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李賀的詩精選

　　李賀，唐朝詩人，與李白、李商隱稱為唐代三李，有“詩鬼”之稱。是一位浪漫主義詩人。因疾病纏身，27歲英年早逝。他的詩既有懷才不遇的悲憤，也有對底層人民的可憐，悲憫之情，在藝術方面獨樹一幟，極富創造性。以下是小編整理的關于李賀的詩精選，歡迎閱讀！

　　《馬》

　　大漠沙如雪，燕山月似鉤。

　　何當金絡腦，快走踏清秋。

　　《南園》

　　男兒何不帶吳鉤，收取關山五十州。

　　請君暫上凌煙閣，若個書生萬戶侯。

　　《感諷五首 其五》

　　石根秋水明，石畔秋草瘦。

　　侵衣野竹香，蟄蟄垂野厚。

　　岑中月歸來，蟾光掛空秀。

　　桂露對仙娥，星星下云逗。

　　凄涼梔子落，山璺泣清漏。

　　下有張仲蔚，披書案將朽。

　　《蘇小小墓》

　　幽蘭露，如啼眼。

　　無物結同心，

　　煙花不堪剪。

　　草如茵，松如蓋。

　　風為裳，水為珮。

　　油壁車，夕相待。

　　冷翠燭，勞光彩。

　　西陵下，風吹雨。

　　《七夕》

　　別浦今朝暗，羅帷午夜愁。

　　鵲辭穿線月，花入曝衣樓。

　　天上分金鏡，人間望玉鉤。

　　錢塘蘇小小，更值一年秋。

　　《詠懷二首 其二》

　　日夕著書罷，驚霜落素絲。

　　鏡中聊自笑，詎是南山期。

　　頭上無幅巾，苦蘗已染衣。

　　不見清溪魚，飲水得相宜。

　　《雁門太守行》

　　黑云壓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鱗開。

　　角聲滿天秋色里，塞上燕脂凝夜紫。

　　半卷紅旗臨易水，霜重鼓寒聲不起。

　　報君黃金臺上意，提攜玉龍為君死！

　　《天上謠》

　　天河夜轉漂回星，銀浦流云學水聲。

　　玉宮桂樹花未落，仙妾采香垂佩纓。

　　秦妃卷簾北窗曉，窗前植桐青鳳小。

　　王子吹笙鵝管長，呼龍耕煙種瑤草。

　　粉霞紅綬藕絲裙，青洲步拾蘭苕春。

　　東指羲和能走馬，海塵新生石山下。

　　擴展閱讀：李賀詩詞文學特點

　　李賀詩歌的總體特征,前人有的評,那就是奇詭。看他的《惱公》一詩,鋪寫人物形貌風神不遺余力,詞語求新奇,華麗的藻繪觸目皆是。前人論此詩,多說晦澀不通。其實李賀的這首詩,用了許多省略,許多暗示創造了一個隱約朦朧的境界,我們盡可以在不理解中欣賞詩里的清詞麗句和奇妙的思致。“歌聲春草露”妙在以春草上露珠狀寫歌聲圓潤清亮,妥貼切當。“發重疑盤霧,腰輕乍倚風”極能摹寫美人的風姿綽約,嬌繞萬種。詩中的描寫繁密跳斷,又時有重復。這正如一簇野花,枝枝香氣四溢,色彩艷麗,而花枝叢雜,缺少安排。但是我們可以在這種叢雜中體味到觸目皆春的美感。而《惱公》末四句從兩方落筆,前二句寫出麗人難近的悵惘(“漢苑尋宮柳,河橋閡驚鐘”。)后兩句寫出家中妻室對詩人情遇難再的幸災樂禍,更是奇特中帶著詼詭。(“月明中婦覺,應笑畫堂空”。)奇情幽思是李賀的絕大長處。我們看《蘇小小墓》,詩人從幻想中的幽靈著筆,蘭露如淚,蘭花如煙,如茵綠草,松風水冷,組成了一個幽靈的世界。《湘妃》、《秦王飲酒》、《秋來》等都有與此相類的特點,成為李賀詩歌中一個很鮮明突出的現象。

　　中唐詩壇產生出李賀的這種具有鮮明風格的詩歌,一方面是唐詩發展的.必然趨勢決定的。唐詩到李杜,題材的廣泛、手法的變化、體裁的運用都達到了極高的境地。他們是豐碑,更是不易跨越的障礙。中唐詩人的境況即是為此:前輩詩人的輝煌成就可以給他們以借鑒,詩壇的喧囂過后他們能夠在師承之中冷靜地有所揚棄,有所創新——形勢逼著他們要有更細微的觀察體會,更深刻的挖掘,更廣泛的開拓。和李杜相比,中唐詩家調不那么流暢了,格不那么高了,氣不那么渾厚了,胸懷也不那么寬廣了,但他們的體裁、手法、句式也有了更多更大的變化,這種發展的結果即是中唐詩壇的百花齊放、各占風流。中唐詩壇上風格多樣的詩歌,正體現了這種最可寶貴的獨特性,所以也正是其個性和成就所在。

　　李賀生在中唐,少年時即蒙韓愈、皇甫賞識獎掖,他一生中也曾數次外出求學或赴試。身處時代的文學風氣之中,不可能不受到這種創新精神的影響,余冠英、王水照先生在《論唐詩發展的幾個問題》中說:“從語言風格上說,韓愈、孟郊尚險怪。他們雖稱善于學古,……在語言的刻苦推敲,追求新異,是當時的風氣。……李賀詩的奇詭瑰麗,新辭異采,妙思怪想,固然也受韓孟詩風的影響。”

　　作為中唐多樣詩風中奇異一束,李賀詩歌屬于那個文學風格群體中的一部分,這個文學群體風格各異,體裁多樣,但共同特征卻都歸結到了散文化、變體的形式和敘寫鋪張上來。我們這里的散文化包括詩句形式中的忽略對偶和篇章中的議論作風。變體指的是詩歌的結構、語言的反程式化等,而敘寫鋪張則是中唐詩壇上很常見的現象。韓愈的《南山詩》、元稹的《連昌宮詞》,白居易的《長恨歌》和《琵琶行》,都有這個特點。中唐詩壇上韓孟詩風的出現,是對喧囂一時的“元和體”詩歌的排斥和反動,在長慶、元和年間,元白以其古體詩、樂府詩的明白淺切一新時人耳目,他們自己的詩歌達到了很高的藝術成就,后來仿效者卻多卑下浮滑,沒有氣骨,漸趨末流了。其后韓孟崛起詩壇,以“務去陳言”“不平則鳴”為美學原則,務以新奇險怪矯其末俗。李賀詩歌,也正是在反“元和體”的風氣中產生出來,他受到韓孟美學風氣的影響,同時又在新變的過程中作為一個鮮明主體的“我”而樹立了獨特的詩歌風格和美學傾向。

　　我們還不得不注意另一方面的原因即時代客體的中衰氣象和創作主體的自身原因,這一方面也正是具有決定意義的因素。

　　興盛一時的大唐帝國,經歷安史之亂后,已露出衰敗的跡向。當時藩鎮割據嚴重,朝廷內朋黨斗爭激烈。喧囂一時的永貞革新短命夭折了,元和時代短暫的中興也并未使帝國再現輝煌,只好回光返照,轉眼又呈蕭瑟衰朽之象。這個時代的詩人們,一方面經歷了,聽說了前輩詩人沒有經歷過的政局動蕩和貧困生活,思考的深刻,體味的沉痛也非前人可比。但另一方面,他們已少有前輩詩人的寬廣胸懷和闊大氣象。中唐詩壇上作品題材多瑣屑細小,微觀的挖掘是更深邃了,相比之下,宏觀把握上即顯得差些。中唐詩人的眼光常局限于自身的困頓遭遇,他們既不象具有蓬勃青春氣息的盛唐人那樣志向遠大,也不象晚唐人那樣近于一無所有后的悲哀。中唐人處在他們二者之間,在他們的作品中,往往是那種欲說還休,失望和希望混雜的尷尬和無奈,這一點在李賀詩中則是常常貫注的凄惻,幽冷而又奇崛之氣。他的詩歌中沒有衰敗到極點的深深嘆息,而是絕望中仍有絲絲希望和寄托的激蕩不平。這種憂愁,凄愴的氣象正和那個時代的社會背景吻合,也分明體現了時代背景對李賀其人其詩的影響。

　　更主要的是李賀的身世,遭遇對詩人創作主體的影響,這是李賀詩作風格緣起的最具決定意義的一面,也將是理解李賀詩作的一把鑰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