖[123-124]，沉雄渾厚，極富神韻，有明顯的顏真卿楷書筆勢；其行書、草書，取法張旭、楊凝式[125]，又受蘇軾、黃庭堅、米芾等人的影響，更多追求人品和精神上的契合，講究對比的變化和節奏。

　　陸游的書法簡札，善于行草相參，縱斂互用，秀潤挺拔，晚年筆力遒健奔放。朱熹稱其“筆札精妙，意致深遠”。其《自書詩卷》，仍然保留早年學習顏真卿、蘇軾書法的筆法風格和習慣用筆，但又明顯地融會楊凝式行書、張旭草書的長處，無論是用筆、結字和布白都與其詩渾然一體，明人程郇題跋為“詩甚流麗，字亦清勁”[126]，是難得的書法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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