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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析柳宗元的民本思想
柳宗元是我國中唐時期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以下是小編整理的淺析柳宗元的民本思想，供大家參考借鑒，希望可以幫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柳宗元，字子厚。生于中唐時期，是著名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官至監察御史，吏部侍郎。他政治經歷極為豐富，二十多歲即名揚京師，參加“二王”的“永貞革新”，后因革新失敗被貶韶州刺史，再貶永州司馬，后復出為柳州刺史。柳宗元生活的時代處于唐朝由盛轉衰的轉折期，社會整體生產水平大幅下降，民眾生活疾苦。基于此，他旗幟鮮明地提出了“吏為民役”論，對我國古代民本思想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在改革開放的今天，深入研究柳宗元的“吏為民役論”，對于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弘揚中華民族傳統文化，增強中華民族的凝聚力，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增強黨的先進性，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密切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推動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構建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一、柳宗元民本思想的形成和發展
中國古代自夏商周三代以來，民本思想便已經出現。其統治君主對“天”極為崇拜，認為“天”是至高無上的，“天”主宰一切，它的道德責任就是保民，因此“天”代表的就是“民”的愿望。這是樸素的民本思想。
春秋戰國時期，百家爭鳴，儒家學派推崇君權，崇尚禮義，宣揚仁政愛民，由于這適應了統治階級的要求，因而迅速崛起。“仁政愛民”這一鮮明的民本思想，對后世影響深遠。孔子曾說過“人而不仁，如禮何？”（《論語》），“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堯目》）。孔子重視民眾疾苦，認為君主的統治基礎就是民眾，因此必須推行仁政，減輕賦稅，愛民。在孔子民本思想的基礎上，孟子對其進行發展，使其迅速成熟。“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孟子盡心下》）。這一著名的民貴君輕思想在現代社會仍然具有深遠的意義。“省刑罰，薄稅斂”（《梁惠王上》），再次申明要與民修養。得民心者得天下，因此，君王應該高度重視民眾問題。荀子的“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荀子己制》）更加闡明了君民的關系。儒家的人文精神和民本思想在其思想體系中占有重要地位，重視民生，保持百姓的安居樂業是政治生活中必須解決的問題，因此在千年歷史長河中，經久不衰，并對后世產生了重要影響。
柳宗元的民本思想源于孔孟之道，儒家的愛民，仁政思想對其的影響極為重要。他自身的經歷在其民本思想的形成過程中亦占有重要地位。柳宗元出生前后，正是“安史之亂”和藩鎮割據的年代，唐王朝由盛轉衰，政權不穩，人民生活異常困苦。柳宗元少年時代，就隨父親來到長沙，九江一帶，開始了解民間百姓的疾苦。“永貞革新”失敗之后，一直被貶到永州司馬。在命運轉折的過程中，他深入民間，確切了解民眾生活，批判統治者得暴行，先后寫下《捕蛇者說》《田家三首》等著作。這種現實的經歷更加豐富了他的民本思想，對民眾生活的重視程度空前提高。
柳宗元在對儒家思想的批判繼承以及社會現實的親身經歷的基礎上，旗幟鮮明的提出了“吏為民役”的重要思想。他認為官吏是“民之役”，他們是由民眾所納賦稅來供養的，因此屬于民眾的雇工，仆役，必須為民眾“勤心而勞力”，做到“訟者平，訴者均”，不可“受若直，怠若事，又盜若貨器”（《送薛存義之任序》），否則理應被罷免，受處罰。在當時，柳宗元能夠提出這種思想確實是難能可貴的。
二、柳宗元民本思想的主要內容
第一，鮮明的人民歷史觀。柳宗元認為人民主宰歷史的發展和王朝的興衰。他繼承了荀況、王充等人的反天命、反天人感應的樸素唯物主義思想，對歷代的君王受命于天的神學史觀進行尖銳批評。他在《貞符》中說道：“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又說：“受命于生人之意。”對董仲舒的“君權神授”觀念進行深刻的批判。并且明確指出歷史發展，王朝更替的決定力量在于民心。把民本思想提到了一個嶄新的高度。這一唯物主義歷史觀成為柳宗元“吏為民役論”和民本思想的哲學基礎，也成為繼孟子之后中國古代民本思想的最突出成就之一。
第二，樸實的`為民服務觀。柳宗元認為官吏是人民的仆人，官吏應該為百姓服務。柳宗元在《送寧國范明府詩序》中提出“為吏者人役也；役于人，而食其力，可無報耶？”在這篇詩序中首先推崇范氏的論斷。認為官吏是是人的仆役，在這里“人”還指同僚，上級，所以應該為人而服務，怎么能夠不報答主人呢？這一觀點已經突破了傳統的官者，牧民的思想框架。他在《送薛存義序》進一步豐富并完善了這一觀點，“凡吏于土者，若知其職乎？蓋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凡民之食于土者，出其十一傭乎吏，使司平于我也。”在這里柳宗元把“人”特指民眾，并鮮明的提出“民之役”“民可黜罰”的思想，官吏應該為百姓的仆役，必須為百姓勤懇辦事。
第三，可貴的對民負責觀。對于“受若值怠若事，又從而盜之”的官吏民眾應該也有權利進行黜罰。“今我受其直，怠其事者，天下皆然。豈惟怠之，從而又盜之。向使傭一夫于家，受苦直，怠其事，又盜若貨器，則必甚怒而黜罰之矣。以今天下多類此，而民莫敢肆其怒與黜罰者何哉？勢不同也。勢不同而理同，如吾民何？有達于理者，得不恐而畏乎”（《送薛存義序》）！在這里柳宗元把“人”特指民眾，并鮮明地提出“民可黜罰”的思想，百姓有權對官員進行懲罰。這對貪墨成風的封建官僚社會也是一個巨大的警示。在吏治改革上應該善用循吏，從而公平、認真的為民辦事。
最后，深刻的養民利民觀。柳宗元認為應該順應自然變化，充分給予人們自由發展的空間，不擾民。他在《種樹郭橐駝傳》中說“吾問養樹，得養人術。傳其事以為官戒。”從養樹之理中得出養民之理，要“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爾”點明為政只要在于順人之欲，隨人之性，要充分利用條件，不僅要主觀上“利民”，還要客觀上真正做到“利民”。因此統治者應該施行仁政，與民休息。這種沖破時代限制的民主思想光輝對于當代仍然具有巨大的影響。
三、柳宗元民本思想的當代價值
柳宗元沖破傳統封建思想的束縛，形成了自己的民本思想，反對“君權神授”，認為政權的奪取與鞏固在于民心，提出“吏為民役”，提倡“順天”，“養民”。這一系統的民本思想具有超越時空的性質，對密切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推動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第一，柳宗元歷來認為政權的鞏固與維持在于民心。他認為漢代之所以能夠興盛，“在乎克懷于有氓，登賢庸能，濯痍煦寒，以廖以熙”（《貞符》）。即掃除社會的弊端，重視人民的安定。而唐朝之所以能興起，是因為他初期的政治清明猶如“丕將霖雨，浚滌蕩沃，蒸為清氛，疏為冷風”（《貞符》），天下才能大治。而唐中期以后失去了這種治國思想，一味“牧民”，為了統治階級的奢侈生活而盤剝人民，以至造成黃巢起義，終于使唐王朝一蹶不振。縱觀歷史，任何一個國家，想要維護自己的統治，必須不斷調整自己的政策，重視人民的力量，避免政治僵化，緩和階級矛盾，與民休息。柳宗元的民本思想對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人民當家作主，國家的權力在人民以及“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都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第二，國家權力屬于人民，應對人民負責，進行吏治改革。我們黨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共產黨員是人民的公仆，并且要做到“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密切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這一科學的干群、黨群觀點與柳宗元的“吏為民役”有異曲同工之妙。
柳宗元打破傳統封建社會的“牧民”思想，提出“吏為民役”，認為官吏應該而且必須為民眾認真辦事。他的這一理論對當今的完善干部選拔任用制度也用深遠的影響。柳宗元繼承了法家韓非子的合理的法治觀念，認為為相者理天下要“條其綱紀而盈縮焉，齊其法制而整頓焉”（《梓人傳》），應該運用法制治理天下。并且在《送薛存義序》中他又明確提出“民可黜罰”的思想，如果官吏不能夠認真負責的為百姓辦事，百姓應該而且也有權力懲罰甚至廢黜他。這種觀念的提出對官員的行為也具有很強的警示作用。
第三，人民推動歷史社會發展，應重視民生問題，促進人民自身發展。科學發展觀在以人為本的基礎上對發展理論進行了科學而全面的論述，把發展作為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要做到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做到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這一科學的發展觀顯示了黨對民生問題的高度重視，對人民主體地位的尊重，對人民利益的保護。科學的發展觀和對民生問題的高度重視是對柳宗元的“順天”，“養民”觀點的發展與突破。
柳宗元在《種樹郭橐駝傳》中把種樹的道理“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爾”推及到為官治人，提出為政只要在于“順人之欲，遂人之性"，即為政者應該從促使民眾安居樂業的角度出發，尊重百姓的需求，滿足民眾的愿望，同時遵循生產生活的自然規律。為百姓創造一個穩定、安全的生活環境。“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種樹郭橐駝傳》），在這里，他又對一些“好煩其令“的官員進行了批評，指出雖然這些官員的出發點是好的，但方式的不恰當最終導致吃苦受累的是老百姓，從中得出一個穩定而安全的環境對老百姓的重要性。這一觀點不僅對封建官僚體制對民眾的盤剝和壓榨進行了抨擊，而且更為難得是提出了“尊重人的本性”的人性觀點，具有當代社會重視“人的全面發展”的意境，其歷史意義不能說不深遠。我們黨高度關注發展民生問題，注重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科學發展觀的貫徹和落實更深刻的體現了這一點。
民族文化是一個民族的積累，而民族歷史上的精神文明遺產更是今天我們的財富。雖然當今社會和古代相比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但是，國家、政府的職能仍然有很大的相似性，而國家管理民眾的基本職能更是沒有改變。因此，歷史上的一些經驗教訓，一些杰出人物的思想，對當代社會仍然有著重要的借鑒作用。
柳宗元的思想既富于理性思辨色彩，又充滿現實主義氣息。他的思辨水平、批判精神和文學才華在當時都是相當突出的。他批判繼承了儒家中的民本思想，并吸收各思想派別的精華，結合自己的時代特點對其民本思想進行了創新和發展，至今仍然閃爍著進步、民主的光輝。在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過程中，我們可以而且也應該從中吸取一些優秀的思想，從而推進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構建。
人物生平
早年生活
柳宗元畫像柳宗元祖籍是河東郡（河東柳氏與河東薛氏、河東裴氏并稱“河東三著姓”），祖上世代為官（七世祖柳慶為北魏侍中，封濟陰公。柳宗元的堂高伯祖柳奭曾為宰相，曾祖父柳從裕、祖父柳察躬都做過縣令）。其父柳鎮曾任侍御史等職。柳宗元的母親盧氏屬范陽盧氏，祖上世代為官。柳宗元只有兩個妹妹。
773年，柳宗元出生于京城長安。四歲時，母親盧氏和他住在京西莊園里，母親的啟蒙教育使柳宗元對知識產生了強烈的興趣。柳宗元的幼年在長安度過，因此對朝廷的腐敗無能、社會的危機與動蕩有所見聞和感受。（九歲時遭遇建中之亂，建中四年，柳宗元為避戰亂來到父親的任所夏口。年僅十二歲的柳宗元在這時也親歷了藩鎮割據的戰火）
785年（貞元元年），柳鎮到江西做官。柳宗元隨父親宦游，直接接觸到社會，增長了見識。他參與社交，結友納朋，并受到人們的重視。不久，他回到了長安。父親柳鎮長期任職于府、縣，對現實社會情況有所了解，并養成了積極用世的態度和剛直不阿的品德。能詩善文的父親和信佛的母親為他后來“統合儒佛”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少年成才
792年，柳宗元被選為鄉貢，得以參加進士科考試。
793年，二十一歲的柳宗元進士及第，名聲大振。不久，柳宗元的父親柳鎮去世，柳宗元在家守喪。
796年，柳宗元被安排到秘書省任校書郎。
798年，二十六歲的柳宗元參加了博學宏詞科考試，并中榜，授集賢殿書院正字（官階從九品上）。
801年，柳宗元被任命為藍田尉（正六品）。
803年十月，柳宗元被調回長安，任監察御史里行。從此與官場上層人物交游更廣泛，對政治的黑暗腐敗有了更深入的了解，逐漸萌發了要求改革的愿望，成為王叔文革新派的重要人物。
主要貢獻
文學作品
柳宗元題跋像柳宗元一生留下600多篇詩文作品，文的成就大于詩。其駢文有近百篇，古文大致為六類。
（一）論說：包括哲學、政論等文及以議論為主的雜文。筆鋒犀利，論證精確。《天說》為哲學代表作。（《封建論》《斷刑論》為長篇和中篇政論代表作。《晉文公問守原議》《桐葉封弟辯》《伊尹五就桀贊》等為短篇政論代表。）其哲學思想中具有樸素的唯物論成分。其政治思想主要表現為重“勢”的進步社會歷史觀和儒家的民本思想。但也受佛教影響，尤是政治失意時，往往向佛教尋找精神上的解脫。
（二）寓言：繼承并發展了《莊子》《韓非子》《呂氏春秋》《列子》《戰國策》傳統，多用來諷刺、抨擊當時社會的丑惡現象。推陳出新，造意奇特，善用各種動物擬人化的藝術形象寄寓哲理或表達政見。代表作有《三戒》《臨江之麋》《黔之驢》《永某氏之鼠》《傳》《羆說》等篇。嬉笑怒罵，因物肖形，表現了高度的幽默諷刺藝術。
（三）傳記：繼承了《史記》《漢書》傳統，又有所創新，（代表作有《段太尉逸事狀》《梓人傳》《河間傳》《捕蛇者說》等），有些作品在真人真事基礎上有夸張虛構，似寓言又似小說（如《宋清傳》《種樹郭橐駝傳》）。
（四）山水游記：最為膾炙人口，均寫于被貶后，以永州之作更勝。（典范之作為《始得西山宴游記》《鈷潭記》《鈷潭西小丘記》《至小丘西小石潭記》《袁家渴記》《石渠記》《石澗記》《小石城山記》）作品中既有借美好景物寄寓自己的遭遇和怨憤，也有作者幽靜心境的描寫，表現他在極度苦悶中轉而追求精神的寄托。至于直接刻畫山水景色，則或峭拔峻潔，或清邃奇麗，以精巧的語言再現自然美。
（五）詩詞騷賦：獨具特色（代表作《懲咎賦》《閔生賦》《夢歸賦》《囚山賦》等，均用《離騷》《九章》體式。或直抒胸臆，或借古自傷，或寓言寄諷，幽思苦語，深得屈騷精髓。《天對》《晉問》兩巨篇，則為另一種類型，形式仿照《天問》《七發》，造語奇特深奧。此外，柳集中也有不少有關佛教的碑、銘、記、序、詩歌等作品，對禪宗、天臺宗、律宗等學說有所涉及。）柳詩現存140多首，均為貶謫后所作。前人把他與王維、孟浩然、韋應物并稱王孟韋柳。其部分五古思想內容近于陶淵明詩，語言樸素自然，風格淡雅而意味深長。另外一些五古則受謝靈運影響，造語精妙，間雜玄理，連制題也學謝詩。但柳詩能于清麗中蘊藏幽怨，同中有異。柳詩還有以慷慨悲健見長的律詩。（如《登柳州城樓寄漳汀封連四州》為唐代七律名篇，《江雪》《漁翁》《溪居》在唐人絕句中也是不可多得之作）。
（六）作品集：劉禹錫始編柳集《河東先生集》。宋代注本較多，韓醇《詁訓柳先生文集》為現存柳集最早本子。明蔣之翹輯注有《柳河東集》。事跡見韓愈《柳子厚墓志銘》、新、舊《唐書》本傳、文安禮《柳先生年譜》。
思想理論
哲學思想
柳宗元是一個政治革新的人，推崇古文運動。他的哲學思想，是同當時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自然科學所達到的水平相適應的。他把古代樸素唯物主義無神論思想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高度，是中唐時代杰出的思想家。柳宗元的哲學論著有《非國語》《貞符》《時令論》《斷刑論》《天說》《天對》等。在這些論著中，柳宗元的哲學論著中，對漢代大儒董仲舒鼓吹的“夏商周三代受命之符”的符命說持否定態度。他反對天諸說，批判神學，強調人事，用“人”來代替“神”。柳宗元把對神學的批判變成對政治的批判，用唯物主義觀點解說“天人之際”即天和人的關系，對唯心主義天命論進行批判。
柳宗元所寫的一些關于社會政治的論著，是他的政治思想的具體反映，是他參與政治的一種手段。柳宗元認為整個社會歷史是一個自然發展的過程，有其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發展的必然趨勢。他的言論從折衷調和的立場，來對儒、法、釋、道等各家學說作調和的解說。
佛學思想
柳宗元一生好佛，他曾說：“吾自幼好佛，求其道，積三十年。”這三十多年大致可分為幼時的盲目、為政時期的附會時尚和貶官后的自覺三個階段。他在長安應舉和為政時期，曾與文暢等出入官場文壇的僧侶結交，很欣賞晉宋以來名家人與和尚支道林、釋道安、慧遠、慧休的關系，并極力稱贊那些與自己同時代人的那種“服勤圣人之教，尊禮浮圖之事”的亦儒亦佛的生活。柳宗元認為“佛之道，大而多容，凡有志于物外而恥制于世者，則思入焉。”這正是他改革失敗后被貶永州的真實心理狀態。于是，“自肆于山水間”，更有意識地從自然山水中尋找慰藉，以排解心中的郁結。
柳宗元絕不是生性淡泊之人，他對待人生的態度是積極執著的。他雖然好佛，但他的思想基本上還是儒家的。他一生有兩項重大活動：一是參與永貞革新，一是領導古文運動。這二者都與他復興儒學、佐世致用的思想有關。他既身體力行了“勵材能，興功力，致大康于民，垂不滅之聲”的政治理想，又明確提出“文者以明道”“輔時及物”的主張和以儒家經典為“取道之源”的原則。
盡管柳宗元自稱“自幼好佛”，天臺宗也把他列為重巽的俗家弟子。但他卻不是一個虔誠的佛教徒，他博采眾家，蘇軾贊許他“儒釋兼通、道學純備。”他對佛教的接受，主要是領會佛教義理，以圖“統合儒釋”，把佛教思想納入儒家思想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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