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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生亦大矣-《蘭亭集序》的思想
導(dǎo)語：《蘭亭集序》是一部奇書，世界上沒有那一本書能像它這樣絢麗多彩。它不但在書法藝術(shù)上達(dá)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它的“死生亦大矣”的思想同樣令人嘆之。
死生亦大矣——《蘭亭集序》的思想
一、寫蘭亭集會的盛況以突出生之“樂” 。
文章的第一段較具體地寫了蘭亭集會的盛況。本段共六句。第一句交代了集會的時間、地點及目的，第二句交代了與會的人物，第三句寫了蘭亭之優(yōu)雅的環(huán)境，第四句寫盛會上人們的活動情況，第五句寫晴和的天氣，第六句抒發(fā)感慨。顯然，六句中，有些是慣常的必要的交代，有些是寫自然造化之美，有些卻是寫集會的“盛況”。名士們在晴朗的天空下，感受著和煦的春風(fēng)，可遠(yuǎn)眺可近觀可仰視可俯察，流觴曲水，飲酒賦詩，暢敘幽情，何其痛哉!快哉!樂哉!而“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其作用在于“游目騁懷”“極視聽之娛”。這里在抒發(fā)了生之快樂的同時，又表現(xiàn)出一種曠達(dá)的心境。
本段以寫盛會始，以抒感慨終;以做“修禊”為名，以行快樂為實。
二、寫靜者躁者的異同以突出死之“痛” 。
文章的第二段寫了兩種人，一個是喜歡“靜”的人，一個是喜歡“躁”的人。前者“取諸懷抱，晤言一室之內(nèi)”，后者“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性格乃至行為上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兩者又有驚人的相似之處：“當(dāng)其欣于所遇，暫得于己，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將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隨事遷，感慨系之矣。”快樂的時候，得意忘形，感覺不到自己在悄悄地衰老，等對高興的事物感到了厭倦，感慨就自然而然地產(chǎn)生了。什么感慨?有兩個：一個是“向之所欣，俯仰之間，已為陳述”;另一個是“修短隨化，終期于盡”。它告訴我們?nèi)c：其一，事物有生就有滅，有樂就有悲;其二，事物由生到滅，由樂到悲，其時間很短暫，倏忽之間，正如白駒之過隙;其三，生命之長短之存滅，不是主觀所能左右的，它取決于自然的造化。由此說來，生命是何其寶貴!正因如此，所以作者才引用古訓(xùn)“死生亦大矣”;正因如此，所以作者慨嘆：“豈不痛哉!”
三、文章為批評名士之虛無的思想觀念而作 。
東晉是名士風(fēng)流的時代。他們崇尚老莊，大談玄理，不務(wù)實際，思想虛無，寄情山水，笑傲山野。他們思想消極，行動無為，就像浮萍之于海水，隨波蕩漾，飄到哪里就是哪里。當(dāng)然，死了就死了，無所謂，因為死就是生，生就是死，“一死生”“齊彭殤”。對此，作者作了委婉的批評。
生和死是兩碼事，不能等同起來。生有各種各樣的生，有的人活得窩窩囊囊，有的人活得志得意足;死也有各種各樣的死，有的人死得默默無聞，有的人死得轟轟烈烈。司馬遷說：“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臧克家說：“有的人死了，他還活著;有的人活著，他已經(jīng)死了。”毛澤東說：“生的偉大，死的光榮。”。。。。。。生與死怎么可以等同呢?正如作者所說的：“固知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作者這樣寫，表明了他對生死問題的看重，他是想以此來啟發(fā)那些思想糊涂的所謂名士，不要讓生命輕易地從自己的身邊悄悄逝去。
四、文章以“死生亦大矣”的觀點來警醒“后之覽者” 。
綜上所述，文章記敘了蘭亭集會的盛況，闡述了“死生亦大矣”的觀點，批評了士大夫之虛無的思想觀念，顯然是有感而作，緣情而發(fā)。但是，作為一篇文集的“序”，除了批評士大夫之虛無的思想觀念之外，還要對結(jié)集的目的說一說。參加蘭亭集會的是當(dāng)時社會上的名流，如謝安、孫綽等人。正如上文所說，他們引觴曲水，飲酒賦詩，暢敘幽情，何其痛哉!快哉!樂哉!然而，“向其所欣，俯仰之間，已為陳跡”。對此，作者認(rèn)為“豈不痛哉”!所以，把他們賦的詩收錄下來，不至于使其泯滅，而讓其流芳百世，使“后之覽者，亦將有感于斯文”，如作者一般，生發(fā)出“死生亦大矣”的感慨。為什么會這樣呢?因為“雖世殊事異，所以興懷，其致一也”，因為“后之視今，亦由今之視昔”。這不能不令人慨嘆作者有一副多么好的心腸!
佛教、道教徒總是把生死看得很虛無、很超脫，他們“一死生，齊彭殤”，可我們不是神仙道人，是血肉之軀，要珍惜生命，士大夫當(dāng)“兼濟(jì)天下”，去實現(xiàn)自己的抱負(fù)。這種生活觀在我(王羲之)看來是何等的虛偽可笑。正因為我對生命是如此的珍惜，因此，“每覽昔者興感之由”，我“悲”古人，因為我對生命的體驗和古人對生命的體驗是何其相似;我亦“悲”后人，“后之視今，亦由今之視昔”，后人讀我的文章，猶如我讀古人的文章一樣。這里的“悲”不同于上一段的“痛”，而是對個體之痛的理性思考，是由己悲人的，更加深刻感慨。
人類社會從古至今邁進(jìn)了多少年，人類文明的發(fā)展也是今非昔比，但無論世界怎么變化，人類對生命本質(zhì)(生命、青春、痛苦等等)的體驗卻是一致的，王羲之也正是道出了這種“千古同悲”，才如此深深地打動了我們。
王羲之的人生觀不消極，悲嘆并不等于悲觀，歷史上悲嘆人生的往往是最富有創(chuàng)造價值的人士，比如曹操、李白，曹操在的詩中寫道“人生幾何，對酒當(dāng)歌，譬如朝霞，去日苦多”，但這并不妨礙他成為亂世英雄。正是因為他們對人生充滿了執(zhí)著，對歲月的流逝才如此悲嘆。王羲之的文章多在是“消極其表，執(zhí)著其里”，王羲之在書法上的卓越成就正是他對抗人生虛無的最執(zhí)著的努力。
一言以蔽之，結(jié)集的目的在于警醒后來的讀者在讀文的時候，不要感染士大夫之消極的思想情緒，而能夠充分地認(rèn)識到“死生亦大矣”的思想精髓。
創(chuàng)作背景
晉穆帝永和九年(353年)農(nóng)歷三月初三，“初渡浙江有終焉之志”的王羲之，曾在會稽山陰的蘭亭(今紹興城外的蘭渚山下)，與名流高士謝安、孫綽等四十一人舉行風(fēng)雅集會。與會者臨流賦詩，各抒懷抱，抄錄成集，大家公推此次聚會的召集人，德高望重的王羲之寫一序文，記錄這次雅集，即《蘭亭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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