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賀詩歌悲劇意識的外現

　　李賀生在一個極具悲劇意味的時代，其個人也有著極具悲劇色彩的性格，又遭遇了常人無法想象的悲劇性厄運，所以他的詩作自然籠罩著一種無法改變的悲劇意識。

　　李賀的詩歌素來以悲凄、怪誕著稱，其詩作從里到外都滲透著一股濃重的悲劇意識。品讀李賀生平不難發現，李賀生在一個極具悲劇意味的時代，其個人也有著極具悲劇色彩的性格，又遭遇了常人無法想象的悲劇性厄運，最后以二十七歲的夭亡為生命劃上了一個悲劇性句號。強烈的悲劇意識使得李賀詩歌有著強烈的震撼力和藝術感染力。讀李賀的詩我們能夠明顯地感受到，其中所透射出的悲劇意識，不僅蘊涵在詩歌對社會、對世事的控訴上，也體現在李賀創作時采用的富有悲劇意義的手法上，體現在詩中作者對宇宙，對人生，對自我內心的思考、拷問以及嘆息中。

　　一、“類我”的悲劇意向

　　意象，是人精神的產物，是文學作品中作者理性思維的感性顯現，它具有理性的內容和感性的外形，也就是內情與外象的融合。讀李賀的詩歌不難看出，李賀構建詩歌意象的基本方式是：在構思想象活動中，將我的情感與通過感官感知到的有關客觀世界的感覺經驗相交融，使主觀感情所付諸的客體完全擁有人特有的精神。李賀慣用的詩歌意象，幾乎全部都是“類我”型的.，李賀主觀悲劇情感總是試圖在意象中對號入座，這種執拗造就了詩歌濃重的悲凄、無奈、自我嘆息的氛圍。

　　1.意象的外現――濟世理想。李賀詩中的意象很多，而出現頻率較高、傾注作者情感較多的意象為“馬”、“劍”、“竹”、“鬼”等幾種。對于這些意象的塑造，詩人主要想寄托自己匡時濟世的理想。

　　在二十三首《馬詩》中，李賀借以抒發自己“此馬非凡馬”，“向前敲守骨，猶自帶銅聲”(其四)的與眾不同的極佳素質。借以期盼遇上英主，發揮自己的才能，以顯示英才本色。《馬詩》其五寫到：“大漠沙如雪，燕山月似鉤。何當金絡腦，快走踏清秋。”荒寒不可懼，駿馬不以為苦，渴望籠上黃金馬絡頭，在漠北戰場上輕快奔馳，就像清秋季節外出郊游一樣。全詩透露出企盼知遇、一展所長的理想。

　　與馬一樣，劍是詩歌中“類我”意象的又一客體，同樣也是詩人積極用世精神的體現，是詩人渴望為國建功立業的“男兒何不帶吳鉤，收取關山五十州”遠大抱負與凌云壯志的反映。詩人以劍自喻，以劍自期，借詠劍來抒懷言志，劍與人渾然一體，密不可分。李賀期盼能得到朝廷的賞識和重用而馳騁疆場，像寶劍出鞘一樣一試鋒芒，施展自己的才干，實現自己的抱負和理想。這就是詩人反復歌詠寶劍的深層用意。最精彩的詠劍詩是《春坊正字劍子歌》：“先輩匣中三尺水，曾入吳潭斬龍子……直是荊軻一片心，分明照見春坊字……”全詩的命題立意深刻而又精巧，既是寫劍，更是寫人。

　　2.意象的內涵――人生失意的困頓。在文學創作中，意象的使用目的在于形成“象外之象、景外之景”的審美效果，在“象外、景外”找到“意”，創造“文外之重旨”。李賀在詩歌創作中借馬、劍、竹等意象的抒寫，來表現自己的良好素質和杰出才能，寫出自己宏偉的抱負與遠大的志向。

　　即使是竹，也無奈“無情有恨何人見，露壓煙啼千萬枝”(《昌谷北園新筍四首》其三)，“古竹老梢惹碧云，茂陵歸臥嘆清貧”。(《昌谷北園新筍四首》其四)詩人借竹來抒寫自己的悲憤之情，創造出物我相契、情景交融的境界。竹的清麗、俊秀是詩人的志趣所在，詩篇雖從頭到尾寫竹詠竹，卻又無處沒有詩人的精神所在。

　　在表現李賀失意和困頓方面效果最突出的，要算是“鬼”的象征意象了。悲劇性的人生命運讓李賀經歷了由憂病到畏死、到求生的心路歷程，于是李賀詩中也便有了描繪和表現虛幻、荒誕的鬼的意象系列。《蘇小小墓》中的蘇小小鬼魂是一個充滿憂思愁苦、落寞無依、處境和遭遇都令人同情落淚的藝術形象。讀者完全可以從蘇小小這一藝術形象身上看到詩人的影子。詩歌綺麗濃艷的背后，寄托著詩人的哀激孤憤之思，透過凄幽縹緲的外表，讀者不難感受到詩人那熾熱如焚的肝腸。詩中的香魂吊念、恨血化碧等意象，正是反映和表現詩人那種抑郁的情懷。詩人在人世間找不到知音，不被人所了解，只能到陰間地府去尋求，與鬼交友。可見，詩歌所要表現的鬼域世界正象征當時黑暗腐朽的社會現實。

　　二、“超我”的悲劇幻念

　　李賀詩集中“仙人”共出現十二次之多，李賀在詩中將自身面對生活的悲慘境遇幻化成了具有“超我”精神的仙境，渴望能夠將人生理想寄托于仙境。仙境是自由、飄逸、無拘無束的，李賀幻想著自己能夠擁有像仙人一樣的生存空間以及生存本領。這樣，身在凡境，不得已而用仙境寄托自己的理想，在這種心理作用下，詩歌自然也就附帶了其物有的悲劇意識。

　　1.寄理想――幻化仙境的超脫。面對殘酷的現實，李賀常常將理想的生活寄托于神仙世界，以無所羈絆的詩性想象來祈求生命的永恒。《天上謠》是最有代表性的：

　　天河夜轉漂回星，銀浦流云學水聲。玉宮桂樹花未落，仙妾采香垂佩纓。秦妃卷簾北窗曉，窗前植桐青鳳小。王子吹笙鵝管長，呼龍耕煙種瑤草。粉霞紅綬藕絲裙，青洲步拾蘭苕春。東指羲和能走馬，海塵新生石山下。

　　這首詩塑造了一個悠閑安適、清新幽美的天上樂園，是一種無以言喻的美麗。李賀描繪了有如陶淵明桃花源般的場景和意境，借以排遣他在現實生活中所遭遇的抑郁和苦悶，曲折地表現了他對現實世界的厭惡和無奈。詩中對神仙境界的描寫不是簡單的搬用，而是加工再造、統籌安排。寫的是神是仙，但卻有著人的思想感情和生活方式，讓人感到親切、真實。杜牧在《李長吉歌詩序》中說：“云煙綿聯，不足為其態也;水之迢迢，不足為其情也;春之盎盎，不足為其和也;秋之明潔，不足為其格也;風檣陣馬，不足為其勇也;時花美女，不足為其色也;鯨�鰲擲，牛鬼蛇神，不足為其虛荒誕幻也。”這是對李賀詩的超越現實，溝通仙、鬼兩界的藝術想象力的最好概括。李賀將自己的理想寄托在了這種對神仙世界的幻想之中。

　　2.抒無奈――寧可撕碎幻念的美好。神仙世界是自在、清凈、無待的，而現實世界卻永遠存在著趨炎附勢的人，為揭露這些人的嘴臉，李賀寧可打碎神仙世界的美好，借以諷刺現實。《仙人》一詩便是如此：

　　彈琴石壁上，翻翻一仙人。手持白鸞尾，夜掃南山云。鹿飲寒澗下，魚歸清海濱。當時漢武帝，書報桃花春。

　　前面六句儼然是一幅清凈的神仙畫卷，時間、地點、人物、動作、神韻盡在其中，神仙的風姿躍然紙上。然而末句用典，仙人們本應悠然自得，但是一聽到漢武帝好神仙，便忙著來報告桃紅開放了。姚文燮對此評說：“元和朝，方士輩競趨輦下，帝召田伏元入禁中，詩為此而作。”由清凈轉為塵俗，諷刺方士趨炎求榮，爭者向漢武帝稟報王母桃花開，這是不清凈的表現。李賀在創作中，為了諷刺他們，自己寧可撕碎神仙世界的美好，發出“仙輩尚且如此，凡輩更該如何”的慨嘆，悲劇意蘊頓時浮現于筆紙之間。

　　李賀一生都在不停地營造著神仙、鬼怪、夢幻等這些“超我”、“超自然”的境界，借以抒發自己生命中的怨、悲、志，借助心理幻念，來書寫出自己對仙境的無限憧憬，反襯出對人世的不滿和憂憤。李賀的這種藝術思維方式恰恰暴露出了自己帶有悲劇意義的“雙重”性格，即一方面渴望縱橫馳騁、建功立業，另一方面還希望自己的失意能夠得到世界的憐愛。在這種帶有悲劇性的藝術思維方式的作用下，李賀在體悟世界時，明顯將“我”的意念進行了主觀化處理，在外物身上傾注了自己的情緒和感觸，塑造了一個個“超我”，“超我”雖是物，但是物本身附帶著的是詩人悲苦的志向和理想。

　　總之，在李賀那里，即使“終日酩酊大醉”也無法消解“況是青春日將暮，桃花亂落如紅雨”帶來的強烈的悲劇感。因為這不僅是李賀的困惑，也是人類的困惑。但我們畢竟通過李賀詩歌悲劇意識的外現，了解并理解李賀詩歌呈現出的極為獨特的精神價值和藝術風貌，了解并理解他以詩的方式帶我們探索生存與生命的本來面目，正因為如此，李賀的詩才具有了不可替代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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