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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商隱文學成就

時間:2024-09-02 15:13:24 李商隱 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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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商隱文學成就

  李商隱的格律詩繼承了杜甫在技巧上的傳統,也有部分作品風格與杜甫相似。李商隱的詩經常用典,而且比杜甫用得更深更難懂,而且常常每句都用典故。

  玉谿詩

  李商隱通常被視作唐代后期最杰出的詩人,其詩風受李賀影響頗深,在句法、章法和結構方面則受到杜甫和韓愈的影響。王安石云:“唐人知學老杜而得其藩籬者,惟義山一人而已。”李調元《雨村詩話》認為:“學杜而處處規,此笨伯也,終身不得升其堂,況人其室。唐人升堂,惟李義山一人而已。”葉紹蘊《石林詩話》云:“唐人學老杜,為商隱一人而已;雖未盡造其妙,然精密華麗,亦自得仿佛。”許多評論家認為,在唐朝的優秀詩人中,他的重要性僅次于杜甫、李白、王維等人。就詩歌風格的獨特性而言,他與其他任何詩人相比都不遜色。贊賞李商隱詩歌和批評他的人,所針對的都是他鮮明的個人風格。后世許多詩人模仿李商隱的風格,但沒有一位被認可。

  根據劉學鍇、余恕誠的整理研究,李商隱流傳下來的詩歌共594首,其中381首已經基本確定了寫作的時間,213首無法歸入具體的年份。此外,還有十來首懷疑是李商隱的詩作,不過證據欠充分。

  題材

  從吟詠的題材來看,李商隱的詩歌主要可以分為幾類:

  政治和詠史。作為一個關心政治的知識分子,李商隱寫了大量這方面的詩歌,留存下來的約有一百首左右。其中《韓碑》、《行次西郊作一百韻》、《隨師東》、《有感二首》等,是其中比較重要的作品。李商隱早期的政治詩指陳時局,語氣嚴厲悲憤,又含有自我期許的意味,很能反映他當時的心態。在關于政治和社會內容的詩歌中,借用歷史題材反映對當代社會的意見,是李商隱此類詩歌的一個特色。《富平少侯》、《北齊二首》、《茂陵》等,就是其中的代表。

  抒懷和詠物。李商隱一生仕途坎坷,心中的抱負無法得到實現,于是就通過詩歌來排遣心中的郁悶和不安。《安定城樓》、《春日寄懷》、《樂游原》、《杜工部蜀中離席》是流傳得較廣的幾首。值得注意的是,這類內容的作品中許多七言律詩被認為是杜甫詩風的重要繼承者。

  感情詩。包括大多數無題詩在內的吟詠內心感情的作品是李商隱詩歌中最富有特色的部分,也獲得了后世最多的關注。《錦瑟》、《燕臺詩》、《碧城三首》、《重過圣女祠》等,保持了與無題詩類似的風格。而《柳枝五首》、《夜雨寄北》、《悼傷后赴東蜀辟至散關遇雪》等,則反映出李商隱感情詩另一種風格的意境。他本人在《上河東公啟》中稱:“至于南國妖姬,叢臺妙妓,雖有涉于篇什,實不接于風流。”

  應酬和交際。在李商隱用于交際的詩作中,寫給令狐绹的幾首(《酬別令狐補闕》、《寄令狐郎中》、《酬令狐郎中見寄》、《寄令狐學士》、《夢令狐學士》、《令狐舍人說昨夜西掖玩月因戲贈》)特別引人注意,為解釋他與令狐绹的關系提供了直接的證據。

  風格

  李商隱擅作七律和五言排律,七絕也有不少杰出的作品。清朝詩人葉燮在《原詩》中評李商隱的七絕“寄托深而措辭婉,實可空百代無其匹也。”

  李商隱一生糾纏于政治派系斗爭,與戀愛的痛苦中,養成感傷抑郁的性格。作品中多諷刺意味,大半借托史事,寄其吊古傷今之意。其愛情詩手腕高妙,嚴肅而不輕薄,清麗而不浮淺。

  他的格律詩繼承了杜甫在技巧上的傳統,也有部分作品風格與杜甫相似。李商隱的詩經常用典,而且比杜甫用得更深更難懂,而且常常每句都用典故。他在用典上有所獨創,喜用各種象征、比興手法,有時讀了整首詩也不清楚目的為何。而典故本身的意義,常常不是李商隱在詩中所要表達的意義。例如《常娥》(嫦娥),有人直觀認為是詠嫦娥之作,紀昀認為是悼亡之作,有人認為是描寫女道士,甚至認為是詩人自述,眾說紛紜。

  也正是他好用典故的風格,形成了他作詩的獨特風格。據宋代黃鑒整理的筆記《楊文公談苑》記載,李商隱每作詩,一定要查閱很多書籍,屋子里到處亂攤,被人比作“獺祭魚”。明王士楨也以玩笑的口吻說:“獺祭曾驚博奧殫,一篇錦瑟解人難。”(《戲仿元遺山論詩絕句》)批評意見認為他有時用典太過,犯了晦澀的毛病,使人無法了解他的詩意。魯迅曾說:“玉谿生清詞麗句,何敢比肩,而用典太多,則為我所不滿。”(1934年12月致楊霽云的信)

  此外,李商隱的詩詞藻華麗,并且善于描寫和表現細微的感情,葉嘉瑩認為李義山的詩感受精微銳敏、心意窈眇幽微,足以透出于現實之外而深入于某一屬于心靈之夢幻的境界。

  無題詩

  主條目:無題詩

  李商隱以無題詩著名。根據《李商隱詩歌集解》里所收詩歌的統計,基本可以確認詩人寫作時即以《無題》命名的共有15首:

  《無題》(八歲初照鏡)

  《無題》(照梁初有情)

  《無題二首》(昨夜星辰;聞道閶門)

  《無題四首》(來是空言;颯颯東南;含情春畹晚;何處哀箏)

  《無題》(相見時難)

  《無題》(紫府仙人)

  《無題二首》(鳳尾香羅;重帷深下)

  《無題》(近知名阿侯)

  《無題》(白道縈回)

  《無題》(萬里風波)

  另有5首在目前通行的詩集中經常被標為“無題”的(五律“幽人不倦賞”、七絕“長眉畫了”、“壽陽公主”、“待得郎來”、“戶外重陰”),經馮浩、紀昀等人考訂,認為多半是由于版本問題而產生的原題丟失情況,并非真正的無題詩。

  有些研究者(如楊柳)認為李商隱詩集中部分有題目的詩也應該屬于無題詩一類,理由是這些詩的題目往往是從詩的首句中取前幾字為題(如《昨日》、《日射》等),或者詩題與內容本身毫無聯系(如《為有》、《一片》等)。但如果以這樣的標準來看,李商隱詩集中可以歸入無題詩的就有近百首之多。所以此說并沒有得到多數人的支持。

  另一方面,許多人傾向于將《錦瑟》、《碧城三首》、《玉山》等詩與無題詩相提并論,認為它們在寫法和意境有相似的地方,都是通過隱晦的筆觸表現一種微妙復雜的感情。事實上,正是這種一言難盡的情形,使得無題詩吸引了眾多的研究者,都試圖對這些詩的真正含義作出解釋。然而沒有一個人的注解能夠非常令人信服的闡明詩中的涵義。

  馮浩在《玉谿生詩集箋注》總結了前人關于無題詩的箋注工作,從中可以看出諸家觀點之大不同:“自來解無題諸詩者,或謂其皆屬寓言,或謂其盡賦本事。各持偏見,互持莫決。余細讀全集,乃至實有寄托者多,直做艷情者少,夾在不分,令人迷亂耳。”

  影響

  施蟄存認為,李商隱的詩的社會意義雖然不及李白、杜甫、白居易,但是李商隱是對后世最有影響力的詩人,因為愛好李商隱詩的人比愛好李、杜、白詩的人更多。在清代孫洙編選的《唐詩三百首》中,收入李商隱的詩作22首,數量僅次于杜甫(38首)、王維(29首)、李白(27首),居第四位。這個唐詩選本在中國家喻戶曉,由此也可以看出李商隱在普通民眾中的巨大影響。

  晚唐時期,韓偓、吳融和唐彥謙已經開始自覺學習李商隱的詩歌風格。到了宋代,學習李商隱的詩人就更多了。據葉燮說:“宋人七絕,大概學杜甫者什六七,學李商隱者什三四。”(《原詩》)北宋初期的楊億、劉筠、錢惟演等人宗法李商隱,經常互相唱和,追求辭藻華美、對仗工整,并刊行了一部《西昆酬唱集》,被稱為西昆體。在當時頗有影響。此外,王安石對李商隱也評價很高,認為他的一些詩作(如:《杜工部蜀中離席》)“雖老杜無以過也”(《蔡寬夫詩話》)。王安石本人的詩歌風格也明顯受到李商隱的影響。

  明朝的詩人從前、后七子到陳子龍、錢謙益、吳偉業,都受到李商隱的影響。清朝喜歡寫艷情詩的人更是專學李商隱的無題詩,例如王彥泓的《疑云集》和《疑雨集》。民國時期鴛鴦蝴蝶派小說中的香艷詩也是受到他的影響。

  關于李商隱對后世的影響,可以參看吳調公《李商隱對北宋詩壇的影響》、《李商隱在清代的余波綺麗》、王玉祥《李商隱對蘇曼殊詩的影響》、王兆陽《論李商隱的詩對詞的獨特風格形成的影響》、劉學鍇《李商隱詩與唐宋婉約詞》等論文。

  樊南文

  李商隱的寫作,除詩歌以外的成就被論及得較少。事實上,他是晚唐時期最重要駢體文作家之一。這種文體注重文辭的對偶,并使用大量典故,廣泛使用在唐代官方文件中。李商隱在令狐楚的培養下,成了一位駢體文的專家,為許多官員代筆起草過奏折、書信等文書。《舊唐書·文苑傳》說李商隱“尤善為誄奠之辭”。由于當時章奏中使用的駢體文,要求詞藻華麗,又要表述準確,因此對于用典的要求很高。而擅長寫作駢體文的李商隱,養成了用典的習慣,因此被認為這是他的詩歌中喜歡用典的原因。

  李商隱曾將其駢體文作品編訂為《樊南甲集》、《樊南乙集》各20卷共832篇。根據《新唐書·藝文志》、《宋史·藝文志》的記載,李商隱的文集,除了自編兩集,還有另外一些。但前述這些文集,都沒有流傳下來。目前可以看到的李商隱的文章,是朱鶴齡、徐炯、馮浩、錢振倫、錢振常、張采田、岑仲勉、劉學鍇、余恕誠等人,先后從《全唐文》、《文苑英華》、《唐文粹》等書中搜輯、考證而得到的。最新的匯編文集《李商隱文編年校注》(劉學鍇、余恕誠,中華書局,2002)中收入了352篇文章,其中大部分是駢體文,也有少量被稱為“古文”的散體文。

  范文瀾在《中國通史簡編》中對李商隱的駢體文評價很高,認為只要《樊南文集》存留,唐代的駢體文就算全部遺失也不可惜。

  “三十六體”

  主條目:三十六體

  李商隱、段成式、溫庭筠的詩歌由于風格相近,且都排行十六,并稱三十六體。

  “三十六體”的說法,最早見于《新唐書·文藝下·李商隱傳》:“商隱初為文瑰邁奇古,及在在令狐楚府,楚本工章奏,因授其學。商隱儷偶長短,繁縟過之。時溫庭筠、段成式俱用是相夸,號‘三十六體’。”而在《舊唐書·文苑下·李商隱傳》中,卻只有“與太原溫庭筠、南郡段成式齊名,時號‘三十六’”的說法,沒有視其為一個文體流派。因此,岑仲勉(《玉谿生年譜會箋平質》)認為“三十六體”的說法,產生于《新唐書》傳記作者宋祁的誤會。不過,對這一觀點很少有人表示贊同。從元代辛文房(《唐才子傳》)開始,后世多將“三十六體”視為一個確定的概念。《漢語大詞典》、《辭源》、《中國文學家大辭典》等辭典均收入“三十六體”的條目。

  對于“三十六體”的內涵,有各種不同的說法。有認為是指一種詩歌的風格流派,有認為是指駢體文的風格流派,也有認為這種風格既包括詩歌也包括駢體文。更多的時候,人們故意以含糊的態度談論這個名詞。陳冠明分析了歷史上對此的各種觀點,認為“三十六體”是宋祁總結和認定的李商隱、溫庭筠、段成式三人的駢體文流派。(《“三十六體”:宋祁總結、認定的駢文體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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