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難倒了教科書

　　【人物簡介】魯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原名周樟壽，后改名周樹人，字豫山，后改豫才，“魯迅”是他1918年發表《狂人日記》時所用的筆名，也是他影響最為廣泛的筆名，浙江紹興人。著名的文學家、思想家、民主戰士，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重要參與者，中國現代文學的奠基人。毛澤東曾評價：“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魯迅難倒了教科書

　　近幾年的秋天，隨著新學年的開始，魯迅作品在教材里的進進出出，就像舊傷口發炎肒膿一樣，總是引起傳媒和網友們的吵鬧。其實這些爭論，總體來說價值不大。為什么這樣說呢?他們總是爭論魯迅的作品該不該刪除和該不該保留這樣的偽命題，而不去思考背后是什么東西在主宰并導致了這樣的原因?不思考這樣的問題，就會在每年秋天，魯迅的作品“一有風吹草動”，就重復言說，毫無新意，還顯得沒有一點含金量的振振有辭。

　　許多人忘記了一個爭論的前提，就是教材編寫不能搞大一統，不能搞壟斷。如果百舸爭流，教材編寫完全由民間自行編寫與出版，學校和教師自行選擇，乃至他們自行編寫，那么魯迅作品的增加和減少，都會變成一個偽命題。

　　長期以來，國民黨和共產黨都熱衷于選林覺民的《與妻書》——兩黨曾經極不相容，你死我活，卻在許多時刻都選這篇文章，那是為什么呢?請參看拙文《何不幸生今日之中國：重讀林覺民〈與妻書〉》，這里面蘊藏著許多值得思考的東西——但在1998年臺灣教材編寫民營化后，以我所見，臺灣民營教材和臺灣“教育部”部編教材也沒再選《與妻書》，這里面可以闡釋的信息非常之多。但為什么沒見臺灣教育界、新聞界于此鬧哄哄地爭來爭去呢?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來自于教育哲學的改變和教材編寫的自由競爭。

　　教育哲學的改變，我們選按下不表。教材編寫一旦自由競爭，誰的作品真能帶來美的享受、知識的增益、思想的深度、心理上的幫助與成長，便不只能由教材編寫者說了算。一九四九年后大陸的教材編寫者，只不過是龐大利益分肥者的一員，像我這樣對教材比較有研究的人，都不知這些編寫者有何等事功——是否教育有能，寫作有得，心理有感的人在編寫——更何況萬千與教育有關卻對教材不甚了解的學生與家長呢?

　　如果教材的編寫和選擇、講解，由一線教師做決定，加上家長委員會這樣自助性組織的權衡，我想在教材編寫、出版、發行、使用上的制衡上一定是會起點作用的。

　　但或許有人會講，如果教材百花齊放，深度競爭，那是不是對高考不利呢?那當然相應地要改變全國統一高考的模式——改為各高校自行招考，使得高校競爭成為可能，民營資本真正有可進入之期。

　　有人會說這樣太腐朽，難道現在的高度壟斷沒有腐朽?請參見我兩篇幾年前乃至十年前論《取消全國統一高考》的文章——我并不主張取消高考，而是主張取消全國統一的高考，使高考的資源配置達到一定的優化。同時舒解學生一考定終身的巨大焦慮，一年可多考幾次，單是使學生自殺率有所降低便是功德無量的事，何況還有教育上的其它增益?再者，客觀題僵死一般的具有統一答案的題，所占的比例應該大幅削減，使得教材的充分競爭成為可能，這一點已經由民國時期的教育成就得以證明。

　　魯迅的名聲被傳播得很廣遠，如果我們做點像樣子的實證研究的話，其實他名聲的很大一部分并不來自他真正值得重視的小說《吶喊》《徬徨》，散文集《野草》，更不來自其學術作品《中國小說史略》，而是來自他后期的雜文。

　　名聲如何得來，這是作者自己控制不住的，因為作品的傳播，有社會之需，更有手握“議程設置”——傳播學名家拉斯韋爾、施拉姆等所提出的這一命題對了解信息控制與傳播有極其深遠的意義——重權的掌控者如毛澤東的深度參與有關。這正如錢鐘書的調侃：“所謂名聲不過就是誤會的總和。”

　　魯迅的雜文都是隨感性質的東西，并沒有太深的講究。尤其是他并沒有較好的政治學常識，在公共議論中缺少清明理性，特別是爭勝好斗的習性，使得他罵功大放異彩。其間的仇恨教育和怨毒之辭，很容易把把情感與智商正處于發育期的學生，培養成了一個大多喪失理智，不能正常討論公共問題的謾罵者。

　　這當然也不能完全怪許多人沒有見識，大陸曾引進臺灣學者陳奎憙、張建成審訂，譚光鼐、王麗云主編的《教育社會學：人物與思想》(華東師范大學2009年版)，將世界級的教育社會學家幾乎說了個遍，但幾乎很少涉及教材在教育社會學里應有的分量。在卡爾·馬克思、馬克思·韋伯這樣的社會學家所處之時代，教材對學校對社會的影響，還沒有引致足夠的重視，這完全可以理解。因為工業化引起的對人力資本的重視程度，還遠沒有到今天這般瘋狂。

　　越到后來，教育越追求規模化效應，講究一種投入與產出的速成，成為國家至上教育觀，以及商業與人力資本全球化對人才需求所引起的連鎖反應。民主國家教材編寫充分競爭，有時根本就沒有教材，但他們的老師能做到在價值觀與情感、知識上充分地施展自己的能力，而不受干擾。但對于封閉社會的教育，教材所造成的諸多社會影響之大，實在不可等閑視之。

　　但問題是，教材的編寫、出版、發行作為影響學校和社會最重要的媒介，不僅沒有引起社會學家的足夠的重視，也沒有引致傳播學者的深透觀察。一篇課文被重復選用，這里面有很多值得研究的信息，選它的目的何在?學生能有興趣地接受否?講解者有何種能發揮的余地?如果按規定死了的“教學參考”來做，會成為一種什么樣的萬馬齊喑的局面?

　　如果我們能對從民國以降，魯迅的作品入選教材的情形，做個數字統計的梳理，對其詩、小說、散文、雜文等進行一個入選的分類，那么就不難得出我們的教育在注重魯迅的什么，從而分析背后的意識形態企圖和時代風尚，甚至教育哲學目的。如果說民主國家的教材問題，還不是個巨大的教育社會學應該研究的問題的話，那么像我們國家的教材編寫、出版、發行、講授，應該成為教育社會學關注的核心議題。

　　研究迅翁的人可謂多矣，既有“偉大領袖”號召在前，更有眾多只能算是“就業大軍”的研究者豈甘落人之后?迅翁值不值得研究呢?當然值得深加研究。但如何研究，卻是那些只靠他吃飯的所謂研究者，不曾想過或者萬萬想不清楚的。他們只有輾轉稗販，連魯迅的知識譜系怎么來的，他們都不甚了然。只有像金綱兄這樣的人來下苦功，編著一本厚厚的《魯迅讀過的書》，做這樣吃力不討彩的基礎研究。

　　同理，選入教材的魯迅作品，對國人的社會認知、知識的構筑、歷史的體會、現實的應對、情緒的形成有何等樣的作用，我們應該盡量做定性定量之研究。而不是流于泛泛談論，產生一堆無用之口水，每年秋天來發炎肒膿，而毫無精進。如果有人寫一本《教材的傳播威力：以魯迅為例》，從教育傳播學和教育社會學的角度來講，那一定是件功德無量的美事，做得好甚至是本傳世之作。可惜的是，只知重復蹈襲的迅翁研究者，哪里能產生這樣新的研究視角和功力?

　　有人說最近幾年在教材里連續取消魯迅的作品，是有關部門想淡化魯迅的批判精神和懷疑精神。怕許多人讀了魯迅的東西，對當下有極其豐富而敏銳的聯想，使得他們不安，我不認為有關部門完全沒有這樣的企圖。但是從教育心理學的角度來看，魯迅不少作品，不適合在初高中來讀，也不必為此諱飾遮掩。不然“一怕文言文，二怕寫作文，三怕周樹人”就不會成為一種流布甚廣的校園段子了。

　　當初我讀書的時候，選的是《硬譯與文學的階級性》《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友邦驚詫論》等，可以說除了《從百草原到三味書屋外》，沒有一篇我喜歡的。這說明教材編寫者，根本就不從教育心理學上去思考問題，在他們看來，只要灌輸，不管你是否喜歡。他們在選入魯迅作品的同時把魯迅也給異化了。

　　事實上，在公共話語中有著清明理性，具有批判精神和懷疑精神的人，魯迅遠不是最好的批評者。我不是說魯迅的完全不選，至少應該給胡適、梁實秋、羅隆基、徐志摩、王小波、林達、劉瑜等人，以較多的機會，讓學生們知道批判社會現實還有這樣的維度，文字不必劍拔弩張，但卻深具穿透力，甚至有趣而優雅。

　　魯迅的一些作品如《紀念劉和珍君》于當下依然有現實針對性，但你要是不能講透“三·一八”慘案的背景，你不能誠實地告知其間有多種勢力形成的此局，以及魯迅與現代評論派的爭論，那么你如何講《紀念劉和珍君》?

　　不客氣地說，如今的中學老師里，很大一部分人單一而混亂的歷史知識，不配來講這樣的課。我認為要講這樣的課程，不僅要有誠實而豐富的歷史知識，而且還要有相當的政治學常識，而不是僅是停留于“不在沉默中暴發，就在沉默中滅亡”之類的空洞抒情。憤怒和仇恨都是人之情緒的一種，但對心智和情感都尚未成熟的學生，恐怕在這方面，我們成人要有相當多的考量，不可偏執而不顧他們的良性成長。我們應該對魯迅文章入選做比較精確的數據統計，看哪些重復入選的概率較高，而為何忽略魯迅另外的文章，來做重復率研究，以明了官方為何選此魯迅而不選彼魯迅的原因。

　　很多人說不理解魯迅作品何以被剔除教材，好像他能洞悉魯迅作品入選教材的教育目的似的。如果我說斗爭哲學、階級意識、仇恨教育、丑化民國才是有關部門在幾十年里頻繁選魯迅的目的，希望你不要感到吃驚。但有人或許會說，他們害怕嘛，我們就一定要選噻，這樣的教育的目的恐怕害人終害己。因為不要忘記仇恨的反噬作用，往往是民眾間的互相仇恨，更符合古老的牧民術和統治運營成本及風險的降低。斗爭及仇恨導致互信降低，使得人的原子化加劇，奧爾森集體行動的邏輯會讓我們深思，但他并沒有談及中國的現實何以如此。

　　魯迅的作品依然是現在教材里，所占比例最多的，這說明人們的認知有相當多的慣性，同時也表明現實的丑陋，不能達成魯迅希望其一些文章速朽的愿望。如果我們不清楚為何如此，那么我們對比一下港臺兩地所選魯迅篇什，就能大致明了大陸教育何以如此了。選文中保留《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藤野先生》這樣的篇什是必要的，我甚至認為高中可選《中國小說史略》中的章節來讓人們認識一個別樣的魯迅，使其更加豐富而立體。

　　教材對一個寫作者的名聲既有傳播乃至神化功能，但也有極大的異化作用，因為很多人所受的教育，也就到高中為止。教材對人之“三觀”的形成有不可低估的作用，有人只知杜甫的“三吏三別”《茅屋為秋風所破歌》，白居易的《琵琶行》《長恨歌》《賣炭翁》，便形成對杜甫、白居易如此扁平而單一的終身認知，要想改變其認知絕非易事。那么對魯迅的神化和利用，何嘗沒有異化他的成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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