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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永對詞體制、藝術的貢獻

時間:2020-11-19 19:29:27 柳永 我要投稿

柳永對詞體制、藝術的貢獻

  柳永不僅從音樂體制上改變和發展了詞的聲腔體式,而且從創作方向上改變了詞的審美內涵和審美趣味,即變“雅”為“俗”,著意運用通俗化的語言表現世俗化的市民生活情調。下面是柳永對詞的貢獻評論,供大家參考!

柳永對詞體制、藝術的貢獻

  柳永對詞體制、藝術的貢獻

  1、大量制作長調慢詞.

  柳永大力創作慢詞,從根本上改變了唐五代以來詞壇上小令一統天下的格局,使慢詞與小令兩種體式平分秋色,齊頭并進.慢詞篇幅體制的擴大,相應地擴充了詞的內容涵量,也提高了詞的表現能力.

  詞至柳永,體制始備.形式體制的完備,為宋詞的發展和后繼者在內容上的開拓提供了前提條件.

  2、增加了詞中“賦”的比重,大量鋪敘

  柳永多用賦體,開拓了詞的內容.柳永多用“賦”體,進行鋪敘,開拓了詞的內容.這樣使詞具有了一定的情節性和邏輯性,能表現很豐富、復雜的內容.如《望海潮》、《雨霖鈴》.

  3、確立了詞的體段配置模式.

  他善于巧妙利用時空的轉換來敘事、布景、言情,而自創出獨特的結構方式.詞的一般結構方式,是由過去和現在或加上將來的二重或三重時空構成的單線結構;柳永則擴展為從現在回想過去而念及現在,又設想將來再回到現在,即體現為回環往復式的多重時間結構. 如《雨霖鈴》、《八聲甘州》都是如此.

  4、俗中有雅,以市井語入詞,雅俗并陳.

  柳永不僅從音樂體制上改變和發展了詞的聲腔體式,而且從創作方向上改變了詞的審美內涵和審美趣味,即變“雅”為“俗”,著意運用通俗化的語言表現世俗化的市民生活情調.

  在慢詞體制的發展過程中影響最大的詞人便是柳永.而且,柳永還發展了詞的俚俗性特征,使之符合市民階層的審美口味,開創了“俚俗詞派”.柳永是宋詞發展轉變過程中的關鍵性人物.正是因為柳永的出現,才使宋詞的創作走向更為廣闊的道路.他的創作為宋詞的發展展示出燦爛的前景.

  慢詞在詞的發展史上是新事物,柳永詞的特點,也集中體現在這個“新”字之上.“新”,是“新聲”、“新腔”,是新的藝術,新的形式.歷代對這一“新”字,有許多記載和精辟的分析、評價.《苕溪漁隱叢話》卷一引《后山詩話》說:“柳三變游東都南北二巷,作新樂府,骫骨皮從俗,天下詠之.”李清照在她的《詞論》中說:“逮至本朝,禮樂文武大備,又函養百余年,始有柳屯田永者,變舊聲,作新聲,出《樂章集》,大得聲稱于世.”清劉體仁《七頌堂詞繹》說:“柳七最尖穎,時有俳狎.”清宋翔鳳在《樂府余論》中說:“慢詞蓋起宋仁宗朝,中原息兵,汴京繁庶,歌臺舞席,競賭新聲.耆卿失意無俚,流連坊曲,遂盡收俚俗語言編入詞中,以便伎人傳習,一時動聽,散播四方.其后東坡、少游、山谷輩相繼有作,慢詞遂盛.”慢詞“起仁宗朝”之說有誤,但對柳永詞的評價大體是得當的.

  具體地說,柳永詞的“新”主要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即:形式上有新的創造;內容上有新的開拓;藝術上有新的進展;語言上有新的變化.

  1、形式上有新的創造

  2、內容上有新的開拓

  3.藝術上有新的進展

  4、語言上有新的變化

  對柳永詞的`俚俗、直率、大膽,時人幾乎持一致的非議態度,因為這與詞壇整體“趨雅”的審美傾向完全相違背,與時人的審美期待心理相矛盾.同時代的文壇領袖晏殊的態度十分鮮明.其后,蘇軾特意將柳永標舉出來,立為反面靶子,努力追求一種不同于柳永的審美風格.

  然而,正是這種“俚俗”、“塵下”和“鄙語”,才賦予柳永詞以嶄新的時代特征;也正是這種“俚俗”,才使得他的詞在下層人民中間廣泛流傳,并且受到普遍的歡迎.正如宋翔鳳《樂府余論》所說:“柳詞曲折委婉,而中具渾淪之氣.雖俚語,而高處足冠群流,倚聲家當尸而祝之.”兩宋時期,盡管文人階層對柳永俚俗詞加以貶斥,而平民百姓卻做出了自己的選擇.事實上,文人階層口頭上雖然不斷對柳詞加以指責,創作實踐中卻或多或少都要接受其影響.在以后討論各家創作時就會常常接觸到這一話題.

  當然,柳詞并非全用俚俗的口語入詞,根據內容的需要,他還善于提煉書面語言,善于融化前人的詩句入詞,使他詞的語言具有很高的文學性.

  柳永在詞史上的影響是巨大而又深遠的.柳永詞由于三點原因而受到當時社會各階層普遍的喜愛:其一,語言俚俗淺近,易于被接受.《碧雞漫志》卷二稱柳詞“淺近卑俗,自成一體,不知書者尤好之.”《后山詩話》稱柳詞“作新樂府,骫骨皮 從俗,天下詠之.遂傳禁中,仁宗頗好其詞,每對酒,必使侍妓歌之再三.”徐度在《卻掃篇》中說:“故流俗人尤喜道之.”宋翔鳳《樂府余論》說:“耆卿失意無俚,流連坊曲,遂盡收俚俗語言,編入詞中,以便伎人傳習,一時動聽,散播四方.”柳永詞首先被民間下層以及邊疆漢文化修養層次較低的少數民族所喜聞樂見是不容置疑的,《避暑錄話》卷下稱:“凡有井水飲處,皆能歌柳詞”,就說明了其受歡迎的普遍程度.胡寅在《酒邊詞序》中也說:柳詞“好之者以為無以復加.”即使是具有較高文化修養的文人士大夫和社會上層,雖然口頭上和理智上表示反對,現實中也掩飾不住對柳詞的喜愛.

  仁宗在人前人后的兩套作為,以及晏殊、蘇軾等事實上是熟讀了柳詞卻加以貶斥的事實,充分說明了這一點.其二,大量創制新調,符合了人們的審美需求.李清照《詞論》說:柳永“變舊聲作新聲,大得聲稱于世.”在藝術欣賞方面,人們的審美心理永遠是“喜新厭舊”的.最動聽迷人、流行一時的樂曲也要逐漸被新興的音樂所替代,柳永“新聲”的出現,正好給人們帶來全新的藝術享受.其三,“艷冶”的話題,迎合了人們的性心理.《藝苑雌黃》說:“柳之《樂章》,人多稱之.然大概非羈旅窮愁之詞,則閨門淫媟之語.”張端義《貴耳集》說:“蓋詞本管弦冶蕩之音,而永所作旖旎近情,故使人易入.雖頗以俗為病,然好之者終不絕也.”男女性愛是出自人的自然本性的,因此也成為文學的永恒主題,這類題材的作品便受到了無論哪個階層、哪個時代的讀者的普遍歡迎.尤其是宋代都市經濟繁榮之后,出現了一個古代的“市民階層”,他們由中下層官員及家屬與仆人、衙門吏卒、商人、手工業者、藝人、城市貧民等等組成,他們在工作閑暇、茶余飯后需要精神調劑,需要娛樂享受,而這個階層平日最大最多的娛樂方式就是赤裸裸地談論“性”話題.柳永詞因此深得他們的喜愛,趨之若鶩.

  德國著名音樂家舒曼曾經說過這么一句話:“要尊重前人的遺產,也要一片真誠地對待新事物.”柳永正是這樣做的.他全面繼承了我國古代詩歌的藝術傳統并直接繼承唐、五代詞的創作經驗,其中,他接受“花間”詞人,特別是接受韋莊和李煜的影響更為明顯.賀裳在《皺水軒詞筌》中說:“小詞以含蓄為佳,亦有作決絕語而妙者,如韋莊‘陌上誰家年少足風流,妾擬將身嫁與,一生休,縱被無情棄,不能羞’之類是也.牛嶠‘須作一生拚,盡君今日歡’抑亦其次.柳耆卿‘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亦即韋意,而氣加婉矣.”這里所說,雖然是指柳永的小令,但其率直真切,以抒情見長的特點卻是貫穿于柳詞整個創作之中的.

  然而,更值得注意的卻是柳永能一片真誠地對待新事物.柳永長期生活于歌伎舞女之間,他一面繼承敦煌曲子詞的傳統,一面從民間的“新聲”中汲取豐富營養,從而在形式、內容、手法以及語言上有了新的突破和新的創造,并由此而獲得很高聲譽.柳永在詞史上的地位也集中體現在這兩個方面:慢詞形式的大量創制和運用,從而使其成熟并得到推廣,成為兩宋詞壇的主要創作形式;民間文學與語言的汲取,以及俚俗詞派的創立.在詞史上,作品在當時能有如此巨大的影響,除柳永以外,恐怕很難找到第二個了.而且,柳永詞不僅在國內廣泛流傳,當時就傳播到西夏、高麗,在國際上也有一定影響.

  柳永以畢生精力從事詞的創作,在詞的創作上,他是個全才.他既有創意之才,又有創調之才,在創意與創調兩方面都充分表現出他的創新精神.后代詞人幾乎沒有不在這兩方面接受他的影響的.很明顯,如果沒有柳永的出現,詞的創作還很難擺脫小令的影響.正是因為柳永大量填寫慢詞并取得很大成功,“東坡、少游輩繼起,慢詞遂盛”(宋翔鳳《樂府余論》).這說明,象蘇軾這樣的大詞人和秦觀這樣的“婉約之宗”,也都是在柳永的影響下大量從事慢詞寫作的.周邦彥受柳永的影響更為明顯.《柯亭詞論》說:“周詞淵源,全自柳出,其寫情用賦筆,純是屯田法.”不過,在接受柳永的影響方面,各有不同,有的在創意方面接受的多些,有的在創調方面接受的多些.而在創意、創調兩個方面同時接受柳永影響的詞人就很少了.蘇軾開創了豪放詞的創作,把詞推向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但他在創調方面卻沒有象柳永那樣做出大的貢獻.又如周邦彥,他在詞調、詞律的規范化方面做出了很大貢獻,但在創意方面的進展卻微乎其微.可見,在中國詞史上能夠象柳永那樣在創意與創調兩個方面同時作出貢獻的詞人,在北宋以后的詞壇上幾乎是絕無僅有的了.王灼承認柳永詞“序事閑暇,有首有尾,亦間出佳語,又能擇聲律諧美者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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