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隱的生平資料

　　李商隱是晚唐著名詩人，和杜牧合稱“小李杜”，與溫庭筠合稱為“溫李”。下面是小編推薦給大家的李商隱的生平資料，希望大家有所收獲。

　　李商隱的生平資料

　　早年生活

　　唐元和十一年（816年），李商隱三歲左右，隨李嗣赴浙。不到十歲，李嗣去世。李商隱只得隨母還鄉，過著艱苦清貧的生活。在家中李商隱是長子，因此也就同時背負上了撐持門戶的責任。李商隱在文章中提到自己在少年時期曾“傭書販舂”，即為別人抄書掙錢，貼補家用。李商隱“五歲誦經書，七歲弄筆硯”，回鄉后曾從一位精通五經和小學的堂叔受經習文，至十六歲，便因擅長古文而得名。此外，寫得一手秀麗的工楷與一手好文章。

　　唐大和三年（829年），移家洛陽，結識白居易、令狐楚等前輩。令狐楚欣賞李商隱的文才，對其十分器重，讓李商隱與其子令狐绹等交游 ，親自授以今體（駢儷）章奏之學，并“歲給資裝，令隨計上都”。后又聘其入幕為巡官，曾先后隨往鄆州、太原等地。在這幾年中，李商隱一面積極應試，一面努力學文，在科舉上雖一再失敗，但在寫作上則完成了由散向駢的轉變，此后他很少再寫散文。

　　唐大和七年（833年），令狐楚調任京職，李商隱離太原返鄉，此后，李商隱曾在王屋山學道二、三年，這對其思想與創作產生一定影響。

　　開成二年（837年），經過長期刻苦學習并由于令狐绹的延譽，李商隱得中進士。

　　應舉之路

　　文宗開成二年（837年），李商隱考取了進士資格。在此之前，他已經失敗過多次。李商隱初次應舉的年份難以考證，有人相信甚至在10年之前——即文宗太和二年（828年）——李商隱就開始了他漫長而艱苦的應舉之路。與大多數缺乏權勢背景的考生一樣，李商隱并不指望一舉成功。他流傳下來的詩文中沒有提及當時的情形，這多少說明他對于初試的失敗不是非常在意。然而，隨著失敗次數的增多，他漸漸開始不滿。在《送從翁從東川弘農尚書幕》詩中，他將沒有錄取他的考官（太和七年）比喻成阻撓他成功的小人：“鸞皇期一舉，燕雀不相饒。”

　　應舉的失敗不會讓李商隱反省自己學識不足。早在太和四年，曾經與他一起游學的令狐绹就考中進士。這顯然不是因為令狐绹的學識才華比李商隱優秀，而是由于他父親令狐楚的影響力。高官們互相提攜，大量錄取上流社會關系網中的考生，在唐代科舉中是很普遍的現象。許多缺乏靠山的考生都會在考試之前就去刻意結交關系，或者想出種種辦法引起考官及上流人員的注意。據李商隱自述，他在這方面是比較低調的（《與陶進士書》），但如果說他不曾對令狐楚寄予希望，可能性也不大。從李商隱在開成元年寫給令狐绹的一封信中“爾來足下仕益達，仆固不動”之類的話，可以看出他的情緒已經相當煩躁了。而他于開成二年的中舉，也正是令狐父子對當值考官施加影響的結果。

　　仕宦生涯

　　開成三年（838年）春，應博學宏辭試不取，在參與料理令狐楚的喪事后不久，李商隱應涇原節度使王茂元的聘請，去涇州（治今甘肅涇川縣北）作了王的幕僚。王茂元對李商隱的才華非常欣賞，并將女兒嫁給了他。 從李商隱后來的經歷中可以看出，這樁婚姻將其拖入了牛李黨爭的政治漩渦中。李商隱的尷尬處境在于：王茂元與李德裕交好，被視為“李黨”的成員；而令狐楚父子屬于“牛黨”。因此，李商隱的行為就被很輕易地被解讀為對剛剛去世的老師和恩主的背叛，并且很快就為此付出了代價。在唐代，取得進士資格一般并不會立即授予官職，還需要再通過由吏部舉辦的考試。

　　開成三年（838年）春，李商隱參加授官考試，結果在復審中被除名。這件事對李商隱最直接的影響是使得他獲得朝廷正式官職的時間推遲了一年。

　　開成四年（839年），李商隱再次參加授官考試，順利通過，得到了秘書省校書郎的職位，不久，被調任弘農（今河南靈寶）縣尉。雖然縣尉與校書郎的品級差不多，但遠離勢力的中心，顯然會使以后發展受到影響。李商隱在弘農任職期間很不順利，因為替死囚減刑（“活獄”）而受到上司陜虢觀察使孫簡的責難，因而李商隱感到非常屈辱，難以忍受，最終以請長假的方式辭職（《任弘農尉獻州刺史乞假歸京》）。湊巧的是，在此前后孫簡正好被調走，接任的姚合設法緩和了緊張的局面，在他的勸慰下，李商隱勉強留了下來。但他此刻顯然已經沒有心情繼續工作，不久（開成五年，840年）就再次辭職并得到獲準。

　　閑居時期

　　辭去了弘農縣尉，武宗會昌二年(842年)，李商隱以書判拔萃復入秘書省為正字，旋丁母憂居家。李商隱必須離職回家守孝三年。這意味著年屆而立的李商隱不得不放棄躋身勢力階層的最好的機會。這次變故對李商隱政治生涯的打擊是致命的。李商隱閑居在家的三年（會昌二年末至會昌四年末），是李德裕執政最輝煌的時期。錯過了這個時期，隨著不久之后武宗的去世，李德裕政治集團驟然失勢，李商隱已經難以找到政治上的知音。

　　會昌三年（843年），李商隱的岳父王茂元在代表政府討伐劉稹叛亂時病故武宗朝。王茂元生前沒有利用自己的影響力幫助李商隱的升遷，但他的去世無疑使李商隱的處境更加困難。

　　會昌四年（844年）暮春，自關中移家永樂。五年冬(845年)，服闋入京，仍為秘省正字。這一次，他的職位（“正字”）品階比之前的（“校書郎”）還低。即便如此，李商隱畢竟又有了一個新的發展起點。在唐代，大家普遍認為在京城里的任職會比外派的官員有更多的機會升遷，而李商隱所在的秘書省，又比較容易受到高層的關注。對李商隱而言，另一個好消息是，宰相李德裕獲得了武宗充分的信任，這位精干的政治家幾乎被授予全權處理朝政。李商隱積極支持李德裕的政治主張，他躊躇滿志，有理由期待受到重用的機會。

　　李商隱在閑居的幾年里處理了一些家庭的事務，其中最主要的一項工作，就是將一些親屬的墓葬遷回了家鄉的家族墓園。這種維護家族榮譽的努力多少使他獲得心理上的滿足。從現存的部分詩文中可以看出，李商隱盡量調整自己的心態，淡化對政治生涯的興趣和期待。他有時從事農耕，聲稱自己“渴然有農夫望歲之志”，模仿陶淵明的風格寫作田園詩歌。不過，紛亂的時局始終吸引著李商隱的注意力。他有非常鮮明的政治傾向，幾乎無法隱藏。

　　幕府游歷

　　會昌五年（845年）十月，李商隱結束了守孝，重新回到秘書省。此時，武宗與宰相李德裕富有效率的合作關系已經到了晚期。次年三月，武宗去世，傳言他是由于長期服用道士進獻的長生藥而中毒身亡。經過一系列的宮廷斗爭，宣宗李忱即位，并反對武宗的大部分政策，尤其厭惡李德裕。因此，幾乎整個會昌六年（846年），都持續新一輪政治清洗，曾經權傾一時的宰相李德裕及其支持者迅速被排擠出勢力中心。在宣宗本人的支持下，以白敏中為首的牛黨新勢力逐漸占據了政府中的重要位置。

　　會昌六年（846年），李商隱在秘書省任正字。三十五歲的李商隱終于有了兒子（李袞師），他的弟弟李羲叟也在這一年中了進士，這兩個好消息大概只能讓他興奮一時。由于支持李德裕的政治綱領以及之前就被令狐绹等人視為背叛，他不大可能分享牛黨的勝利。此時李商隱的職位幾乎低得不值得在勢力斗爭中被排擠，但仍然李商隱仍為仕途不得志而郁郁寡歡。

　　大中元年（847年），桂管觀察使鄭亞邀請李商隱往赴桂林任職時，五月，李商隱同鄭亞來到距京城大約5000里以外的南方。鄭亞的這次南遷，是牛黨清洗計劃的一部分。李商隱愿意主動跟從一位被貶斥的官員，表明他同情李德裕一黨。另一方面，也顯示對自己的升遷不再抱有信心了。在桂林不到一年，鄭亞就再次被貶官為循州刺史，李商隱也隨之失去了工作。

　　大中二年秋（848年），李商隱回到長安。 據說，他在潦倒之際，寫信給故友令狐绹（他已經進入勢力的核心）請求幫助，但遭到拒絕，結果只能通過自己考試得到一個盩厔縣尉的小職位。具有諷刺意味的是：10年之前，他正好也是一個相當的職位（弘農縣尉）。李商隱擔任盩厔尉時間不長，又被調回京城。此時，與大中元年他在秘書省的情形非常相似：低微的官職，渺茫的前途，落寞之余，期盼著出現變化。

　　大中三年九月（849年），李商隱得到武寧軍節度使盧弘正的邀請，前往徐州任職。盧弘正是一位有能力的官員，對李商隱也非常欣賞。如果他的仕途順利，李商隱可能還有最后一次機會。然而不巧的是，李商隱追隨盧弘正僅僅一年多后，后者就于大中五年春天病故。這樣，李商隱不得不再一次另謀生路。

　　夕陽晚景

　　大中五年（851年），李商隱的妻子王氏在春夏間病逝。從李商隱的詩文上看，他和王氏的感情非常好。這位出身于富貴家庭的女性，多年來一直盡心照料家庭，支持丈夫。由于李商隱多年在外游歷，夫妻在很長的一段時間里聚少離多，李商隱對于妻子是有一份歉疚的心意；而李商隱仕途上的坎坷，無疑增強了這份歉疚的感情。

　　大中五年（851年）年秋天，被任命為西川節度使的柳仲郢向李商隱發出了邀請，希望他能隨自己去西南邊境的四川任職。李商隱接受了參軍的職位，在簡單地安排了家里的事情之后，李商隱于十一月入川赴職。在四川的梓州幕府生活的四年間，大部分時間李商隱都郁郁寡歡。他曾一度對佛教發生了很大的興趣，與當地的僧人交往，并捐錢刊印佛經，甚至想過出家為僧。梓幕生活是李商隱宦游生涯中最平淡穩定的時期，李商隱已經再也無心無力去追求仕途的成功。

　　大中九年（855年），柳仲郢被調回京城任職。出于照顧，他給李商隱安排了一個鹽鐵推官的職位，雖然品階低，待遇卻比較豐厚。李商隱在這個職位上工作了兩到三年，罷職后回到家鄉閑居。

　　李商隱因處于牛李黨爭的夾縫之中，一生很不得志，抑郁寡歡，唐宣宗大中末年（約858年），李商隱在鄭州病故。

　　李商隱的文學成就：

　　李商隱的詩歌流傳下來的約600首，其中以直接方式觸及時政題材的占了相當比重。李商隱的詠史詩有很高的成就。它們絕不是“發思古之幽情”的無病呻吟，也不同于前人那些托古以述懷的詩篇，而是著眼于借鑒歷史的經驗教訓來指陳政事、譏評時世加以補充發揮，使詠史成為政治詩的一種特殊形式。無題詩是李商隱獨具一格的創造。它們大多以男女愛情相思為題材，意境要眇，情思宛轉，辭藻精麗，聲調和美且能疏密相間，讀來令人回腸蕩氣。幼年的環境和所受的教育使李商隱的世界觀基本上屬于儒家體系，其人生態度是積極入世、渴望有所作為的。同時，他頗能獨立思考，很早便對“學道必求古，為文必有師法”的說教不以為然，甚至萌生出“孔氏于道德仁義外有何物”這樣大膽的想法。在詩歌創作上，他起初醉心于李賀奇崛幽峭的風格和南朝輕倩流麗的詩體，曾仿照它們寫了許多歌唱愛情的詩篇，如《燕臺》、《河陽》、《河內》等。待屢次下第和被人譖毀的遭際向他顯示了人生道路的崎嶇不平，他的詩便開始表現出憤懣不平之氣和對社會的某些批判。大和末，甘露之變以血淋淋的現實打開他的眼界，使他在思想上和創作上都大進一步。這時他寫的《有感二首》、《重有感》等詩，批判腐朽政治已相當深刻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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