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賀詩歌中悲劇意識的成因

　　李賀詩風獨特，他以一個苦悶者的身份作著苦悶的詩，詩歌大多浸潤著濃厚的悲劇意蘊。

　　源出于西方悲劇藝術的悲劇意識拓展到所有的藝術門類中可以概括為：對現實悲劇性的認識和對現實悲劇性的一種文化把握。中國是詩的國度，而縱觀中國的詩歌史，在自己的詩歌中完整地描繪出自己的“生命悲壯性”的恐怕只有屈原和李賀二人了。與屈原不同，李賀一生所留存的二百多首詩歌中，干預現實政治的詩歌屈指可數，他更多的是在寫心，抒發自己無人提攜的苦悶、無人理解的憂愁，王世貞說：“李長吉師心，故而作怪。”[1]李賀詩歌中怪異的想象、獨特的意象營構及其所體現出的凄艷詭激的詩風其實是他內心苦悶的寫照。

　　一、由對自我才華的自信和家世背景的自豪而產生的自負感

　　李賀對自己的才華是相當自信的，他相信自己既有奔赴戰場為國效力的才能，又有如屈原一般的文學天賦，他在自己的詩歌中不斷宣揚自己，期望能夠得到有德有才之人的賞識。他相信自己能夠在戰場上建立一番功業，從而不辱自己“唐諸王孫李長吉”的高貴地位：“男兒何不帶吳鉤，收取關山五十州。請君暫上凌煙閣，若個書生萬戶侯。”(《南園》其五);“報君黃金臺上意，提攜玉龍為君死”(《雁門太守行》);“我有迷魂招不得，雄雞一聲天下白。少年心事當拿云，誰念幽寒坐嗚呃?”(《致酒行》);在得遇韓愈和皇甫慕名造訪的時候，李賀覺得自己大展宏圖的機會來了，昂揚之情溢于言表：“龐眉書客感秋蓬，誰知死草生華風。我今垂翅附冥鴻，他日不羞蛇作龍。”(《高軒過》)。可以說，李賀終其一生都在等待著有識之士的'提拔，渴望著能為國效力，以不辜負自己“壯士”的良好身體條件和“皇孫”的顯赫家族地位。

　　雖然李賀人生的終極目標在建功樹勛、施展自己的軍事才能，但這并不代表他不看中自己在文學上的天賦。“斫取青光寫楚辭，膩香春粉黑離離。無情有恨何人見?露壓煙啼千萬枝。”(《昌谷北園新筍四首》(其二)可見李賀對自己詩歌無人賞識的狀況是很痛心很介意的。

　　除了自己在詩歌上的天賦和從未得以付諸實踐的軍事能力，另一大令李賀時時引以為傲的就是他自認顯赫的家族背景了。

　　李賀是李唐王朝宗室的子孫，“系出鄭王后”[2]。作為宗室后裔，他自視甚高，在詩中一再以“皇孫”、“宗孫”、“唐諸王孫”稱呼自己，希望致身通顯，獲得較高的地位和享受。如《金童仙人辭漢歌》的序中，李賀如是寫道：“魏明帝青龍九年八月，詔宮官牽車西取漢孝武捧露盤仙人，欲立置前殿。官既拆盤，仙人臨載，乃潸然淚下。唐諸王孫李長吉遂作《金銅仙人辭漢歌》。”在《唐兒歌》的結尾，李賀直接提醒世人道：“莫忘作詩人姓李”。毫無疑問，李唐后裔這一特殊的身份地位是很被李賀所看中的，因為這是他優于那些平民百姓的地方，也幾乎是家境貧寒而地位低微的李賀唯一可以藉以致身通達的救命稻草了。因此，他很以這一身份為傲，在詩歌中一再地提及自己高貴的血統，以期獲得心理的滿足和物質的利益。

　　二、因生理原因和家族現狀而形成的沉重的自卑感

　　李商隱《李長吉小傳》是這樣描述李賀的長相的：“李賀細瘦，通眉，長指爪。”李賀自己的詩歌中也有對自己外貌的描寫，如在那首著名的抒寫心志的《高軒過》中，李賀即稱自己是“龐眉書客”，此外還有“巨鼻宜山褐，龐眉又苦吟”(《巴童答》)、“長眉對月斗彎環”等。長眉巨鼻，毛發稀疏，指長體瘦，李賀的外貌確實有點讓人不敢恭維。此外，李賀的身體狀況也很差。他自幼體質羸弱，在藥物的陪伴下長大。“蟲響燈光薄，宵寒藥氣濃”(《昌谷讀書示巴童》)，“瀉酒木蘭椒葉蓋，病容扶起種菱絲”(《南園》)，他甚至開始自嘲“病骨猶能在，人間底事無。何須問牛馬，拋擲任梟廬”。常年的生病吃藥很容易磨損一個人的銳氣，何況是李賀這樣一個志存高遠的有志青年，孱弱的身軀在某種程度上削弱了他的斗志，增強了他的自卑感。除了相貌的與眾不同和身體的羸弱，造成李賀自卑心理的還有他身上所體現出來的早衰的氣質。“日夕著書罷，驚霜落素絲”(《詠懷二首》其二);“終軍未成傳，顏子鬢先老”、“思焦面如病，嘗膽腸似絞”(《春歸昌谷》)。早衰的征兆在李賀的心中激起的是一種強烈的死亡預感，他不可能像同齡人那樣將死亡看作是一件遙遠的事情，因為病痛隨時可能奪走他的生命。這對任何一個年輕人來說都是巨大的心理煎熬，何況是李賀這樣一個生性敏感脆弱的人。

　　我們說身體是革命的本錢，可是李賀連最基本的“革命”的素質都不具備：形象不佳、體質羸弱、未老先衰。這些與生俱來的缺點像一座大山一樣壓得他喘不過氣來，因此他常常是自卑的，不與人交友，稍遇挫折即唉聲嘆氣，他的詩歌也大多自己意欲與世抗爭而又無法抗爭的事實，滲透出濃厚的悲劇意蘊。

　　前述，李賀“系出鄭王后”的王室后裔身份很令他自豪，但就這一點來說，李賀其實是有著雙重情感的。在《宗室世系表》里，根本看不到李賀家里任何一個人的名字，這說明李賀這個“鄭王之后”可能只是當初鄭王的一個庶出分支，且不知從什么時候起就已家道中衰，和顯赫的李唐王室越來越疏遠，以至淪為一介平民了。要不然，李賀的父親李晉肅也不會只做過“陜西令”這樣的小官了。這些李賀不會不清楚，只是，對于一無所有的李賀來說，“王室宗孫”的身份已是他能抓住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了。所以，沒落貴族的身份讓李賀又自豪又自卑，在他不斷宣稱自己“皇孫”、“宗孫”、“唐諸王孫”的身份的時候，隱藏在慷慨激昂的文字背后的，是一顆自卑而又落寞的心和一種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悲哀。李賀王室宗孫的家族背景實際上并未給他的仕途和生活帶來任何實質性的好處，相反，由于頂著貴族的頭銜而長期無人提攜，李賀的宗室情節反倒成了他一生揮之不去的沉重心理負擔。

　　三、自卑和自負兩種情感無法平衡下生出的苦悶感

　　李賀的情感世界是復雜而不平衡的，一方面，他自我尊崇，要求確立個人的獨立品格;另一方面，他又常常顧影自憐，想得到別人的提攜和保護。在自負和自卑這兩個極端中間，他始終沒有找到真正的平衡。正如學者所評價的：“生活越不如意，越想象。而想象超越現實，反襯現實越凄苦。這樣連鎖式的反應，使李賀陷入愁苦，無法自拔。”[3]因此，李賀常常是苦悶的，袁行霈先生甚至直稱李賀的創作為“苦悶的詩歌和詩歌的苦悶”：“李賀是一個苦悶的人，他的詩歌主題，一言以蔽之就是抒寫內心的苦悶。他的詩歌藝術，一言以蔽之就是苦悶的探索。只活了27歲的李賀，以他一生的苦悶，在詩歌藝術上做出了新的突破”[4]。

　　自負和自卑的情感無法平衡，催生出了李賀苦悶的情緒，這種情緒發而為詩歌，常常是語帶激憤的：“病骨猶能在，人間底事無。何須問牛馬，人間底事無”(《示弟》);我當二十不得意，一心愁謝如枯蘭。(《開愁歌》)。他的詩歌還常常透露出日暮途窮的凄涼感：“鏡中聊自笑，詎是南山期”(《詠懷》二首其一);“況是青春日將暮，桃花亂落如紅雨”(《將進酒》)。雖然李賀也有一部分抒發意欲建功立、實現人生抱負的詩歌，但顯然，此類充滿著苦悶和不滿情緒的詩歌占據了其詩作的大半壁江山。王世貞曾說：“李長吉師心，故而作怪”(《唐音癸簽》卷七引)，李賀就是太注重自己的內心感受了，時時處處都在抒寫自己的心志，將自己的內心感受不加選擇地全部傾注到筆端，從不考慮這樣做是否合適。在他看來，詩歌最重要的功能就在于寫心，否則，他的詩歌在后世也不會引起那么多命運之士的共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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