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隱學杜探微

　　杜甫是我國唐代著名的現實主義詩人，被后人尊為“詩圣”，其詩被譽為“詩史”。

　　義山學杜，頗為后人所津津樂道，認為義山不僅得杜詩之精髓，且能自創一派，詩作學杜卻又自成體系，自有特點。清人金武祥(1841―1924)在其《粟香隨筆》中贊李商隱學杜：“李義山極不似杜，而善學杜者無過義山”，對其進行了高度的評價。

　　一、義山詩歌內容上的學杜

　　(一)關注現實的詠史之作

　　我國詠史詩可追溯到秦漢時期，到了唐代，詠史詩的創作達到了一個高峰，不管是在數量上還是質量上都說明了這一時期詠史詩創作的繁榮與成熟。

　　杜甫有“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宏偉抱負和社會理想，其詩具有豐富的社會內容、強烈的時代色彩和鮮明的政治傾向，真實深刻地反映了安史之亂前后一個歷史時代的政治時事和廣闊的社會生活畫面，具有很強的社會意義，是關注現實的史詩般的闡釋。李商隱的詠史詩繼承了杜甫借詠史而針砭時弊的傳統，清人朱鶴齡在其《李義山詩集箋注》卷首朱鶴齡《序》中說：“《漢宮》、《瑤池》、《華清》、《馬嵬》諸作，無非諷方士為不經，警色荒之覆國。此其指事懷忠，郁紆激切，直可與曲江老人相視而笑，斷不得以放利偷合，詭薄無行嗤摘之也。”但是和杜甫的詠史詩不同的是，義山詠史詩比杜甫詠史詩更為直接、激烈。以杜甫的七言古詩《麗人行》和義山的七律《馬嵬》為例。

　　杜甫的《麗人行》：“三月三日天氣新，長安水邊多麗人。態濃意遠淑且真，肌理細膩骨肉勻。繡羅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銀麒麟。頭上何所有?翠微葉垂鬢唇。背后何所見?珠壓腰�穩稱身。就中云幕椒房親，賜名大國虢與秦。紫駝之峰出翠釜，水精之盤行素鱗。犀箸厭飫久未下，鸞刀縷切空紛綸。黃門飛不動塵，御廚絡繹送八珍。簫鼓哀吟感鬼神，賓從雜實要津。后來鞍馬何逡巡，當軒下馬入錦茵。楊花雪落覆白蘋，青鳥飛去銜紅巾。炙手可熱勢絕倫，慎莫近前丞相嗔!”唐玄宗寵幸楊貴妃，任命其兄楊國忠為宰相，楊國忠一手把持朝政大權。詩人對楊家兄妹的所作所為極為不滿，作《麗人行》諷刺他們的荒淫無道。詩中場面鋪設得極為宏大，遣詞用字鮮艷富麗，筆調細膩生動，人物形象刻畫得豐滿鮮明，使人讀來如在目前，在諷刺的同時又含蓄不露。

　　杜詩中雖然有對現實的揭露和抨擊，但流露出的這種諷刺色彩更多受到儒家中庸思想的影響，他奉儒守官，主張微諷，是溫柔敦厚、“哀而不傷，怨而不怒”這一中國儒家詩教命題和忠君傳統的重要體現，在某種程度上來說具有思想的局限性。如在《麗人行》這首詩中，詩人諷刺了楊氏兄妹的驕奢淫逸，但沒有指出唐玄宗的不務朝政、誤國誤民，只是從側面曲折地反映了唐玄宗的昏聵和時政的腐敗。

　　李商隱的《馬嵬》：“海外徒聞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空聞虎旅傳宵柝，無復雞人報曉籌。此日六軍同駐馬，當時七夕笑牽牛。如何四紀為天子，不及盧家有莫愁。”義山的這首政治諷刺詩，矛頭直指最高統治者。在寂靜的馬嵬坡下，紅顏死，誓言空，只留下萬千慨嘆和沉思令后人唏噓感懷。如果沒有“當時”的荒淫，哪有“此日”的離散?而玄宗沉溺于聲色犬馬之時，又何曾慮及“今日”之災禍!

　　詩歌尾聯中的對比尤其強烈，感情激憤，詰問冷峻，諷刺尖銳，令人不禁扼腕嘆息：作為國家的最高統治者，他連自己最心愛的女子都保不住。“如何四紀為天子”，歲星十二年一周天為一紀，唐玄宗在位四十五年，約為四紀;“不及盧家有莫愁”，此言貴為天子，反倒不如百姓的愛情甜蜜，生活幸福。詩人借“莫愁”以寄托感慨，以“如何”來反問。

　　(二)通過人物描寫折射心理、表達情思

　　詩人所吟詠的人物形象往往反映了自己的價值取向，詩人傾慕的對象身上必定有和自己相通的地方，隱含著自己的心靈共鳴。誠然，他們雖不同時，卻同心。以杜甫和李商隱吟詠諸葛亮的詩歌為例。

　　諸葛亮是中國傳統文化中忠臣與智者的代表人物，是中國文人的精神棲息之所，劉備、諸葛亮“一體君臣”，上下“相知”，只可惜亮時乖命蹇，壯志難酬。杜甫吟詠諸葛亮的詩歌不僅數量多，而且質量高，字里行間流露出自己的傾慕和敬仰，如：《遣興五首》之一、《諸葛廟》、《蜀相》、《八陣圖》、《武侯廟》等等。杜甫的《蜀相》：“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映階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三顧頻煩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詩人借對古跡的描寫，表達了對蜀漢丞相諸葛亮滿腹韜略、嘔心輔佐、為國盡忠的贊頌以及對他出師未捷而身先死的嘆惋和痛惜之情。

　　尾聯是整首詩的點睛之筆，“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歷來為人們所傳誦，這兩句沉摯悲壯，震撼人心，深刻地道出了千古以來失意英雄的同感。諸葛亮為興復漢室，六出祁山終病死五丈原，可謂壯志未酬;詩人雖然懷有“致君堯舜”的政治理想，但他仕途坎坷，抱負無法施展，飽經喪亂而屢屢失意，這樣怎能不激起他對失意英雄的仰慕和嘆惋呢?因此他對開創基業、挽救時局的諸葛亮痛惜仰慕，敬重有加。他們兩個人的命運頗為相似，故詩人落筆沉摯，寫得蒼涼悲壯，深摯感人，讀來催人淚下。所以千百年來，人們習慣于用這一警句對赍志而歿的仁人志士寄予痛惜與嘆惋。杜甫的《蜀相》一律，是唐時懷古作品的典范之作，是憑吊武侯詩歌的極致表現。

　　《籌筆驛》是李商隱吟詠諸葛亮的詩作，詩云：“猿鳥猶疑畏簡書，風云常為護儲胥。徒令上將揮神筆，終見降王走傳車。管樂有才原不忝，關張無命欲何如。他年錦里經祠廟，梁父吟成恨有余。”籌筆驛為古地名，舊址在今四川省廣元縣北，《方輿勝覽》記載：“籌筆驛在綿州綿谷縣北九十九里，蜀諸葛武侯出師，嘗駐軍籌劃于此。”很多詩人留下了以籌筆驛為題材的懷念諸葛亮的作品，對諸葛亮表示崇敬，并為他未能實現統一中國的志愿而深感遺憾。公元855年(大中九年)李商隱罷梓州幕隨柳仲郢回長安，途經此驛，寫下了這首詠懷的詩篇。此詩同多數憑吊諸葛亮的作品一樣，歌頌諸葛武侯的豐功偉績，贊頌傾慕他的才德，同時借以寄托遺恨，抒發感慨。

　　二、義山詩歌形式上的學杜

　　李商隱在詩歌形式方面學杜，主要表現在他對杜甫詩歌中七律的學習和繼承上。胡應麟就說過：“近體之難，莫難于七言律”。律詩可以追溯到南北朝時期，至唐初臻于成熟。律詩共八句，四韻或五韻;中間兩聯必須對仗;第二、四、六、八句押韻，首句可押韻亦可不押，通常押平聲韻;律詩分五言、七言兩體。清人焦循在《易余龠錄》中強調：“論唐人詩以七律、五律為先，七古、七絕次之，詩之境至是盡矣”。

　　在我國，杜甫是第一位大量創作七言律詩的詩人，其作品內容廣泛，技巧純熟，他的律詩標志著我國詩歌史上七律創作的成熟。白敦仁先生在他的著作《論簡齋學杜》一文中，曾經明確指出：“正是老杜對這一約束性很大的詩體從內容到形式，進行了無比深廣的創造性開掘，七律這種詩體才真正成熟起來。”杜甫的七律注重聲律的對仗，遣詞造句講究錘煉，被尊為歷代七律的典范。吳調公說：“杜甫七律之長在于精密中見變化，挺拔而又沉重，噴薄而又渾涵，排戛而又鏗鏘”如杜甫的《登高》：“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回。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艱難苦恨繁霜鬢，潦倒新停濁酒杯。”秋風蕭瑟，水清沙白，飛鳥回旋徘徊在江中渚洲上。詩人登高遠望，目之所見，心之所悲，他想到了自己一生漂泊，備嘗潦倒艱辛之苦，經歷了國難與家愁，到如今已兩鬢成霜，百病纏身，因此百感交集，思緒萬千。此詩八句四對，對偶工整精巧，用韻極為講究，格律嚴密卻又不露痕跡，無束縛雕琢之感，被稱為“七律之冠”，其中首句“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回”真乃字字珠璣，已成為傳誦千古的佳句。此詩八句皆對，細細體味，“一篇之中，句句皆律，一句之中，字字皆律”，無怪乎清代楊倫在其《杜詩鏡銓》中推崇此詩為“杜集七言律詩第一”，明人胡應麟在《詩藪》中更說此詩“當為古今七言律第一，不必為唐人七言律第一，”盛譽其為“曠代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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