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禹錫《竹枝詞》內容的藝術特色

　　劉禹錫在文人詩和民歌中間殺出一條血路，創作出具有獨特藝術風格的《竹枝詞》。

　　可以這樣說，中唐詩歌是唐詩發展中繼盛唐之后的又一個高峰期。這一時期的詩人名家輩出：韓愈、孟郊一派通過奇思幻想，用僻字造奇韻，打造出一種宏偉奇崛的風格;而白居易、元稹詩派卻是以深入淺出，通俗易懂的詩風迎得世人的交口稱贊;李賀獨辟蹊徑，新穎詭異、精辟含蓄是他的詩句帶給我們的印象。面對上述三大詩派，劉禹錫沒有盲目趨同，他從不為世人所恥的民歌中汲取營養，憑借其自身深厚的藝術修養和勤奮的藝術實踐，在文人詩和民歌中間殺出一條血路，始終保持自己獨立的藝術品格，最終成為與韓孟派、元白派、李賀派相抗衡的一支異軍。

　　如果說夔州三年是劉禹錫民歌體樂府詩的收獲期的話，那么朗州、連州的歲月則是他重要的奠基期。朗州位于沅湘之濱，民歌相當盛行，歷經千年未見衰弱，雖然當地竹枝“詞語塵下，音韻鄙俚”，但其內容清新，格調激揚，旋律輕快，這一切吸引了正處于探求中詩人的目光。在博采眾收的基礎上，他開始嘗試民歌體樂府詩的創作。寫于這時期的《采菱行》初步顯示了作者學習民歌的成效，他在《采菱行》的序中寫道：

　　“武陵素嗜芰菱。歲秋矣，有女郎盛游于白馬湖，薄言采之，歸以御客。古有采菱曲，罕傳其詞，故賦之以佾采詩者。”劉禹錫寫的《竹枝詞》共兩組。一組是九首，另一組為二首，合起來正好十一首，篇篇都是佳作。

　　《竹枝詞》的內容特色在于它鮮明的地域性和民俗性。劉禹錫是幸運的，他以其敏銳的思辨能力，致力于描寫巴蜀下層人民的勞動場景、巴蜀風情與民俗，不僅形式上具有創新意義，而且在取材也有新穎獨到之處，從而使詩歌在反映社會現實和表現生活水平的廣度與深度上有所突破。也許我們能夠這樣說，從陶淵明之后，唯有他能將下層勞動人民平凡的春種秋收作為樂于駕馭的題材。讀著他的《竹枝詞》，恍如自己已身臨巴蜀山水之間。在此，詩人尤其擅長對生活中的某個場面進行描寫，從而將一幅幅西南少數民族人民勞動的畫面展示出來。如《竹枝詞九首》之九：

　　山上層層桃李花，云間煙火是人家。

　　銀釧金釵來負水，長刀短笠去燒畬。

　　這里，詩人以“銀釧金釵”來代婦女，“長刀短笠”來代勞作中的男子，生動形象，也反映了當地的人情、服飾等特征，從而賦予全詩鮮明的地方色彩和濃烈的異鄉情調。其中的“燒畬”場面尤其值得我們去仔細回味，劉禹錫在另一首叫《畬田行》的詩中具體細致地描繪了巴蜀人民的這種刀耕火種的生產情景。

　　何處好畬田，團團縵山腹。

　　鉆龜得雨卦，上山燒臥木。

　　驚麏走且顧，群雉聲咿喔。

　　紅焰遠成霞，輕煤飛入郭。

　　風引上高岑，獵獵度青林。

　　青林望靡靡，赤光低復起。

　　照潭出老蛟，爆竹驚山鬼。

　　夜色不見山，孤明星漢間。

　　如星復如月，俱逐曉風滅。

　　本從敲石光，遂至烘天熱。

　　下種暖灰中，乘陽拆牙孽。

　　蒼蒼一雨后，苕穎如云發。

　　巴人拱手吟，耕耨不關心。

　　由來得地勢，徑寸有余金。

　　紅艷成霞、鬼驚蛟駭、火光明滅、如星如月。多壯觀的一幅燒山開荒勞動場景。劉禹錫只用區區二十幾個字，便將當時巴蜀人民的生產情況在詩中完整地體現出來了。身為夔州刺史，他能主動深入山區，了解當地人們的生產和生活，使自己的詩歌創作取得一定的成就，正應了“生活是創作的唯一源泉”這句話。又如《竹枝詞九首》之一：

　　白帝城頭春草生，白鹽山下蜀江清。

　　南人上來歌一曲，北人陌上動鄉情。

　　“白帝城”在夔州城東，“公孫述據蜀自稱白帝，曰白帝城。”《正德夔州府志》“白鹽山”則在夔州城東，由于“色若白鹽”故而得其美名。作者把當地的古跡、名勝順手拈來放在自己詩中，具有鮮明的地方色彩。

　　其次，《竹枝詞》十一首中，作者在很多方面都將他的筆伸向下層人民細膩的情感世界，他或者從正面描寫或者從側面襯托，把他們的喜怒哀樂表達出來。愛情是亙古不變的話題，將男女間的愛情作為題材寫入詩中加以描寫的歷史可以追溯到《詩經》，“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便是佐證。但像劉禹錫那樣能夠沖破正統的儒家詩教觀念束縛，把筆大膽伸向戀情領域，并情不自禁地在詩中對愛情加以謳歌，細膩而又婉轉傳達出男女雙方在戀愛過程中所經歷的歡樂，痛苦以及種種“欲說還休”的微妙心理的人實在是少之又少。他對傳統愛情的主題進行了深化。如《竹枝詞九首》之四：

　　楊柳青青江水平，聞郎江上唱歌聲。

　　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晴卻有晴。

　　這里刻畫了一個初戀女郎在江邊聽到請人唱歌時那種乍喜還疑的復雜心情和聰明可愛的性格，劉禹錫抓住眼前“東邊日出西邊雨”的景物，融入詩中女主人公的思想情感，用天氣的“晴”與“不晴”來諧對方的“有情”和“無情”，兩種本不相干的事物作者此，巧妙地將它們統一起來，使之成為有機融合的一個藝術整體。整首詩清新、向上、自然、健康、活潑，充滿著生活情趣。詩人在刻畫熱戀中的女主人公的形象時，采取一種似露非露，欲吞還吐的抒情方式，表現她們欲喜還憂的特定心理。

　　值得注意的是，劉禹錫在某些吟詠風情的詩中，也將自己的身世之感寄寓其中。在這些詩中，描寫的景物所觸發出來的情感，筆者認為是詩人自己的情感。如《竹枝詞九首》之六、七：

　　城西門前滟滪堆，年年波浪不能摧。

　　懊惱人心不如石，少時東去復西來。

　　瞿塘嘈嘈十二灘，人言道路古來難。

　　長恨人心不如水，等閑平地起波瀾。

　　這首詩中，作者有借失意女子的口吻來澆己心中塊壘之嫌，劉禹錫由滟滪堆的堅不可摧想人心的見異思遷、喜怒無常之態。我們可以把它理解為一個因為愛情失意而由愛生恨的怨婦的內心獨白，也可看作是詩人自己由于政治上受打擊，遠大的政治抱負難以實現所發出來的人生憤慨。

　　劉禹錫的《竹枝詞》在當時受人喜歡，晚唐詩人溫庭筠是這樣來形容劉詩的流傳之廣的：“京口貴公子，襄陽諸女兒，折花兼踏月，多唱柳郎詞。”(溫庭筠《秘書劉尚節挽歌詞》)京口和襄陽都非劉禹錫為官之地，可見，他的詩是多么受人喜歡。群眾是最好的評論家，他們對劉禹錫詩歌的熱愛就是劉禹錫努力向民歌學習的最好獎賞。確實，當時文學唯有和民間詩歌血肉相連地密切結合在一起，才能夠掌握語言的藝術。這也算得上是劉禹錫在《竹枝詞》創作中提供給我們的經驗和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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