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禹錫樂府詩有何成就
劉禹錫以豐富的社會生活體驗和深厚的藝術修養，在樂府詩創作中求新求變，不斷拓展新的題材領域，使樂府詩更貼近現實生活，更具藝術感染力，取得了超越前人的成就。
劉禹錫是中唐時期獨具特色的詩歌大家，其詩不僅題材廣泛，內容豐富，而且藝術風格也是獨樹一幟。于韓孟、元白詩派之外獨辟蹊徑，開拓新領域，辟出了新的天地。正如卞孝萱先生所說：“劉禹錫詩的題材廣泛豐富，無論是社會現實，還是前朝史事;是時事政治，還是個人經歷;是風土民情，還是山川景物，都有所涉及……詩人的喜悅和悲哀、愛慕和憎惡、歌頌和諷刺，都鮮明、自然、真切地流于筆端。”在其留存的100余首樂府詩中，就體現了詩人追新求變的不懈努力。統觀其樂府詩，我們看到詩人以其豐富的社會生活體驗和深厚的藝術修養，不斷拓展新的題材領域，使樂府詩的內容更貼近現實生活，更具感染力。特別是在表現民間生活習俗、反映生產勞動、描寫婚戀風情等方面，更是取得了超越前人的突出成就。
首先是劉禹錫著意于尚俗求新，轉向民俗題材，為樂府詩開辟了新境。羅宗強先生在《隋唐五代文學思想史》中曾指出，中唐詩人“一變盛唐詩歌那種風骨遠韻、那種多層意境、那種理想化的傾向，而轉向尚實、尚俗、務盡”。劉禹錫因參與永貞革新，失敗后被貶荊楚巴蜀等地20余年，足跡遍及貶所的山川原野，使他能有更多的機會接觸到社會底層的生活，感受到各地不同的民俗風情。并在創作時，自然而然地融入了自己所熟悉的現實生活，融入了自己的真情實感，以借事言志，表達久藏的心聲。詩以言志，歌以詠言，這是詩人作詩的用意，劉禹錫也不例外。但如果我們僅僅停留于這樣的認識層面，就不能發現詩中最有價值的部分。其實詩中借以言志的民風習俗才是詩歌的核心價值，它體現了樂府詩題材的新變，開創了新的境界。如其《采菱行》：
白馬湖平秋日光，紫菱如錦彩鴛翔。蕩舟游女滿中央，采菱不顧馬上郎。
爭多逐勝紛相向，時轉蘭橈破輕浪。長鬟弱袂動參差，釵影釧文浮蕩漾。
笑語哇咬顧晚暉，蓼花緣岸扣舷歸。歸來共到市橋步，野蔓系船萍滿衣。
家家竹樓臨廣陌，下有連檣多估客。攜觴薦芰夜經過，醉踏大堤相應歌。
屈平祠下沅江水，月照寒波白煙起。一曲南音此地聞，長安北望三千里。
《采菱曲》、《采蓮曲》六朝已有，但內容多為艷情，表面詠采蓮，實則詠采蓮美女。所以，多以濃墨重彩描繪采蓮女的艷麗和蕩漾情思。如鮑照《采菱曲七首》中的二首：“睽闊逢暄新，凄怨值妍華。秋心殊不那，春思亂如麻。”詩中突出表現了對佳人的相思情懷，采蓮勞動反而成了襯托的背景。劉禹錫突破古意，從正面來描寫采菱女的純樸本色和整個采菱場面。如對采菱女描寫：“笑語哇咬顧晚暉，蓼花緣岸扣舷歸。”“歸來共到市橋步，野蔓系船萍滿衣。”表現了她們的活潑、質樸和勤勞。同時也寫了采菱勞動的緊張：“爭多逐勝紛相向，時轉蘭橈破輕浪。長鬟弱袂動參差，釵影釧文浮蕩漾。”這與前述樂府詩中的寫法形成了很大的反差，是樂府創作中的可貴突破。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詩人把武陵民居的特色和地方風俗與風情都攝入了詩中：“家家竹樓臨廣陌”，“攜觴薦芰夜經過，醉踏大堤相應歌。”武陵竹樓，是武陵最富有特色的民俗風情。采菱時節，這里商賈云集，酒家里食客通宵歡飲，踏歌相應，真實地反映了沅湘一帶的生活風情。在詩的最后四句，詩人雖然流露出客寓他鄉的傷楚，表明了用心之所在，但詩的深層價值自是不言而喻的。
民俗風情是最具有特色和生命力的詩歌創作素材，劉禹錫的樂府詩之所以能超越前人，就是能善于以獨特的視角來觀察生活，并將民俗世象作為詩歌意象進行創作。如《競渡曲》：
沅江五月平堤流，邑人相將浮彩舟。靈均何年歌已矣，哀謠振楫從此起。
楊桴擊節雷闐闐，亂流齊進聲轟然。蛟龍得雨�鬣動，��飲河形影聯。
刺史臨流褰翠幃，揭竿命爵分雄雌。先鳴馀勇爭鼓舞，未至銜枚顏色沮。
百勝本自有前期，一飛由來無定所。風俗如狂重此時，縱觀云委江之湄。
曲終人散空愁暮，招屈亭前水東注。
龍舟競渡是朗州五月五的重要節俗。關于龍舟競渡的緣由有多種說法，其中以紀念屈原影響最大。如《隋唐嘉話》卷下載：“俗五月五日為競渡戲。自襄州以南，所向傳云：屈原初沉江之時，其鄉人乘舟求之，意急而爭前，后因為戲。”又《樂府詩集》卷九四記：“……《荊楚歲時記》云：‘舊傳屈原死于汨羅，時人傷之，競以舟楫拯之，因以成俗。’《歲華紀麗》云：‘因勾踐以成風，拯屈原而為曲’是也。”劉禹錫對屈原素懷崇敬之情，因此特別關注競渡節日。詩人以競渡為描寫題材，對節日民俗進行了生動描繪。端午節的沅江兩岸，彩旗招展，觀眾如云，龍舟競渡是節日的傳統活動。競賽時，但聞鼓聲雷動，江面上，各路競渡彩舟破浪疾進，奮勇爭先，比賽場面盛大而熱烈。“風俗如狂重此時，縱觀云委江之湄。”可見競渡是一項廣受民眾喜愛的民俗活動，場面才會如此歡騰癡狂，節日的氣氛也才如此熱烈。詩的最后兩句或許蘊涵著詩人身世際遇的深意，但詩中所寫的競渡民俗風情，才是最值得肯定的價值。
劉禹錫對湖湘一帶的踏歌習俗也作了反映。如其《踏歌詞》：“春江月出大堤平，堤上女郎連袂行。”又如《竹枝詞二首》其一：“楊柳青青江水平，聞郎江上踏歌聲。”踏歌是巴蜀民間習俗，具有鮮明的地方色彩，邊走邊唱，踏地為節。詩歌從不同的側面表現了青年男女在月夜之下，踏歌傳情的地方風俗，為樂府詩注入了民俗風情的新意。
其次是劉禹錫著力于對陌生領域的開掘，在前人極少涉及的陌生領域，開辟了表現農業勞動的新路。劉禹錫長期生活于遠州貶所，對現實社會感受最深，對農村生活也最熟悉。所以，他所描寫的農業勞動也最真實生動，不僅是樂府詩中所絕無僅有，甚至是盛唐山水田園詩人也幾乎未曾涉及。如其《插田歌》：
岡頭花草齊，燕子東西飛。田塍望如線，白水光參差。
農婦白�裙，農父綠蓑衣。齊唱郢中歌，嚶佇如竹枝。
但聞怨響音，不辨俚語詞。時時一大笑，此必相嘲嗤。
水平苗漠漠，煙火生墟落。黃犬往復還，赤雞鳴且啄。
劉禹錫任連州刺史時，對農民插田勞動很感興趣，親臨觀察，心有所感，而自創新題，寫下了這首具有濃郁民俗風情的詩歌。在樂府詩中，像劉禹錫這樣直接描寫勞動場景的不多，大多是以描寫田園生活和農村風光來抒發閑適情調與隱逸意趣。因此，詩人如此詳細地描寫農民的田間勞動，寫農家苦中作樂，邊插田邊唱俚語小曲，相互嬉戲調笑，表現了田家的勞動熱情和樂觀生活態度。詩歌還寫了農田耕作和水稻種植技術，以及對農田水渠灌溉水平也作了描述。這實在難能可貴。
《畬田行》是劉禹錫對巴蜀山區畬田風俗的形象描寫。畬田是一種原始粗放而具神異色彩的耕種習俗，宋人范成大在《勞畬耕序》中說：“畬田，峽中刀耕火種之地也。春初斫山，眾木盡蹶，至當種時，伺有雨侯，則前一夕火之，藉其灰以糞。明日雨作，乘熱土下種，即苗盛倍收。無雨反是。”劉禹錫在詩中對這種耕種習俗進行了描寫：“何處好畬田，團團縵山腹。鉆龜得雨卦，上山燒臥木。”巴蜀山區環境惡劣，百姓生活艱辛，在貧瘠的山地上耕種，唯有靠天吃飯。所以，農民不得不寄望于神靈的保佑，由此而形成了敬奉神靈的世俗觀念。畬田是大事，事關年成，自然要祈求于神靈。先是鉆龜卜卦，卜算陰晴，祈求上天普降甘霖。如卜得雨卦，就在下雨前砍倒樹木荒草，然后點火焚燒。并以火光逼走老蛟，以爆竹驚走山鬼。“照潭出老蛟，爆竹驚山鬼”。最后再“下種暖灰中”，即在暖灰中掘坑播種，以使莊稼茁壯生長，獲得好收成。在樂府詩中描寫古老的巴蜀畬田風俗，劉禹錫應該是值得敬重的開拓者。其后在《竹枝詞》其九中，他還寫有：“長刀短笠去燒畬傷。”可見劉禹錫對畬田習俗有很深的印象和興趣。
在巴蜀荊楚的荒僻山區，交通閉塞，經濟文化十分落后。但各地的風俗卻是形形色色，令人驚奇。劉禹錫以詩人的敏銳觀察力將其入詩，不僅增添了詩歌的內涵，而且為人們認識少數民族風俗打開了一扇窗戶。如其《莫徭歌》，寫莫徭人與中原迥異的生活與生產方式：“莫徭自生長，名字無符籍。市易雜鮫人，婚姻愛木客。星居占泉眼，火種開山脊。夜渡千仞溪，含沙不能射。”莫徭人有獨特的市易、婚姻、居住、耕種、夜渡等生活習俗，令人不得不感慨于民俗的神奇多姿。又如《蠻子歌》，寫蠻族的風俗習性：“蠻語鉤�音，蠻衣斑斕布。熏貍掘沙鼠，時節祠盤瓠。忽逢乘馬客，恍若驚�顧。腰斧上高山，意行無舊路。”詩中對蠻人的語音、服飾、生活習性和民族祭祀習俗等都有形象生動的描寫。把少數民族獨特的習俗作為樂府詩的主題，這是劉禹錫最突出的貢獻。
再次是劉禹錫以欣賞的心態和獨特的視角，描寫了巴蜀荊楚的婚戀習俗。劉禹錫筆下的女性，或樸實善良，真摯熱烈;或大膽率直，淳樸忠貞;或婉轉細膩，哀怨凄楚。其詩風格輕快清麗，自然而富有情韻，一掃六朝浮艷之習，讓人神馳難忘，留下甜美的'遐想。如《踏歌詞》其一：春江月出大堤平，堤上女郎連袂行。唱盡新詞歡不見，紅霞映樹鷓鴣聲。夜下的春江大堤，月色朦朧，年輕美麗的少女結伴而行，不時以動聽的情歌和優美的舞姿來展示自己的風采。她們踏地而歌，以傳情思;振袖而舞，以表愛意。但唱盡新詞，唱到“紅霞映樹”，也只唱來陣陣鷓鴣聲，卻也沒有唱來心目中的情郎。這種獨特率真的求愛方式，展現了荊楚少女追求自由和幸福愛情的鮮明個性。荊楚少女特別重義多情，渴望真愛。一旦找到自己喜歡的情郎，她們往往會毫不猶豫地敞開少女的心懷，在歌中盡訴情思;以女性的輕柔曼舞，來表達對情郎的向往之情。如：《踏歌詞》其三所寫：“新詞宛轉遞相傳，振袖傾鬟風露前。月落烏啼云雨散，游童陌上拾花鈿。”荊楚少女是以歌舞來表達愛意的，她們追求自由戀愛，只要彼此情投意合，心心相印，就是愛的婚床，就可相攜歡會，共度良宵。這就是荊楚少女獨特的求愛方式。
以歌舞求愛并非荊楚之地所獨有，巴山青年男女也有踏歌傳情求愛的習俗。如《竹枝詞二首》其一：楊柳青青江水平，聞郎江上唱歌聲。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晴卻有晴。春風楊柳，江水碧綠，歌聲悠揚，在這美麗宜人的景色中，少女的春心為歌聲所搖蕩，她們向往甜美的愛情，可男子卻用情不一，心思難以捉摸。詩歌以諧音雙關語，形象地表現了懷春少女的微妙心態，確實是一首清新優美的情詩。然而其價值不僅僅在于表現少女初戀的喜悅，也不是對情郎感情的疑慮，而是她們求愛的表達方式，即傳統的踏歌習俗。把別具風韻的巴山婚戀習俗保留了下來。
女性對愛情最執著，也最容易受到心靈的傷害。當青春消失、容顏不再，就會被薄情郎冷落或拋棄，給她們留下永久的傷痛。如《竹枝詞二首》其二：山桃紅花滿上頭，蜀江春水拍山流。花紅易衰似郎意，水流無限似儂愁。看到滿山的山桃紅花和奔流不息的蜀江春水，女子不禁觸景傷懷，愁思縈繞于心。女子的初戀，猶如奔騰的江水，一無反顧。而男子卻像紅花，紅艷一時，很快就凋謝了，給女子帶來無盡的愁思和憂傷。類似的詩歌還有如“憑寄狂夫書一紙，家住成都萬里橋。”(《竹枝詞二首》其四)“銜泥燕子爭歸舍，獨自狂夫不憶家。”(《浪淘沙九首》之四)“當時初入君懷袖，豈念寒爐有死灰。”(《秋扇詞》)等。這些樂府詩借景言情，隨物感興，反映出女子對愛情的寄望與癡情，對薄情郎變心負情的幽怨和懊恨。在樂府詩中，能以如此清新明快的筆調，表現民間的婚戀風情，而且道風俗而不俚，言情愛而不艷，確實為樂府開辟了一片清新雅致的新天地。正如瞿蛻園先生所說：“尤足見禹錫之留意地方風土，而能得六朝民謠之真諦，為唐代詩歌物開一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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