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的稱呼

　　導語：唐代時期才人輩出，而詩人柳宗元以其獨特的詩歌風格奠定了他在文學上的地位。下面是小編分享的柳宗元的稱呼，歡迎閱讀!

　　唐代柳宗元是文學史上頗具特色、很有影響的一位人物。綜觀其一生，他的文學成就主要形成于離開長安之后流貶永州的十年。歸納數十種流傳的柳文版本，他的詩文共五百四十七首(篇)，其中寫于永州的三百一十七篇(篇)，占了五分之三，尤其是最能顯示他思想和文學才華的議辯、對、答、說、傳、騷、吊贊箴戒、銘雜題、記等一百零七篇，就有八十二篇寫于永州。然而，后來人們對他的研究往往將其稱為“柳河東”或“柳柳州”，沒有稱他為“柳永州”，這是怎么一回事呢?

　　柳宗元，字子厚，唐代宗大歷八年(公元七七三年)出生于當時的京城長安。史稱柳氏得姓于魯士師柳下惠，秦朝以后遷入晉之解縣，屬河東郡。柳宗元說：“河東，古吾士也”(《送獨孤申叔侍親往河東序》)。唐代的蒲州解縣，也就是今天的山西省運城市西南解州鎮。不過，柳宗元的祖上歷代宦游，早離故籍。至于柳宗元本人一生從沒去過河東祖籍，柳州任上死后也是移柩回歸至長安萬年縣棲鳳原先人墓側安葬。這說明，人們稱柳宗元為“柳河東”，僅僅是往他的祖籍上掛靠而已。但要真正弄清人們為何會這樣掛靠，還得從中國的姓氏文化說起。

　　簡略地講，無論是姓氏、姓名，還是字、號，都不過是一種個人的符號。這種符號的產生和演變，則是人類社會文化發展的一個組成部分。中國人的姓氏文化，起源于原始社會群落的徽銘。所謂徽銘，《典藝》，“銘，名也，述其功美，始可稱名。”原始社會群落徽銘的產生，一般是由該群落自己決定，并且應該是與他們生活關系密切的某物類，如植物，動物、山川，或是他們的重大社會發明、社會分工等的一體化表征。這大致是母系社會群落時候的情況。由于西方的人被用得習慣而傳開了。比如，徽銘和圖騰(Totem)，講的實質上都是色。

　　根據《史記·五帝本紀》、《國語·晉語四》等的記載，黃帝二十五子，得姓者十四人，為十二姓。到了大約是五帝時代，社會群落徽記開始出現以姓來表述，并且可以由部落聯盟的領袖來安排。姓是一個會意字，“人所生也。古之神圣，母感天而生子，故稱天子。從女從生，生亦聲。春秋傳曰，天子因生以賜姓”。(《說文解字》)。夏商周的三代之前，姓與氏是分開的。婦人稱姓，男子稱氏。這實際上是母系當家的社會群落的表征。姜、姬、贏、姚、媯等這樣一些最古老的姓都是從女，足以準確地表明當時的母權制情況。姓氏分別使用的功能除了區別婚姻以來，還用來區別貴賤。貴者有氏，賤者有名無氏。同時，姓可呼為氏，而氏不可呼為姓。這樣，姓由族來，氏由居地、社會分工、職守等來。三代之后，原始的母系社會已經瓦解。在實現向父系社會的過渡中，姓氏逐漸合而為一，成為僅僅是區別婚姻的依據。但以地望來明貴賤，仍然作為一種文化的積淀被保留下來。直到今天，人們在議論時往往還會說，某人是某地某姓的。

　　至于字與號的產生，那都是父系社會以后的事情。《禮記》：“男子二十冠而字。”講的是男子成年時要取名之意。最初是把字與名分開使用的。比如，孔子之子名鯉，字伯魚。不僅男子成年用字，女子許嫁也稱之為字，未許嫁者叫做待字閨中。號的使用是在名字之后的事情。隨著生產力的發展，人們的社會效增多，商家店鋪需要顯特色，個人交際也想以自身的各種特征給別人深刻印象，這就在名字之外出現了號。這種號的使用與流行，尤其是與講唱文學的興起有關。水泊梁山的英雄豪杰，有九紋龍史進，浪里白條張順，黑旋風李逵，等等，個個人物都有一個號。這些稱謂演變到今天，名字已經渾然一體，基本上不再分開使用;號則有雅俗兩用，雅的就是一些文化人還在自己的名字之外另取別號，俗的就是一些人自娛式取的諢名、綽號。

　　柳宗元的祖上遷居河東以后，一度是當地的望族。在北朝，柳氏是著名的門閥士族，柳、薛、裴被并稱為“河東三著姓”(元稹《贈左散騎常侍薛公神道碑》)。柳宗元也自豪地說：“柳氏之分，在北為高。充于史氏，世相重侯”(《故大理評事柳君墓志》)。由此可以看出，柳宗元把柳(姓)河東(氏)當作一份珍貴的遺產來對待。隋末農民戰爭雖然沉重地打擊了士族地主，但柳宗元的家鄉河東屬于大貴族李淵、李世民為首的所謂“關隴集團”地區，戰火涉及較少。李淵父子建立唐王朝以后，柳氏作為“關隴集團”一個有勢力的家族，在新王朝中又取得了顯赫的地位。

　　柳宗元的高祖柳子夏，唐初任徐州長史;柳楷的兄弟柳亨，隋末附于李密，密敗歸唐，累授駕部郎中，受到李淵的愛重，娶李淵的外孫女為妻，三遷至左衛中郎將，后拜太常卿，檢校歧州刺史。唐太宗李世民曾對柳亨說過“與卿舊親，情素兼宿”(《舊唐書·柳亨傳》)。柳子夏的叔伯兄弟柳奭，貞觀中為中書舍人，高宗李治朝做過宰相。他的外甥女王氏，就是李治的皇后。當時的柳氏一族，是與皇族有著親密關系的權臣貴戚。僅高宗一朝，柳氏家族同時居官尚書省的就達二十多人。然而，高宗一朝恰恰是封建王朝宮闈內廷之紛爭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的特殊年代。由于高宗王皇后無子，柳奭與元老重臣褚遂良、韓瑗、長孫無忌、于志寧等多方設法為王皇后固位，最終還是讓武則天得寵，王皇后被疏忌至廢。武則天一經立為皇后，便嚴厲打擊政敵，柳奭與諸位元老重臣均遭貶黜，柳氏一族損失慘重。

　　“人或言吾宗宜碩大，有積德焉。在高宗朝，并居尚書省二十二人。遭諸武，以故衰耗。武氏敗，猶不能興。為尚書吏者，間十數歲乃一人”(柳宗元《送澥序》)。自此之后，柳氏一族中道衰落，從皇親國戚的特權地位降到普通士族官僚階層。柳宗元的曾祖父柳從裕、祖父柳察躬，都只做過一般的縣令。其父柳鎮，雖然是明經及第，頗有政能文才，因沒有門蔭特權的倚杖，只能由府縣僚佐這樣的低級官吏地位逐步遷升，到晚年才靠軍功到長安受任正七品京銜。

　　因此，柳宗元經常帶著自豪而惋惜的心情，去追訴河東柳氏的陳年往事，贊美為“士林盛族”。這種強烈的宗族觀念和光耀門庭意識，也成為他奮發有為的重要動機。人們之所以將其稱為“柳河東”，無論是從廣義的姓氏文化的根源，還是從他個人的心理機質的傾向，都有著十分充足的理由。

　　“柳柳州”之說，最早見于劉禹錫在衡陽與柳宗元分手時寫的贈別詩的詩題：“再授連州至衡州酬柳柳州贈別”。此事發生在唐憲宗元和十年(815)。當時，為人正直、為官清廉的韋貫之出任了宰相，柳宗元年輕時的好友裴度等人已在朝廷逐漸得勢，并與韋貫之較接近，加之中央朝廷與藩鎮割據勢力的矛盾日益增大，唐憲宗為了緩和事態，維護朝廷內部團結，居然解除了對“八司馬”不準量移之禁，發出了召回柳宗元等五人(凌準、韋執誼已去世，程異已調用)的詔令。柳宗元等人興沖沖地回到闊別十年的京城，以為終于在朝中又有了出頭之日。

　　不料，二月到京，三月十四日就被宣布五人全部出任遠州刺史。據說，韋貫之本想安排他們在朝廷任職，只因不安分的劉禹錫的一首詩惹出了麻煩。劉禹錫《戲贈送看花諸君子》一詩有云，“玄都觀里花千樹，盡是劉郎去后栽”。詩中強調桃樹新栽，意在譏諷那些反對永貞革新而飛黃騰達的驕橫新貴。他們才高名重，一貶十年，一伙人一下子都回到京城，自然倍受關注。他們詩酒唱和，得意忘形，并無向權貴乞憐告悔之意。

　　這就不能不引起政壇宿敵們的激烈反對，乘機將此詩拿去作了告御狀的本錢。唐憲宗本來就對當年皇帝耿耿于懷，便很快作出了將王叔文余黨們改放遠州的決定。柳宗元他們再一次失去了效力中央朝廷的機會，經歷了喜從悲來、悲從喜來的大起大落，在這關鍵時刻，很值得一提的是柳、劉二人的友情。這次改放遠州剌史，柳宗元到柳州，韓泰到漳州，韓曄到汀州，陳諫到封州，劉禹錫到播州(今貴州省尊義市)。

　　其是，劉禹錫上有八十多歲的老母，而播州路途崎嶇，老人隨同前往，行程顛沛，將是九死一生。柳宗元出于友誼，打算上疏朝廷，請求以自己的任職與劉禹錫對調。恰在此時，柳宗元的好友御史中丞裴度在憲宗皇帝面前斡旋，說出“陛下方侍太后，恐禹錫在所宜矜”的話語(《資治通鑒》卷二三九《元和十年》)，迫使其收回成命，改任劉禹錫為連州刺史。這件事，表明了柳宗元在關鍵時刻，能以友情為重而奉獻犧牲的優秀品格。

　　對于倆人盡管政見不同，但都是中唐時代古文運動的倡導者，在文學事業上相互推重，并在寫作理論和實踐上切實解決了文體復古和儒學復古的關系問題，高揚起“文以明道”的旗幟。永貞革新失敗后，被貶謫出京城的“八司馬”中，柳、劉倆人除一樣遭受數度貶黜的政治命運之外，還都對中唐的文學事業作出了重大貢獻，影響深遠。由于他們的感情最篤，柳宗元的臨終托付，就將撫養遺孤和整理文集兩件大事交給了劉禹錫。柳宗元的詩文得顯于后，離不開劉禹錫這位忠實的朋友。于是，柳、劉二人在再度被逐出長安的行程中結伴而行，至衡陽分手時贈詩互答，寫下了流傳至今的贈別詩。

　　柳、劉倆人的再次南貶，走的是一個月前進京的回頭路。尤其是柳宗元到了衡陽以后還要再經永州去柳州，世事滄桑的感慨更深。他首先寫了《衡陽與夢得分別贈詩》，《再授連州至衡州酬柳柳州贈別》是劉禹錫的答詩。柳宗元見此唱和后詩情激蕩，又寫了《重別夢得》、《三贈劉員外》，柳對劉的稱謂是其字(夢得)或舊官職(司馬員外)，劉對柳的稱謂則用了地名(柳州)。其實，這在當時以地名相稱是較普遍的一種稱謂。

　　就在柳宗元的文章中，這一稱謂也屢見不鮮�！都脑S京兆孟容書》中的許孟容，《與楊京當憑書》中的楊憑，就分別是當時的京兆(首都地名)尹;《與呂道州溫論非國語書》、《祭呂衡州溫文》中的呂溫，就曾經先后當過道州、衡州(均為地名)的刺史，等等。從這些范式看出，對于擔任地方長官的官員，人們可以將這一地名掛在其姓的后面，成為一種稱謂。這也許是當時的一種時髦�！短茣�·本傳》對于柳宗元出任柳州刺史后的政績給予了比較突出的記載，包括解除典當人口為奴的陋習，指授青年學習文章，并說“世號柳柳州”，這一稱謂也因此傳開了。

　　柳宗元在永州的職務是“司馬員外置同正員”。這是一個沒有任何事權的閑官。永州羈旅十年，既是他思想文學創作最活躍豐富的十年，也是他政治生涯畢生最晦暗感傷的十年。這一矛盾也延續和影響到了后人對他的評價。將柳宗元的詩文真正加以重視，作為專題來評說以至演變成柳學研究，這是宋代以后的事情。

　　但一開題就出現了抑柳和尊柳的兩大陣營。抑柳者雖然也認可柳宗元的文學成就，甚至能不情愿地將其與韓愈并提，卻始終把他當作有政治污點的人來對待而不肯入流;尊柳者當然把柳宗元看得很高，但對其中晦暗的政治經歷也有些諱莫如深而不忍深入。盡管永州人民懷念這位“司馬”，“零陵(即永州)徒以先生居之之故，遂名聞天下。

　　先生焉之不幸可也，而零陵獨非幸歟 ”(宋汪藻《永州柳先生祠堂記》)，紀念柳宗元的柳子廟，今天已經成為國家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因此，盡管柳宗元的其他稱謂可以有“柳河東”，但要研究柳宗元就不可能離開“柳永州”這個地域基礎，這一矛盾的組合，是柳學研究中一個非常獨特而有趣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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