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賈平凹“商州小說”的地域文化特點
賈平凹“商州小說”的地域文化特點是什么呢?如何從賈平凹“商州小說”了解其文化特征?
賈平凹，土生土長的商州人，揮之不去的“商州情結”、“獨行俠”的文學創作，使他成為當代文壇中極具創作個性而又最具爭議的作家。20世紀80年代，在“文化尋根”的道路上，他以“文化本位”的審美價值取向創作了一系列具有濃郁商州地域文化特色的“商州小說”。其中，《古堡》以商州獨特自然風貌的描寫、厚重歷史文化底蘊的挖掘、神秘巫風土俗的再現以及方言土語的運用等，成為“商州小說”中最具地域文化特征的代表作品之一。
一.獨特的自然風貌
商州，位于陜西南部，地處長江流域與黃河流域的銜接地帶，“它偏遠，卻并不荒涼;它瘠貧，但異常美麗”[1]，是賈平凹生活了近20年的故鄉。俗話說，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作為生于斯，長于斯的作家，故鄉獨特的自然風貌成了賈平凹小說創作的重要因子。在作品中，賈平凹“深情地把商州稱作是‘美麗、富饒而充滿著野情野味的神秘的地方’，這里的樹細而高長，向著天空擁擠，炊煙也被拉成一條直線，山里的懸崖險峻處則樹木皆怪、枝葉錯綜，白云忽聚忽散、幽幽冥冥，有水則晶瑩似玻璃，清澈見底……”[2]在“商州小說”中只要是提及鄉村，他都會對該村的自然風貌作如此相近的描繪。例如《古堡》一開篇就為我們展現了一幅典型的商州山地風貌：“商州東南多峰，××村便在天峰、地峰、人峰之間。三峰鼎立，夾一條白花花的莊河蛇行，莊河轉彎抹角，萬般作弄，硬使一峰歸陜，一峰歸豫，一峰歸鄂……”[3]作者通過寥寥數筆就勾畫出小說故事發生的地域文化背景：故事發生地××村被三座山峰所包圍，在客觀上形成了相對封閉的環境，再通過三峰的不同歸屬我們便可以知道這是一個三省交界處的閉塞小山村。而處于峰頂的古堡更是極具山地險峻特點，還有那古堡道觀中的九仙樹，因其古老而被村民奉為該村的風脈神樹。這里透過奇樹、奇峰以及神秘古堡的描寫，不但為我們展示了商州獨特的自然風貌，而且從側面烘托了故事發生的文化氛圍。正因為如此封閉、落后的環境才會形成村民落后、愚昧的意識，也才會出現改革過程中變革與守舊的矛盾沖突。最為有趣的是作品中作者以“蛇形”來比喻故事發生地××村的地形，以經常有麝、狼、狐、野兔等動物出沒來描寫該村獨具特色的“野味”。透過這樣的的描繪我們不難發現作者從另一個方面為我們傳達出了與閉塞相對照的另一種文化信息：美麗富饒、人杰地靈。也只有在這樣的人文環境中，作品才會圍繞小說的中心事件——開礦事件，最終塑造出張老大這個順應時代的改革者形象。
可見，賈平凹筆下對自然風貌“原生態”的描繪，并不是一種文學創作的裝飾或賣弄，相反，透過這些古樸甚至近乎純粹的自然風貌呈現，它折射出的是飽含作家情感的商州獨特的地域文化內涵。
二.厚重的歷史文化底蘊
“商州小說”中的地域文化與商州的歷史文化息息相關。商州，地處秦嶺南麓，自古便是兵家的必爭之地。早在戰國時期，該地區便是秦國和楚國相互鏖戰的常發地，后來秦國憑借商鞅變法而迅速強大之后，秦王將該地區賜封給商鞅作為其封地。《古堡》中對商州地區歷史的描述主要依靠一部《史記·商君列傳》，細讀作品可以發現作者將整篇《商君列傳》都穿插進了小說，除了首尾兩章之外，其余各章都有所涉及。首先在第二章中便以道士之口將《商君列傳》中商鞅入秦前的部分故事講述給孩子們聽;第三章中是老道士吟誦老《商君列傳》，全引其中商殃入秦為秦孝公賞識這部分的原文;第四章中是導演聽老道士給小道士講商殃故事，同時陳述商鞅變法的道理;第五章基本上是翻譯原文，即老道士給老二、光小講述商較變法時制定的各種法則;第六章中是《商君列傳》中商殃在變法時懲處不法貴族至商殃死前部分的摘要;第七章為孩子們在田野中嬉戲，學老道士說商殃故事。作品通過穿插商鞅變法的故事，不僅預示著張老大帶領村民致富改革的艱難，還暗示了張老大最后的悲劇結局。總而言之，作者通過這一部分史料的穿插，不但延伸了作品的歷史縱深感，而且還增強了作品深刻的文化意蘊。
三.神秘的巫風土俗
自古楚地多尚巫。從小深受荊楚巫風影響的賈平凹，在其“商州小說”創作中隨處可見巫風土俗等神秘文化的影子。例如作者在《古堡》中就精心構建了幾個展示原始民俗的場景：第四章第四節中為轟趕陰霉氣而做的“紅場子”。受“麝”怪的影響，村民一直認為應該給礦洞做“紅場子”儀式。“第一個進洞子的人就脫了外衣，用鍋煤黑、桃紅色研成水，在背上、肚皮上畫了青龍、玄虎、朱雀，額頭上又畫了太陽、月亮，再用紅布包了頭，緊了腰帶，列隊進去。立即，洞內一人吶喊，十人吶喊，喊的字句不清，其實也沒有字句，一盡聲嘶力竭。待到喊到高潮時，鑼鼓大作，嗩吶齊鳴，那鞭炮就嗶嗶叭叭如炒豆一般。這時就見硝煙從洞口噴出來，聲浪從洞口涌出來，小伙娃娃們就往洞里一窩蜂地鉆，媳婦女子們卻全捂了耳朵往后退，退不及，跌倒了，就有一只紅鞋被人拾起，‘日’地一聲從人頭上飛過，落到場圈外去了……”[3]在挖礦前鄭重、嚴肅地舉行的“紅場子”儀式明顯是帶有原始宗教文化色彩的。
《古堡》除了對“紅場子”儀式有細致入微的描寫外，第六章第二節對男人們在篝火邊發狂般跳舞的描寫更是具有奇幻性：“他們就跳起往日過會時祭神驅邪的巫舞。已經是寒冷的暮晚，他們全脫了身上的棉衣，甩掉了帽子和包頭巾，將那些廢紙撕了條子，一條一條貼在臉上，舉著釬子、镢頭繞篝火堆跑。皆橫眉豎眼，皆齜牙咧嘴，似神鬼附身，如癡如瘋。旁邊的人就使勁敲打鐵器，發出‘嗨!嗨!’吼聲。……”[3]這段堪稱神來之筆的描寫，雖然在表現上虛妄成分較濃，但細細品味就會發現其與遠古的宗教儀式舞蹈有著異曲同工之妙。 當然，作者對神秘荊楚巫風的書寫以及對原始民俗的再現，不但從側面襯托出了現實社會中改革的艱難，而且更為重要的是由此而深刻地揭示出了商州地域文化的當下意義。
四.方言土語的運用
在文學創作中，賈平凹始終認為“語言是第一的”，并主張“在傳統與現代之間的新漢語寫作”，其作品《古堡》乃至“商州小說”對方言土語的運用，不但“不土”，反而讓人感到生動、活潑，更具有表現的張力。
“老大提了十板響炮，又將河南那邊的一個自樂班請來，……說是要在礦洞‘紅場子’哩。……”“紅場子”是商州方言中的專有名詞，表示當地的一種特殊習俗。這里作者把“專有名詞”創造性地運用于小說創作中，不僅突出了小說的親和力，而且還彰顯了小說濃郁的地域文化特征。
“亂跳亂叫的村人筋疲力盡地倒在地上，望著滿天的星星，像是卸了套的牛，下了竿的猴，沒了一絲力氣。”這段話是作家從商州的順口溜中演化而來的，“雖然不及文人的細膩，但它卻剛健清新。”[4]
此外，《古堡》中方言土語的運用還體現在人物的言談中。如“老大卻狠狠地說：‘胡成精!后晌你去祖墳里，……’老二說：‘扛到這里來?干啥用場?’老大說：‘所有的洞都垮了，只有咱這個洞子還好……’老二驚得噎了半天，說道：‘你是瘋了?……’老大：‘別人都窮著，你當著個財主，心里就安生嗎?別人也能安生讓你做財主嗎?”中的“胡成精”“啥”，“洞子”，“噎”，“安生”等都是透著商州風味的地道方言。這些商州方言的運用，不但塑造出了個性鮮明的人物形象，而且還突顯出了小說語言“本土化”的審美價值取向。
五.結語
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文化。作家總是生活在一定的地域中，不能不感受到地域文化的氣息。作家的創作必然滲入地域文化的因素，表現出地域性。賈平凹作為土生土長的商州人，其“商州小說”以獨特的地域文化特征表達了他難以割舍的“商州情結”。從某種意義上講，“商州情結”更是承載了他“文化尋根”的審美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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