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騷》分段講解

　　《離騷》是中國戰國時期詩人屈原創作的詩篇，是中國古代最長的抒情詩。以下是小編幫大家整理的《離騷》分段講解，希望能夠幫助到大家。

　　第一段、通過自敘的筆法，提出了積極用世的人生觀。

　　首先追溯世系，表明自己是楚國宗室之臣;詳紀生年和名、字的由來，強調稟賦的純美。這和愛國主義思想結合起來，就成為屈原生命中進步的動力。奠定了他那種堅強不屈的戰斗性格的基礎。接著敘述他對待生活的態度。由于熱愛生活，所以特別感到時間的易逝，生命的短暫;因而孜孜不倦地培養品德，鍛煉才能，來充實自己的生活。而這一切。都是為了一個遠大的理想，明確的目標，在楚國政治改革中，貢獻出自己一份力量。

　　第二段、承接上文，闡明自己的政治觀點和立場，以及事君不合的經過。

　　首先述三后以戒今王，接著陳堯舜以示典范。在古代社會里，凡是具有政治抱負的士大夫，他們的理想都必然寄托在最高統治者的身上，因而屈原就必須爭取楚懷王的合作，首先是取得他的信任。可是懷王的態度是不堅定的。這一矛盾的存在，就展開了屈原和“偷樂”的“黨人”之間的劇烈斗爭;同時，懷王的聽信讒言，也就決定了屈原政治上的客觀遭遇，為下文提出張本。

　　第三段、敘述自己在斗爭中的客觀遭遇，并分析其原因。

　　綜合起來，有下面幾層：第一，政治上的改革，單靠個人的力量是不夠的。除了爭取君王的合作，必須培植人才，廣結同志，共赴其成。屈原在這方面作了充分的準備。可是想不到“眾芳蕪穢”，致使他的計劃落空，陷于孤立。第二，指出了他和“黨人”之間的矛盾的根本原因。他們之所以勾心斗角，排除異己，只不過是為了個人的利益;而屈原的堅持理想，則是為了“恐修名之不立”，“哀民生之多艱”。這里，他強調法度繩墨，進一步提出他的法治思想;這和腐化沒落的貴族勢力絕不相容，因而這一斗爭是不可調和的。第三，在這樣不可調和的斗爭中，懷王的昏庸糊涂，“不察民(人)心”，不辨黑白，助長了邪氣的高漲，造成了群小進讒的有利條件。第四，從邪正不能相容，預測自己前途遭遇的必然性;強調不屈服、不妥協的頑強精神，并準備為此而不惜作任何犧牲。下文展開了劇烈的思想斗爭而終于取得勝利，就是確立在這樣一個堅實基礎上的。

　　第四段、承上文說，既然理想不能實現，則退隱可以獨善其身。

　　為個人計，又何嘗不心安理得?可是這種知其不可為而不為的逃避現實的態度，和屈原的個性是絕不相容的。這使他暫時寧靜下來的情感又掀起無限的波瀾;在波瀾起伏中，一層一層地展開了內心深處的矛盾、彷徨、苦悶與追求，以及在這種心情中的斗爭過程。從這段起，所寫的都只是一種思想意識的反映，并非事實的敘述。

　　第五段、敘述女媭的勸告。

　　她指出處于沒有是非曲直的社會里，屈原如果不改變他那種孤忠耿直的作風，是不會見容于當世，而且會遭到殺身之禍的。她是屈原人世間唯一的親人，她所說的也是娓娓動聽的人情話;可是她的話僅僅是單純從愛護屈原、關心屈原出發，提高到思想原則上來說，她對屈原卻缺乏本質上的認識。女媭尚且如此，那末屈原內心深處的痛苦又向誰去申訴呢?于是詩人就不得不把他生平的政治見解假托于向他所最崇拜的古代圣君帝舜來傾吐衷腸了。他征引了豐富的史實。主要是為了證明他所堅信不渝的一個真理，一切不合理的政治，必然歸于覆亡，只有“義”和“善”，“循繩墨”“舉賢能”才能使國祚昌盛;而他所堅持的，正是關系楚國國運興衰的根本問題，他自然不能聽從女媭的勸告，作明哲保身之計了。“陳詞”中的反復論證，即第二段“彼堯舜之耿介兮”四句的基本內容的具體發揮。這種認識所構成的理論上的完整體系，就使得屈原更進一步表現出一種“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無疑”的頑強信念。和其他偉大的政治思想家一樣，他是“百變而不離其宗”，決不可能放棄他的主張的。這種主張在現實環境中既然找不到出路，于是下文就進入了“上下求索”的幻境。在精神活動的領域里開拓了一個更為寬廣的世界，把極其深刻而復雜的內心矛盾，一步步推向高潮。

　　第六段、寫幻想中的境界，借求愛的熾熱和失戀的苦痛來象征自己對理想的追求。

　　綜合它的內容，有下列幾點值得注意：第一，由于屈原愛國之深，盡管在上述惡劣環境中備受各種打擊，但耿耿此衷，他仍然是鍥而不舍的。這種發自內心不可抑制的強烈情感，亦惟有愛情的追求能仿佛其萬一;因而就產生了以“求女”為中心的幻想境界，并形成這種上天入地馳騁幻想的表現形式。第二，要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首先必須爭取統治者的信任，正如愛情不是抽象的概念而必須有其具體的追求對象一樣。屈原所追求的，有九重的天女，有高丘的神女，有人間的佚女，她們的身份不同，但在她們的身上同樣可以寄托愛情;也如楚國統治集團當中的任何一員，都有可能通過他們來實現自己的理想。舊說，以求女喻思君，基本上符合于屈原當時的心理狀態。可是所謂“女”，決不僅僅是象征“君”。張惠言認為這一段是說“以道誘掖楚之君臣卒不能悟”，最為切合原文文義。至于哪一類的女性是影射哪一種人，則文學作品里的藝術形象不同于哲學社會科學的邏輯思維，是不可能刻舟求劍機械地加以分類的。第三，屈原求愛的心情是熾熱的，可是他選擇對象的條件則是極其苛刻的。他不僅追求美麗的容貌，更重要的是高尚的道德品質。那就是說，政治上的結合必須建筑在共同的思想基礎上;同時，即使有了適當的對象，又必須通過媒介的關系。那也就是說，無論在任何情況下，他決不肯枉尺直尋，不擇手段以求進身的。愛情的熾熱和求愛條件的苛刻，正是矛盾的焦點;失戀的苦痛，就是在這個焦點上形成的。因此在“上下求索”的過程中，回答他滿腔熱情的只是空虛和幻滅，悵惘與彷徨。他在幻覺中的一切感受，正是“溷濁不分，蔽美稱惡”的丑惡現實的反映。

　　第七段、屈原在極度苦痛的復雜的矛盾心情中提出了一個新的問題，即去和留的問題而加以分析。

　　戰國時代，是中國大一統局面出現的前夕，當時所謂士，為了實現其理想，政治活動的范圍并不限于本國。求謀個人功名富貴的“朝秦暮楚”的蘇秦、張儀之徒固不用說，就是儒家的大師孟軻也是終身過著“革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于諸侯”的生活。荀卿則以趙人終老于齊。法家的韓非、李斯也都不是為故國效力。

　　以屈原所具備的卓越才能，在這樣的社會風氣下，當他在政治上受到一次又一次的打擊，理想不可能在本國實現的時候，考慮到去留的問題是非常自然的。這一段分三個部分：首先是問卜于靈氛，接著取決于巫咸。巫咸和靈氛對同一問題的看法所得出的兩種不同的結論，再一次地引導屈原把楚國的現實和自己的處境作了更深入的分析。他指出問題的癥結是在于整個環境的日益惡化。盡管自己能堅持理想，決不動搖;但留下來，希望又在哪里呢?結果，靈氛的勸告在他的思想上取得了暫時的優勢;于是他就沖破了楚國的范圍，進入了“周流上下”，“浮游求女”的另一幻境。

　　第八段、屈原考慮接受靈氛的勸告以后，在迷離恍惚的心情中展開了最后一次的幻想。

　　幻想終于破滅，這樣就結束了全篇。綜合其內容，有下列幾點值得注意：第一，表現在本篇里，屈原的內心矛盾正如蠶的作繭自縛一樣，愈來而愈益錯綜復雜，無法解脫;而這錯綜復雜的矛盾始終圍繞著一個核心，沿著一條線索逐步向前發展的。那就是個人遠大的政治抱負和深厚的愛國主義情感如何求得統一的問題。假如單純為了不忍去國，則留下來而采取一種消極逃避的態度;盡管在極端黑暗的現實環境里，又何嘗不能作和光同塵，明哲保身之計?但這是屈原所萬萬做不到的。

　　假如單純為了抒展個人的政治抱負，則屈原的主張正符合于大一統前夕歷史發展的客觀要求，正如司馬遷所說的，“以彼其材，游諸侯，何國不容?”(本傳贊)但這又是他心所不忍的。留既不能，去又不可，最后所接觸到的一個問題，那就是個人的遠大的政治抱負和深厚的愛國主義情感的不但無法統一，而且引起了正面沖突的問題;這樣就把矛盾推進到最高峰，而無可避免地使得馳騁在云端里的幻想又一次掉到令人絕望而又無法離開的土地上。第二，在這段里，極馳騁想象之能事，浪漫氣息非常濃厚。這是屈原靈魂深處苦痛的絕叫，生命活力最后的顫抖，這種精神活動，盡管迷離恍惚，空闊無邊，但它所反映的現實心情并不是不可捉摸的。

　　在準備離開楚國的大前提下，屈原究竟想到哪里去呢?他所飛翔的幻想始終是指向西北方，而且明確地說，“指西海以為期”，這決不是偶然的。中國民族來自西北高原，蒙昧時期，我們祖先的活動是以西北地區為起點。因而遠古的神話傳說，絕大部分集中于以昆侖為中心的西方和西北一帶。這是從我國最早的民族發展史上所形成的一個古老的神話系統。到了戰國后期，隨著生產的發展，疆宇的開拓，東方文化中心的齊國，以陰陽家鄒衍為代表又出現了一支以瀛海、蓬萊為中心的新的神話系統的萌芽。秦漢以后，有關神話傳說才漸漸由西北轉向東南。楚國在當時是保存遠古文化最完整的唯一的國家，因而以神話傳說為背景的屈原的創作，自然是詳西北而略東南。這僅僅是從文章的取材的地域性和歷史意義而言的。就作品本身所表現的語氣結合著當時的客觀現實，則其中透露出一個作者所不忍明言的隱約心情。那就是它所指向的西北方，正是秦國所在地。

　　李光地曰：“是時山東諸國，政之昏亂，無異南荊。惟秦強于刑政，收納列國賢士;士之欲亟功名，舍是莫適歸者。是以所過山川，悉表西路。”(《離騷經注》)這話是不錯的。七雄并峙的局面，到了后來，大勢漸趨統一，山東六國必然被強秦所吞并，已成為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和屈原同時的荀卿在他所著“強國篇”(見《荀子》)里就有具體的分析。屈原也不可能不是從這一角度來考慮問題的。因而出現在他思想里暫時的幻境，不但要離開父母之邦，而且是適仇讐之國，這樣就使得矛盾的沖突表現得更為尖銳，更為劇烈。這段一開始，屈原驅役龍鳳，揮斥云霓，表現得如何的活躍和愉快!他的精神似乎已經超越現實境界，而離開了苦難的深淵;可是當他忽然臨睨到故鄉的時候，血肉相聯的情感，又立刻粉碎了那一剎那間所呈現的美妙幻境;也就在幻想的破滅里，放射出強烈的萬丈愛國主義光芒;而這種駿馬注坡，帷燈匣劍的表現手法，和他當時真實心情是完全相適應的。

　　最后五句是全篇的總結和尾聲，在上面八段外具有其獨特意義。

　　它高度地概括了全篇的主要內容，簡要而深刻地闡明了屈原以身殉國這一偉大悲劇的真實歷史意義。五句分兩層：龔景瀚曰：“‘莫我知’，為一身言之也;‘莫足與為美政’，為宗社(祖國)言之也。世臣與國同休戚，茍己身有萬一之望，則愛身正所以愛國，可以不死也。不然，其國有萬一之望，國不亡，身亦可以不死;至‘莫足與為美政’，而望始絕矣。既不可去，又不可留，計無復之，而后出于死，一篇大要，‘亂’之數語盡之矣。太史公于其本傳終之曰：‘其后楚日以削，后數十年竟為秦所滅。’言屈子之死得其所也，是能知屈子之心者也。”(《離騷箋》)死，在今天看來是消極的，但兩千年前屈原所采取的這種行動其中卻包涵著極其嚴峻的積極的現實斗爭意義。

　　王夫之日：“原之沉湘，雖在頃襄之世，然知幾自審(預見未來，考慮到自己所應該采取的態度)，矢志已夙(早)。君子之進退生死，非一朝一夕之樹立，惟極于死以為志(在思想上能作最后犧牲的準備)，故可任性孤行也。”(《楚辭通釋》)先大父(名其昶，字通伯)曰：“死，酷事耳;志定于中，而從容以見于文字，彼有以通性命之故矣(有了正確的人生觀)!豈與匹夫匹婦不忍一時之悁忿而自裁者比乎?”(《屈賦微》序)這些，不但說明了為什么屆原在沉湘前二十多年的《離騷》里會出現“吾將從彭咸之所居”這樣的句子，而且有力地駁斥了一般封建正統文人們有意誣蔑屈原，毀謗屈原，像漢朝班固所說“露才揚己，忿懟沉江”之類的謬論。

　　拓展閱讀：離騷賞析

　　《離騷》是一首充滿激情的政治抒情詩，是一首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相結合的藝術杰作。詩中的一些片斷情節反映著當時的歷史事實(如“初既與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傷靈脩之數化”即指懷王在政治外交上和對屈原態度上的幾次反覆)。但表現上完全采用了浪漫主義的方法：不僅運用了神話、傳說材料，也大量運用了比興手法，以花草、禽鳥寄托情意，“以情為里，以物為表，抑郁沉怨”(劉師培《論文雜記》)。而詩人采用的比喻象征中對喻體的調遣，又基于傳統文化的底蘊，因而總給人以言有盡而意無窮之感。

　　由于詩人無比的憂憤和難以壓抑的激情，全詩如大河之奔流，浩浩蕩蕩，不見端緒。但是，細心玩味，無論詩情意境的設想，還是外部結構，都體現了詩人不凡的藝術匠心。

　　從構思上說，詩中寫了兩個世界：現實世界和由天界、神靈、往古人物以及人格化了的日、月、風、雷、鸞風、鳥雀所組成的超現實世界。這超現實的虛幻世界是對現實世界表現上的一個補充。在人間見不到君王，到了天界也同樣見不到天帝;在人間是“眾皆競進以貪婪”，找不到同志，到天上求女也同樣一事無成。這同《聊齋志異》中《席方平》篇寫陰間的作用有些相似。只是《席方平》中主人公是經過由人到鬼的變化才到另一個世界，而《離騷》中則是自由來往于天地之間。這種構思更適宜于表現抒情詩瞬息變化的激情。詩人設想的天界是在高空和傳說中的神山昆侖之上，這是與從原始社會開始形成的一般意識和原型神話相一致的，所以顯得十分自然，比起后世文學作品中通過死、夢、成仙到另一個世界的處理辦法更具有神話的色彩，而沒有宗教迷信的味道。詩人所展現的背景是廣闊的，雄偉的，瑰麗的。其意境之美、之壯、之悲，是前無古人的。特別地，詩人用了龍馬的形象，作為由人間到天界，由天界到人間的工具。《尚書中候》佚文中說，帝堯繼位，“龍馬銜甲”。中國古代傳說中的動物龍的原型之一即是神化的駿馬。《周禮》中說“馬八尺以上為龍”，《呂氏春秋》說“馬之美者，青龍之匹，遺風之乘”。在人間為馬，一升空即為龍。本來只是地面與高空之分，而由于神駿變化所起的暗示作用，則高空便成了天界。詩人借助自己由人間到天上，由天上到人間的情節變化，形成了這首長詩內部結構上的大開大闔。詩中所寫片斷的情節只是作為情感的載體，用以外化思想的斗爭與情緒變化。然而這些情節卻十分有效地避免了長篇抒情詩易流于空泛的弊病。

　　從外部結構言之，全詩分三大部分和一個禮辭。第一部分從開頭至“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余心之可懲”，自敘生平，并回顧了詩人在為現實崇高的政治理想不斷自我完善、不斷同環境斗爭的心靈歷程，以及慘遭失敗后的情緒變化。這是他的思想處于最激烈的動蕩之時的真實流露。從“女媭之嬋嬡兮，申申其詈予”至“懷朕情而不發兮，余焉能忍與此終古”為第二部分。其中寫女媭對他的指責說明連親人也不理解他，他的孤獨是無與倫比的。由此引發出向重華陳辭的情節。這是由現實社會向幻想世界的一個過渡(重華為已死一千余年的古圣賢，故向他陳辭便顯得“虛”;但詩人又設想是在其葬處蒼梧之地，故又有些“實”)。然后是巡行天上。入天宮而不能，便上下求女，表現了詩人在政治上的努力掙扎與不斷追求的頑強精神。從“索藑茅以筵篿兮”至“仆夫悲余馬懷兮，蜷局顧而不行”為第三部分，表現了詩人在去留問題上的思想斗爭，表現了對祖國的深厚感情，讀之令人悲愴!末尾一小節為禮辭。“既莫足以為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雖文字不多，但表明詩人的愛國之情是與他的美政理想聯系在一起的。這是全詩到高潮之后的畫龍點睛之筆，用以收束全詩，使詩的主題進一步深化，使詩中表現的如長江大河的奔涌情感，顯示出更為明確的流向。詩的第一部分用接近于現實主義的手法展現了詩人所處的環境和自己的歷程。而后兩部分則以色彩繽紛、波譎云詭的描寫把讀者帶入一個幻想的境界。常常展現出無比廣闊、無比神奇的場面。如果只有第一部分，雖然不能不說是一首飽含血淚的杰作，但還不能成為浪漫主義的不朽之作;而如只有后兩部分而沒有第一部分，那么詩的政治思想的底蘊就會薄一些，其主題之表現也不會像現在這樣既含蓄，又明確;既朦朧，又深刻。

　　《離騷》為我們塑造了一個高大的抒情主人公形象。首先，他有著突出的外部形象的特征。“高余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長顑頷亦何傷。”很多屈原的畫像即使不寫上“屈原”二字，人們也可以一眼認出是屈原，就是因為都依據了詩中這種具有特征性的描寫。其次，他具有鮮明的思想性格。第一，他是一位進步的政治改革家，主張法治(“循繩墨而不頗”)，主張舉賢授能。第二，他主張美政，重視人民的利益和人民的作用(“皇天無私阿兮，覽民德焉錯輔”)，反對統治者的荒淫暴虐和臣子的追逐私利(陳辭一段可見)。第三，他追求真理，堅強不屈(“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余心之可懲”)。這個形象，是中華民族精神的集中體現，兩千多年來給了無數仁人志士以品格與行為的示范，也給了他們以力量。

　　作者：

　　屈原，戰國末期楚國詩人。名平，字原。出身楚國貴族。初輔佐懷王，曾任左徒、三閭大夫。后遭讒害而去職。頃襄王時被逐，長期流浪沅湘流域。后因郢都為秦兵攻破，遂投汨羅江而亡。劉向輯《楚辭》收錄其作品二十余篇。

　　后世影響：

　　《離騷》是中國愛國主義詩篇的開山之作，開辟了中國文學浪漫主義的源頭，對中國文學的發展以及對后世文人的創作產生了重要而深遠的影響。后世文人無不對這首長詩推崇備至。唐代大詩人李白宣稱：“屈平辭賦懸日月，楚王臺榭空山丘。”李白的許多作品同《離騷》一樣，往往大量編織神話傳說、日月風云和歷史人物，構成具有象征意義的雄奇圖畫。中國現代文學奠基人魯迅在1926年出版《彷徨》時引《離騷》詩句作為書前的題詞，顯示出《離騷》所體現的屈原孜孜不倦地追求真理的精神對魯迅的巨大影響。

　　《離騷》在文學史上開創“楚辭”（即騷體詩）體裁。漢魏以后甚至以“騷”概稱楚辭。晉郭璞《山海經注》引用《天問》《遠游》，都稱《離騷》；梁劉勰《文心雕龍》有《辨騷》一篇，所論包括全部《楚辭》作品；梁蕭統《昭明文選》列“騷”類，包含《離騷》《九歌》《九辯》等篇；宋朱熹《楚辭集注》卷一到卷五總稱《離騷》，之后稱《續離騷》。其他像明吳仁杰《離騷草木疏》、明黃省曾《騷苑》、明張之象《楚騷綺語》、清賀寬《飲騷》等書，都是就全部楚辭而言的。《離騷》已經成為楚辭的代名詞，“騷人”也成為詩人的代名詞。

　　《離騷》對后世的影響主要表現在殉身無悔的態度、上下求索的精神、香草美人的喻托和悲秋傷逝的傳統等方面。《離騷》詩中包含的殉身無悔的執著和堅韌，激勵著后世詩人在詩歌中以這種頑強執著的態度去追求理想的政治和社會，追求理想的人格和愛情。后世詩人還從詩中繼承了對美好事物、美好情感、美好理想的追求精神，繼承發展了詩中以香草美人喻美好品質的比興手法。此外，中國古代詩歌的“悲秋”傳統，當亦源于《離騷》。

　　《離騷》不僅在中國備受推崇，在世界上也享有崇高聲譽。隨著《昭明文選》的傳播，《離騷》在日本奈良時代即傳入日本。它傳入朝鮮、越南的時間也很早。在歐洲，自從1852年德國費茲曼在維也納皇家科學院報告上的德譯本《〈離騷〉和〈九歌〉——公元前三世紀的兩篇中國詩歌》問世以后，法、英、意、俄、匈等譯本相繼產生，有的還不止一種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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