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騷》的故事

　　《離騷》作為長篇巨著，所表現的思想內容是極其豐富的。下面是《離騷》的故事，一起來看一下吧。

　　關于《離騷》的創作時期，爭論的焦點之一是它創作于屈原被楚懷王疏遠之時，還是流放中。《史記·屈原列傳》里說，年輕得志的屈原遭到同僚上官大夫(即靳尚)的讒害，楚懷王因而疏遠了他。他“憂愁幽思而作《離騷》”。而《史記·太史公自序》里說：“屈原放逐，著《離騷》。”《報任安書》里也說：“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司馬遷對同一事件的表述明顯存在著矛盾。

　　由于可靠史料的缺乏，要解決這個問題，從這首詩本身找證據是好辦法。詩中有這樣的詩句：“何離心之可同兮，吾將遠逝以自疏。”“自疏”意味著主動的態度，不是“被放”。此外，也有人因為詩中有“濟沅湘以南征兮”一句，懷疑它是屈原放逐之后所作，這并不足信。因為《離騷》后半部分，全是寫作者想像中的云游，“濟沅湘以南征兮”并非實有其事。

　　總之，《史記·屈原列傳》的說法是可信的。而《史記·太史公自序》《報任安書》是抒情性文字，行文時不大忠實于史實，是有可能的。

　　屈原一生經歷了楚威王、楚懷王、頃襄王三個時期，而主要活動于楚懷王時期。這個時期正是中國即將實現大一統的前夕，“橫則秦帝，縱則楚王。”屈原因出身貴族，又明于治亂，嫻于辭令，故而早年深受楚懷王的寵信，位為左徒、三閭大夫。屈原為實現楚國的統一大業，對內積極輔佐懷王變法圖強，對外堅決主張聯齊抗秦，使楚國一度出現了一個國富兵強、威震諸侯的局面。但是由于在內政外交上屈原與楚國腐朽貴族集團發生了尖銳的矛盾，由于上官大夫等人的嫉妒，屈原后來遭到群小的誣陷和楚懷王的疏遠。

　　懷王十五年(前304)，張儀由秦至楚，以重金收買靳尚、子蘭、鄭袖等人充當內奸，同時以“獻商於之地六百里”誘騙懷王，致使齊楚斷交。懷王受騙后惱羞成怒，兩度向秦出兵，均遭慘敗。于是屈原奉命出使齊國重修齊楚舊好。此間張儀又一次由秦至楚，進行瓦解齊楚聯盟的活動，使齊楚聯盟未能成功。懷王二十四年，秦楚黃棘之盟，楚國徹底投入了秦的懷抱。屈原亦被逐出郢都，到了漢北。

　　懷王三十年，屈原回到郢都。同年，秦約懷王武關相會，懷王遂被秦扣留，最終客死秦國，頃襄王即位后繼續實施投降政策，屈原再次被逐出郢都，流放江南，輾轉流離于沅、湘二水之間。頃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秦將白起攻破郢都，屈原悲憤難捱，遂自沉汨羅江，以身殉了自己的政治理想。

　　拓展閱讀：屈原作品特點與風格

　　作品特點

　　戰國時代，楚國之風俗迷信鬼神，宗教性的祭祀和祈禱在民間流行。屈原處于巫現甚盛的楚國，豐富的神話傳說與原始的泛神論給他文學創作以充分地滋養，他在巫現甚盛的時代氛圍中，展開自己的詩歌創作，《九歌》就是在這種時代氛圍中所寫的偉大光輝的詩篇。

　　《九歌》中十一篇祭祀十位神，這十位包括天神(東皇太一、云中君、大司命、少司命、東君)、地祇(湘君、湘夫人、河伯、山鬼)、人鬼(國殤)。就詩的內容說：

　　其一，既寫了與人關系極為密切的神，如東君(太陽神)、云中君(云神)、大司命、少司命(壽夭之神);又寫了湘君、湘夫人之間美麗真摯的愛情傳說，曲折地反映了表現手法說，或以莊重的筆調，寫神靈的莊嚴偉大;或以婉曲細膩的筆調，寫其復雜的感情;或以悲壯的筆調，寫其為國捐軀的壯烈精神。他們無不神采飛動，栩栩如生。這些詩都是祭祀用的，神是由巫者扮演的。屈原以豐富的想象力，極生動地描寫了神的活動以及祭祀的場面，寫出了神的典型形象，并通過神反映了極為豐富的現實生活，充分表達了人間的希望與悲歡。它有著強烈地藝術魅力。

　　其二，屈原《九歌》中所寫情節是由巫者表演展示的，由于情節較復雜生動，感情的描寫頗為細膩，寫出了較一豐滿的人物形象。

　　其三，屈原是信神的，他把神的活動表現得淋漓盡致，生動傳神，除了要表現真實的感情以外，從主觀上講，確有幾分信仰者的虔誠。正因為屈原是信神的，他把神靈寫得莊嚴、肅穆、和善。神是可以為人賜福的，神對人有著豐厚的感情。從神的外貌到心靈，都寫得那么美。讀了《九歌》，使人精神上產生愉悅之感。或者可以說，《九歌》旨在給損傷了心靈的讀者精神以補償，使之愉悅振奮。

　　屈原楚辭想象最為豐富，詞采十分瑰麗。《離騷》中大量運用神話傳說，把日月風云，都調集到詩篇中來，使辭彩非常絢燦，他還突出地描寫了三次求女的故事，以表達自己執兼比興”，他善于用美人、香草，以喻君子;惡木穢草，以喻小人。通過比興手法把君王信讒、奸佞當道、愛國志士報國無門的情景，寫得淋漓盡致。

　　作品風格

　　屈原的作品充滿了積極的浪漫主義精神。其主要表現是他將對理想的熱烈追求融入了藝術的想象和神奇的意境之中。風調激楚，是屈原楚辭風格。屈原由于受霄小的排擠陷害，使曾經對他十分信任并依靠他變法圖強的楚懷王，對他產生懷疑以至疏遠放逐;楚襄王當政后，更為昏庸，朝政日益腐敗，楚國面臨亡國的危機，而對屈原這樣的愛國志士迫害有加。詩人正直的性格，高潔的人格，愛國的行動，反倒都成了罪過。他將自己滿腔憤激的情緒，發而為詩，形成了激楚的情調。這種激楚的情調，在《九章》中表現得十分強烈。

　　屈原的作品還以一系列比興手法來表情達意。如他以鮮花、香草來比喻品行高潔的君子;以臭物、蕭艾比喻奸佞或變節的小人;以佩帶香草來象征詩人的品德修養 。這種“香草美人”的比興手法，使現實中的忠奸、美丑、善惡形成鮮明對照，產生了言簡意賅、言有盡而意無窮的藝術效果。

　　如《哀郢》開頭寫道：“皇天之不純命兮，何百姓之震意。民離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東遷。”詩人對國破家亡之痛，民離失散之苦，表現出十分憤汽的情緒。出他獨有的奇崛憤激、凄涼幽冷的詩歌。在許多詩中，他對當時社會不重視賢才、自己懷才不遇表示了極大的憤汽，如《浩歌》:不須浪飲丁都護，世上英雄本無主。買絲繡作平原君，有酒唯澆趙州土。愛士的平原君不復存在，有才之士又有誰重視和愛護呢?詩人在憤激又流露出凄涼幽怨的情調。屈原楚辭雖然情調激楚，然由于胸襟的博大，感情的深沉，因此意趣幽深，讀來毫無浮泛或輕躁之感。這種幽深的意趣，深含在他寫的各類詩中。且不說《離騷》表達的那種深厚的愛國熱情以及詩人對國家民族的涓涓之誠，深深的扣動著讀者的心弦，就是《天問》那種以問句構成的形式奇特的詩歌，在反問中包含著相當深刻的思想，充分表現出他的淵博和睿智。使詩意趣豐富，神理超拔，給讀者以美的啟示。

　　作為一個偉大的詩人，屈原的出現，不僅標志著中國詩歌進入了一個由集體歌唱到個人獨創的新時代，而且他所開創的新詩體——楚辭，突破了《詩經》的表現形式，極大地豐富了詩歌的表現力，為中國古代的詩歌創作開辟了一片新天地。后人也因此將《楚辭》與《詩經》并稱為“風、騷” 。“風、騷”是中國詩歌史上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兩大優良傳統的源頭。同時，以屈原為代表的楚辭還影響到漢賦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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