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禹錫詠史詩生成的內因

　　劉禹錫能創作出大量詠史詩并在中唐詩壇占有重要地位，是由于什么原因呢?

　　《四溟詩話》有云:“史詩勿輕作,或己事相觸,或時政相關,或獨出斷案。”“獨出斷案”說明詠史詩創作需要較高的修養,“時政相關”則不僅要求詩人熟悉歷史掌故,還要求詩人能夠具有將現實與歷史聯系起來,尋找現實與歷史之間深層聯系的能力。創作詠史詩除各種客觀因素的影響外,自身素質的高低決定著詩歌的優劣。自身素質主要包括學、識、才、情幾個方面。本文從以上幾個方面論述劉禹錫詠史詩形成的原因。

　　一、學

　　所謂“學”即指學問,它是人類在長期的生產勞動、斗爭中各種經驗的總結,是人類智慧的結晶。學問在詠史詩的創作中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深受儒家思想影響的古代知識分子寫詩是為了抒情言志,通過自己的諷誦達到使社會風俗清淳的目的。而志的產生也來源于長期的勤學鉆研,尤其是傳統的儒家學說對志的生成有著直接的影響。

　　劉禹錫出生于一個儒學世家,其在《子劉子自傳》中說:“世為儒而仕”、“家本儒素,業在藝文”。其父劉緒家教甚嚴,使他從小就系統地接受了儒家學說。劉禹錫自幼聰敏好學,很有教養,權德輿《送劉秀才登科后侍從赴東京覲省序》中曾回憶劉禹錫童年時代給他留下的印象是:“始予見其卯,已習《詩》、《書》,佩、恭敬詳雅,異乎其倫。”另外劉禹錫在《獻權舍人書》中說:“眾之指目,忝閣下門客,懼無以報稱,故厚自淬琢,靡遺分陰。”他爭分奪秒地閱讀各種書籍。直至晚年,劉禹錫仍然保持著好學不倦的精神,在《罷郡歸洛陽閑居》詩中稱:“聞說功名事,依前惜寸陰”;在《郡齋書懷寄河南白尹兼簡分司崔賓客》詩中感嘆自己“漫談圖書三十年,年年為郡老天涯。”淵博的知識儲備,不僅培養了劉禹錫詩歌創作高尚的審美理想,而且提升了審美要求,提高了審美能力。

　　劉禹錫還深受中唐時期啖助、趙匡、陸質所倡導的《春秋》學派不拘空名、從宜救亂的經世儒學的影響。儒家積極用世的思想在其內心深處扎根,在詩文中劉禹錫也多次提到“少年負志氣,信道不從時”,“今道未施于人,所蓄者志”。諷諫傳統和溫柔敦厚的詩教對詩人也有影響。這使劉禹錫具備了從屈原開始詠史詩的作者便具有的以天下興亡為己任的責任感,促使詩人拿起手中的筆以歷史為依據,進行詠史詩的創作。因此,在很大程度上詠史詩是詩人受儒家傳統思想影響的產物,它們反映出來的是詩人關心國計民生的強烈憂患意識。

　　二、識

　　所謂“識”指識見,主要是詩人觀察和認識客觀事物所具有的敏銳而奇異的眼力。在詠史詩創作中詩人有了這種眼力就可以對歷史現象做出深層次的分析和判斷,從中發現有價值的東西,進而截取它作為詩歌吟詠的對象。另外詠史詩所選取的歷史材料必須是真實的,這就要求詩人在選取歌詠對象時首先對歷史材料的真偽進行甑別。隨著時間的.推移歷史真偽很難辨認,而且不同的歷史學家在編纂歷史典籍時往往會站在自己階級的立場上,依據自己的道德尺度對歷史事實進行篡改,在這個時候詩人的識別能力顯得異乎尋常的重要。這方面能力的培養除自幼博覽群書打下的堅實基礎外,杜佑對劉禹錫有深遠的影響。

　　劉禹錫《徐州文宣王新廟碑》云:“禹錫昔年忝岐公門下生,四參公府”。“四參公府”指:(1)貞元十六年夏,杜佑加同平章事兼徐泗濠節度使,劉禹錫入杜佑幕,為徐泗濠節度使掌書記。(2)同年秋杜佑罷徐泗濠節度使,專任淮南節度使,劉禹錫改為揚州掌書記。(3)貞元二十一年,杜佑兼山陵使,以劉禹錫屬崇陵使判官。(4)杜佑兼度支、諸道鹽鐵轉運等使,劉禹錫判度支、鹽鐵等案。劉禹錫與杜佑關系密切,曾代杜佑撰寫大量的表、狀,現存二十九篇。杜佑著有歷史巨作《通典》一書,在劉禹錫四次為之效力的過程中,得到了他的賞識,有機會看到杜佑的《通典》,并在學術上得到他的指點。對劉禹錫唯物主義世界觀的形成起過一定的作用。

　　在哲學思想上,劉禹錫批判了天命神學世界觀,總結了先秦以來關于天人關系問題的長期爭論。其唯物主義和無神論思想,從內容、體系、戰斗性和科學性方面來看,不僅在唐代是最為突出的,而且在中國哲學史上也以其創造性的理論建樹而占有獨特的地位。《問大鈞賦》、《何卜賦》、《鑒藥》、《儆舟》等,富有哲學思想。《天論》在我國哲學史上有著重要的地位。他在文中提出了“天與人交相勝,還相用”的著名觀點。因此劉禹錫能用唯物的客觀的眼光來看待人事的變遷和社會的變化。劉禹錫所具有的這些哲學思想在詠史詩中也經常流露出來。如著名的《金陵懷古》:“興廢由人事,山川空地形。后庭花一曲,幽怨不堪聽。”從哲學家的視角指出,一個國家和朝代的興亡,主要依靠的是人事,山川地形的有利因素不足為恃。并以陳后主依仗長江天險而荒淫失國為依據,警醒讀者。

　　劉禹錫憑借豐富的歷史文化知識,唯物主義的眼光,不僅可以準確判斷史料的真偽,敏銳的感知歷史與現實的內在聯系,而且還使作品中充溢著一種雄豪之氣,使他的詠史詩體現出與他人截然不同的風格。

　　三、才

　　所謂“才”主要指是人的才分。包括詩人在立意、謀篇布局、語言的選擇幾個方面。劉禹錫聰穎早慧,勤奮好學,《劉氏集略說》云:“始余為兒童,居江湖間,喜與屬詞者游,謬以為可教,視長者所行止,必操觚從之。”而且皎然、靈澈等人對劉禹錫的詩歌寫作也有著一定的影響。皎然、靈澈是最早教導劉禹錫做詩的兩個和尚。劉禹錫《澈上人文集紀》云:“初,上人在吳興,居何山,與晝公為侶(自注:“皎然字晝,時以字形。”)時余方以兩髦執筆硯,陪其吟詠,皆曰:‘孺子可教。’”可見劉禹錫在幼年就得到了著名詩僧皎然、靈澈的賞識,并在做詩為文方面得到他們的指點。

　　皎然詩文俊秀,在當時享有很高的聲譽,劉禹錫在《澈上人文集紀》中說:“世之言詩僧多出江左,……獨吳興晝公能備眾體。”然而皎然最大的貢獻在于其探討詩歌創作法式、藝術技巧的著作《詩式》。《詩式》對劉禹錫詩歌理論有著直接的影響,從其意境論即可窺見一斑。劉禹錫在《董氏武陵集紀》中說:“詩者,其文章之蘊耶!義得而言喪,故微而難能;境生于象外,故精而寡合。”這與皎然《詩式》中的“采奇于象外”、“情在詞外”、“旨冥句中”等觀點有相似之處,很難說不是受他的影響而來的,而且這些理論在劉禹錫詠史作品中得到了廣泛的應用。

　　有了這些基礎,劉禹錫的詠史詩在立意方面跳出了抒一己之情懷范圍的束縛,明顯超越了前代詩人。在他之前的詩人大多將詠史詩作為自己述志泄憤的工具,更多的是表達對現實社會的不滿和懷才不遇的憤懣。而劉禹錫不僅將其作為見志之具,更多的時候是表達對現實的隱憂,是將其作為總結歷史經驗教訓的特殊工具來應用的,其《金陵懷古》、《臺城懷古》、《西塞山懷古》等即是明證。

　　謀篇布局上更可看出劉禹錫獨具匠心之處,他的詠史懷古之作多七言絕句,把歷史興亡的感慨寄寓在短短的二十八字之內,如果沒有一定的構造能力很難會有什么名篇問世。而劉禹錫的這些作品可以說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其《金陵五題》甚至成為后人評論的典范,為眾多評論家所青睞。

　　語言選擇方面正如上文所述,劉禹錫很注重詩歌語言的選擇,他的意境論強調“境生于象外,故精而寡合。”其所作的詠史詩大部分來說可謂字字珠璣,且含無盡的情思于字外,與他的詩歌理論完全一致。如其被人津津樂道的《石頭城》,在二十八字中通過對景物客觀冷靜的描寫將石頭城的荒涼展露無遺,流露出對歷史無情變遷的無限感慨。

　　四、情

　　所謂“情”指性情,詩主性情,情是詩歌的靈魂,它決定著詩歌藝術水平的高低,也是決定詠史詩藝術生命的重要因素之一。漢儒有言“情動于中而形于言。”情是詩歌產生的前提,詩歌是個人情志的外泄。劉勰說過:“情者文之經,辭者理之緯”、“昔詩人之篇什,為情而造文”。劉禹錫同時代的白居易也主張“根情、苗言、華聲、實義”,視情為詩歌之根本。因此情也是詠史詩創作的根本,情的產生推動著詠史詩創作的進行。

　　在詠史詩創作的過程中,詩人首先在現實生活中對各種事物產生或喜或怒或愛或憎的情感,當這種情感積累到一定的程度時,就會噴薄而出發為詩歌。然而現實生活中由于種種原因(劉禹錫是因為政治方面的限制),有些情感不宜直接抒發,于是詩人從歷史時空中選擇與所要表達的情感有內在聯系的史料,借古代的事件、人物作為自己抒發情感的手段。在選擇、組織這些材料的時候,詩人的情感同樣起著支配的作用。在情的指導下借助自己喜好的或者憎惡的史料將主旨完美的表達出來。即使在付諸筆端的瞬間,情也在起著一定的作用,在情的激蕩之下詩人的情緒亢奮,詩情高揚,詩歌一氣呵成且文句優美,感情充沛。另外,情也是衡量詩歌作品優劣的重要尺度。詩歌強調情感的真實,無病呻吟的作品往往為人所不齒。

　　劉禹錫積極參與政治革新卻無罪遭貶,心中自然會有無限的憂憤。貶謫之初,他所具有的情乃是無辜遭貶后的憤懣,志同道合之人遇害后的激憤,盼望重新啟用的急切,因而選用了蘇令綽、漢壽城、淳于髡、庾信等等一些史料,用語峻切,感情深沉。貶謫后期,詩人更多關注的是國家的情勢,因而西塞山、金陵、臺城等一些史料進入了詩人的視野,寓無限憂思于懷古之中。正是由于詩人用情真切,選材精當,才留下了一大批詠史佳作。

　　總之,劉禹錫在“學、識、才、情”四個方面才能的有機融合,與外部政治環境、地理環境的刺激,共同造就了其在詠史詩發展歷程中的卓越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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