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庭堅和杜甫

時間：2023-04-08 12:40:57 黃庭堅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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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庭堅和杜甫

　　導語：黃庭堅和杜甫講述什么事情呢?下面是小編分享的黃庭堅和杜甫論文，希望能夠幫到大家。

黃庭堅和杜甫

　　內容提要 江西詩派后學張“一祖三宗”之說，雖然遠紹杜甫，但黃庭堅才是江西詩派的實際開創者，他正是通過學杜形成自己獨特的詩歌風貌的。他對杜甫的學習是全面的，也是創造性的，本文從思想內容、對前人遺產的態度、句法、音律、遣詞用語的特色等方面對黃庭堅與杜甫作了全面的比較。對“唐音”“宋調”的同異承繼關系，亦有所論及。

　　關鍵詞杜甫黃庭堅影響唐音宋調

　　杜甫堪稱我國古代最偉大的詩人，但是他被人們承認也有一個比較漫長的過程。在中唐，雖有韓愈、元稹等人給杜甫以相當高的評價。但總的來說，杜詩還未獲得廣泛的認可。杜詩之顯，至宋而極。產生于安史之亂前后的杜詩并不顯于唐朝。杜詩不顯于當世，并不等于無人學杜。相反，中晚唐學杜詩者，不乏其人，如白居易、皮日休、杜荀鶴、羅隱等人。安史之亂，唐帝國興旺發達的氣象一落千丈。中唐人雖有中興之夢，無奈力不從心，底氣不足;晚唐人更徒有“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之嘆。在這種氛圍的籠罩下，對國家前途命運的擔憂與失望，消磨掉了詩人們生活的豪氣與激情，詩歌的內容多轉為個人情懷的細細吟詠，或轉為憤懣之音，總之，對國家社會的關注大大削弱，對杜甫的理解也比較片面，所以，杜甫少為人關注和推崇也是題中應有之意。中晚唐時期，給杜甫最高評價的是元稹，他的《杜工部墓志銘》云：

　　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至若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詞氣豪邁，而風調清深，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李尚不能歷其藩翰，況堂奧乎!

　　主要著眼于具體的技藝手法，且集中在“鋪陳”、“排比”、“屬對”等方面，大約與元稹的個人藝術偏好有關，雖不能說毫無所見，但片面與膚淺是一望可知的，難怪元好問嘲諷他說：“少陵自有連城璧，爭耐微之識趺。”

　　孟棨，其《本事詩》“高逸”條云：“杜(甫)逢祿山之難，流離隴蜀，畢陳于詩，推見至隱，殆無遺事，故當時號為‘詩史’。”評價雖高，然其著眼于杜甫者僅停留在記錄史事的一面。

　　宋初，杜詩仍未顯于世。宋初詩人多取法中晚唐詩人。《蔡寬夫詩話》“宋初詩風”條云：

　　國初沿襲五代之余，士大夫皆宗白樂天詩，故王黃州(禹 )主盟一時。祥符、天禧之間，楊文公(億)、劉中山(筠)、錢思公(惟演)專喜李義山(商隱)，故昆體之作，翕然一變，而文公(楊億)尤酷嗜唐彥謙詩，至親書以自隨。

　　所學中晚唐詩人中，獨遺杜甫。杜詩為宋人所重，約在仁宗慶歷前后。《蔡寬夫詩話》“宋初詩風”條續云：

　　景佑、慶歷后，天下知尚古文，于是李太白、韋蘇州諸人，始雜見于世。杜子美最為晚出，三十年來學詩者非子美不道，雖武夫、女子皆知尊異之，李太白而下殆莫與抗。文章顯隱，固自有時哉!…… 老杜詩既為世所重，宿學舊儒，猶不肯深與之。

　　雖然杜詩已受到推崇，但是，詩壇的阻力還是不小。到王安石、蘇軾、黃庭堅等大詩人登上文壇，這種局面才得以徹底改變。特別是黃庭堅，一輩子對杜甫最為推崇，學杜最下工夫，詩歌創作受杜甫影響也最深。黃庭堅學杜甫，還有家學的影響。《苕溪漁隱叢話》記載：

　　《后山詩話》云：“唐人不學杜詩，惟唐彥謙與今黃亞夫庶、謝師厚景初學之。魯直，黃之子，謝之，其與二父，猶子美之于審言也。”[1]

　　在唐代詩人，甚至在歷代詩人中，黃庭堅最推崇杜甫，他不僅肯定杜甫的忠義之氣、憂國愛民之忱，而且在詩歌創作上力追杜甫。他稱頌“杜子美一生窮餓，作詩數千篇，與日月爭光”， [2]教人學詩以杜甫為指歸，“欲學詩，老杜足矣”。[3]黃庭堅之師承杜甫可以說是時人及后世的共識。陳師道《答秦覯書》云：“豫章之學博矣，而得法于杜少陵，其學少陵而不為者也，故其詩近之，而其進則未已也。”[4]后來方回也說：“山谷詩宋三百年第一人，本出于老杜。”[5]“山谷詩本老杜骨法”。[6]他在《瀛奎律髓》卷三中還說：“老杜為唐詩之冠，黃陳詩為宋詩之冠，黃陳學老杜者也。”

　　山谷對杜詩的潛心鉆研與揣摩，在《山谷別集》卷四還保留了黃庭堅研究杜詩的部分成果《杜詩箋》，對杜甫詩歌中用典出處，及其名物制度等等都有自己的獨到見解。如：

　　“業白出石壁”

　　黃箋：《寶積經》：若純黑業得純黑報，純白業得純白報。

　　“山鬼獨一腳”

　　黃箋：山魈出江州，獨足鬼。

　　“畫省香爐違伏枕”

　　黃箋：尚書郎入直，女侍史執香爐，燒薰護衣服。《漢宮儀》。

　　“仙李盤根大”

　　黃箋：唐太宗《探得李》詩云：盤根植瀛渚，交干倚天舒。

　　不僅從詩藝上學習杜甫的創作方法與技巧，從內容上學習杜甫的對現實的關懷，忠君愛國的情懷，而且就從學術方面，也有不少獨到之見，多方面的努力有助于對杜詩的感悟與融會貫通。在《雜書》中亦有對杜詩的考訂：

　　老杜云：“長長白木柄，我生托子以為命。黃獨無苗山雪盛，短衣數挽不脛。”往時儒者不解“黃獨”義，改為“黃精”，學者承之。以予考之，蓋“黃獨”是也。《本草》赭魁注：“黃獨肉白皮黃，巴漢人蒸食之，江漢人謂之土芋。”余求之江西，江西謂之“土卵”，蒸煮食之，類芋魁。[7]

　　黃庭堅對杜甫的崇敬，至老彌篤，他在流放在黔中時，生活困頓，但仍念念不忘搜羅杜詩，他在《刻杜子美巴蜀詩序》中說：“自予謫黔州，欲屬一奇士而有力者，盡刻杜子美東西川及夔州詩，使大雅之音久湮沒而復盈三巴之耳。”[8]當然，黃庭堅的學杜對他的詩歌風格的形成與詩藝的提高與成熟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黃庭堅本人對自己學杜的心得還是頗為自豪的，他曾在《觀崇德君墨竹歌》不無自得地說：“見我好吟愛畫勝他人，直謂子美當前身。”

　　在黃庭堅早年，受時代風尚的影響，可能更多的關注杜甫忠君愛國的情操。宋代的詩話中不乏這方面的記載。范溫《潛溪詩眼》載孫莘老與王平甫爭論杜甫《北征》與韓愈《南山》的優劣：“時山谷尚年少，乃曰：‘若論工巧，則《北征》不及《南山》;若書一代之事，以與國風、雅、頌相為表里，則《北征》不可無，而《南山》雖不作，未害也。’”宋人也是這么看待他的，張戒《歲寒堂詩話》卷上說：“魯直專學子美，然子美詩讀之，使人凜然興起，肅然生敬，《詩序》所謂‘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者也。”《潘子真詩話》“山谷論杜甫韓詩”條云：

　　山谷嘗謂余言：老杜雖在流落顛沛，未嘗一日不在本朝，故善陳時事，句律精深，超古作者，忠義之氣，感發而然。

　　山谷作于元豐二年的《次韻伯氏寄贈蓋郎中喜學老杜詩》對杜甫有全面的評價，可見山谷對杜甫當時的看法，詩云：

　　老杜文章擅一家，國風純正不欹斜。

　　帝閽悠邈開關鍵，虎穴深忱探爪牙。

　　千古是非存史筆，百年忠義寄江花。

　　潛知有意升堂室，獨抱遺編校舛差。

　　上引諸例表明：宋人對杜甫及其詩歌的發明在于其一飯未嘗忘君的人格力量，也在于杜甫“發于性，止于忠孝”的詩歌創作。黃庭堅對杜甫的看法自然也受到了時代的影響。黃庭堅關注杜甫的忠義精神，詩史筆法。但黃庭堅對杜甫的詩歌技巧也一直至為推崇。杜甫主張 “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以及一生對詩藝孜孜不倦地追求，黃庭堅也一向這么堅持。世人爭議很大的“點鐵成金”、“脫胎換骨”說實際就是一個如何學習前人的問題。黃庭堅在《再答洪駒父書》中云：

　　老杜作詩，退之作文，無一字無來處。蓋后人讀書少，故謂韓、杜自作此語耳。古之能為文章者，真能陶冶萬物，雖取古人之陳言入于翰墨，如靈丹一點，點鐵成金也。[9]

　　錢鐘書評論這一看法說：“在他的許多關于詩文的議論里，這一段話最起影響，最足以解釋他自己的風格，也算得上江西詩派的綱領。”[10]惠洪的《冷齋夜話》里又提出“奪胎換骨”之說：

　　山谷云：詩意無窮而人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無窮之思，雖淵明、少陵不得工也。不易其意而造其語，謂之換骨法;規摹其意而形容之，謂之奪胎法。

　　這“奪胎換骨”的技巧可看作是“點鐵成金”的具體運用，不過在山谷文中并沒有明確地提出來。其總的要求是在詞語上推陳出新，辦法則是在前人傳統的基礎上或在詞意上出新，或在用語上爭奇避俗。其實，廣泛地學習前人(當然包括杜甫)并不等于掉書袋，也不是說光多讀古人著作就可以了。黃庭堅認為“讀書破萬卷”只不過是作詩的一個重要的準備條件，就象擁有了一件利器，并不等于成功，“然則雖利器而不能善其事者，何也?所謂妙手者，殆非世智下聰所及，要須得之心地。”[11]黃庭堅主張為文要“無一字無來歷”，一個重要的表現就在用典使事方面，他在《論作詩文》中說：“作詩句要須詳略用事精切，更無虛字也。如老杜詩，字字有出處，熟讀三五十遍，尋其用意處，則所得多矣。”[12]。而用典的精確深密，正是山谷詩的一大特色。在黃庭堅的詩學追求中，如何使詩歌語言既能準確達意，又耐人尋味，一直是其關注的中心問題，而用事的精確深密正可滿足這兩方面的需要。它能在簡練的形式中包含豐富的多層次的內涵，精當而又含蓄。如《類苑》指出：

　　魯直善用事。若正爾填塞故實，舊謂之點鬼簿，今謂之堆垛死尸。如《詠猩猩毛筆》詩云：“平生幾兩屐，身后五車書。”又云：“管城子無食肉相，孔方兄有絕交書。”精妙穩密，不可加矣。當以此語反三隅也。[13]

　　《苕溪漁隱叢話》后集卷三十一對山谷用典亦贊賞有加：前輩譏作詩多用古人姓名，謂之點鬼簿。其語雖然如此，亦在用之何如耳，不可執以為定論也。如山谷《種竹》云：“程嬰杵臼立孤難，伯夷叔齊食薇瘦。”《接花》云：“雍也本犁子，仲由元鄙人。”善于比喻，何害其為好句也。

　　黃庭堅廣泛學習前人的優秀成果，而不泥古不化，無疑給后人很大的啟示，在這一點上，他和杜甫有著同樣的胸懷與成就。杜甫的所謂“集大成”也是在廣泛學習前人的基礎上取得的。在初盛唐時對六朝詩人的普遍鄙薄風尚中，杜甫能給予他們以公允的評價尤其難能可貴。

　　慶歷之際因儒學復興而一度高揚的杜甫忠義之氣，經激烈的黨爭之后至紹圣年間已日漸衰退。這也是黃庭堅謫居以來重視詩文法度的主要原因。在北宋新舊黨爭日趨激烈和殘酷的環境中，文人當初“坐談王霸了不疑”[14]的進取精神因此不斷受挫，“立談信無補，閉口出國門”[15]遂成為當日文人自然而然的選擇。即使身在朝廷，并未真正“閉口”，其心態亦趨于憂畏一端，如元年間的二蘇即是如此。元三年黃庭堅作《老杜浣花引》一詩中有云：“生綃鋪墻粉墨落，平生忠義今寂寞。”意謂杜甫忠義之氣和《浣花溪圖》一樣，在人們心目中已日漸消退了。既反映了他對時代的失望，也暗示了自己精神取向的轉向。就黃庭堅本人而言，紹圣以來，先以史事得罪，后又因在荊南作《承天院塔記》，遭讒言再羈宜州。出于對朝政的失望與疏遠，雖同為流落西南，他不可能象杜甫那樣“一飯未嘗忘君”，對朝廷大事念念不忘，黃庭堅更關注的是如何在逆境中培育自己的人格力量，在與世俯仰的同時保持自己的節操。元符元年，黃庭堅在《書王知載朐山雜詠后》云：“詩者，人之情性也，非強諫爭于廷，怨憤詬于道，怒鄰罵座之所為也。”雖其中包含了許多隱忍酸痛，但這一創作態度還是決定了黃庭堅對現實批判精神較杜甫遠遜。

　　在詩歌創作方面的不同表現，就是黃庭堅多潛心鉆研杜詩句法音律，也常常示人以學習心得，如《與孫克秀才》云：

　　詩已遍觀之矣，詞章清快，易得可學之才也。請讀老杜詩，精其句法。每作一篇，必使有意為一篇之主，乃能成一家，不徒老筆研、玩歲月矣。[16]

　　又在《答王子飛書》中稱贊陳履常“天下士也”，就因為“其作詩淵源，得老杜句法，今之人不能當也。至于作文，深知古人之關鍵。其論事救首救尾，如常山之蛇，時輩未見其比。”[17]對高子勉期許甚高，也因為高子勉作詩學杜已別有會心了，他說：“高子勉作詩，以杜子美為標準，用一字如軍中之令，置一字如關門之鍵，而充之以博學，行之以溫恭，天下士也。”[18]黃庭堅從杜甫的作品中總結出許多具體的技巧經驗，運用到創作中去，并作為體驗后的理論形成法度，將神秘的創作過程經驗化、技巧化、具體化，去點撥提攜后進。黃庭堅最講求詩歌的 “句法”，他的“句法”不僅包括句子的結構，而且指運用語言的法則。對杜甫本人的詩歌，黃庭堅更偏愛其晚年作品，特別是夔州以后的詩篇。在漂泊生涯中，黃庭堅極為推崇杜詩幾乎是“隨心所欲而不逾規矩”的句律的精細以及由此帶來的老境美，這一方面的言論隨處可見：

　　黃魯直自黔南歸，詩變前體。且云： “須要唐律中作活計，乃可言詩。”以少陵淵蓄云萃，變態百出，雖數十百韻，格律益嚴。蓋操制詩家法度如此。[19]

　　好作奇語，自是文章病，但當以理為主，理得而辭順，文章自然出群拔萃。觀子美到夔州后詩，韓退之自潮州還朝后文章，皆不煩繩削而自合矣。[20]

　　子美詩妙處乃在無意于文，夫無意而已至，非廣之以《國風》《雅》《頌》，深之以《離騷》、《九歌》，安能咀嚼其意味，闖然入其門耶![21]

　　由上可知，紹圣以來黃庭堅所追求的是杜甫晚年“不煩繩削而自合”的詩法和詩境。“繩削”，指詩文法度，而“自合”則謂“能出于規矩之外”。所謂“無意于文”、所謂“句律精深”而“變態百出”，說的都是這一意思。

　　從藝術風格而言，宋人論詩，大多推崇平淡。黃庭堅亦莫能外，但黃庭堅的“平淡”，與杜甫聯系最深，本來，杜詩的主導風格很難說是“平淡”，而且，杜甫也很少明確地將“平淡”作為自己的藝術追求。山谷對杜詩的評價，多少帶有個人色彩的“誤讀”與“偏見”(當然，也是“洞見”)，山谷曾指出：“但熟觀杜子美到夔州后古律詩，便得句法。簡易而大巧出焉，平淡而山高水深，似欲不可企及，文章成就，更無斧鑿痕，乃為佳作耳。”[22]他將“句法”與“平淡”相提并論，意味著他的詩學內部的矛盾統一，即由法則入手，最終進入直覺狀態，由“拾遺句中有眼”，而最終合于“彭澤意在無弦”。這樣，技巧就不再是遮蔽詩意的屏障，而是拆除屏障、消除“斧鑿痕”的有效手段，“大巧若拙”，“絢爛之極歸于平淡”，苦心經營的“句法”也通過返樸歸真的方式回歸“簡易”，臻于“平淡”之境。黃庭堅與蘇軾在詩歌創作與詩學理論方面的相同與相異方面，可以從他們各自推崇詩人杜甫與陶淵明身上得到一些啟示。

　　黃庭堅為了擺脫前人束縛，提出“以俗為雅，以故為新”的口號，作為寫詩的不二法門。所謂“以俗為雅”，就是在詩歌創作中吸收俗語、口語，使詩歌變得矯健、拙樸，避免意象的陳舊和滑熟。所謂“以故為新”，就是對前人的詩歌加以模擬、學習，作創造性的轉化，必然要求詩人轉益多師，重視前人的文化成果，所以和宋人的“以學問為詩”存在著一定的聯系。陳師道總結道，學杜必須以山谷詩為階梯，因為黃詩有規矩法度，而這規矩法度又是從杜詩中總結出來的，學黃有得，便可“時至而骨自換”。他說：“今人愛杜詩，一句之內，至竊取數字以仿象之，非善學者;學者之要，在乎立格、命意、用字而已。”“學者體其格，高其意，煉其字，則自然有合矣，何必規規然仿象之乎?”這些意見，也告訴我們，對黃庭堅的學杜，我們不能單純從字詞、句式上去理解。

　　人們常稱道杜甫詩歌的工整、細密，但杜甫同時不避拙句、俚語，詩人在情感切至處，常“不避粗硬，不諱樸野”，將平凡的生活瑣事直接寫入詩中，如“麻鞋見天子，衣袖露兩肘”(《述懷》)，“見耶背面啼，垢膩腳不襪”，“老夫情懷惡，嘔泄臥數日”(《北征》)等等，用語直拙凡俗，在那些高雅之士看來，難登大雅之堂，但詩人信筆直下，毫不顧忌。詩人還經常使用口語方言，如黃徹所說：“數物以個，謂食為吃。甚近鄙俗，獨杜屢用。”老杜這樣有意為之，其目的一在于存真，在于更直切而不加掩飾地表現生活和思想感情，另一方面則有意避免過分的精致和圓熟，顯示出一種質樸真率的力度。張載在《歲寒堂詩話》卷上說：“世徒見子美詩多粗俗，不知粗俗語在詩中最難，非粗俗，乃高古之極也。”也就是說，粗俗語是詩歌返樸歸真、重臻古典境界的必要條件之一。我們還應該看到，杜詩很少整首都是這樣直拙或粗俗的(特別是律詩)，往往在需要特殊表達效果或與鍛煉工致的語言放在一起，起到相互映襯的作用。黃庭堅的詩作，也有意一種“拙樸”的表達方式，使用俗語、俚語，散文化的句式，如他自己最為得意的《題竹石牧牛》詩中就用到“牛礪角尚可，牛斗殘我竹”這樣的“笨句子”，《跋子瞻和陶詩》亦寫道：“飽吃惠州飯，細和淵明詩。”山谷詩中甚至頻頻用到歇后語或借代語，如“管城子無食肉相，孔方兄有絕交書”，“語言少味無阿堵，冰雪相看有此君”，“眼見人情如格五，心知事世等朝三”。還采用官府公文中的套語，《贈李輔圣》詩中有“舊管新收幾妝鏡”之句，任淵注云：“舊管新收，本吏文書中語，山谷取用，所謂以俗為雅也。”

　　從詩體而言，黃庭堅對拗律的偏愛顯然深受杜甫影響。杜甫是有意識用拗體寫律詩的第一人，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據《瀛奎律髓》的統計，杜詩一百五十九首七律中，拗體只有十九首，而且沒有拗得太甚的例子。而黃庭堅則大大地發展了杜甫的這種詩體，在黃詩三百一十首七律中。拗體就有一百五十三首，竟占了七律的一半強。清人施補華云：“少陵七律，無才不有，無法不備……山谷學之，得其奧峭。”(《峴俑說詩》)宋人吳可云：“七律詩極難做，蓋易得俗，是以山谷別為一體。”(《藏海詩話》)所謂“別為一體”，即指拗體而言。《王直方詩話》“山谷佳句”條記載說：“山谷謂洪龜父云：‘甥最愛老舅詩中何等篇?’龜父舉‘蜂房各自開戶牖，蟻穴或夢封侯王’及‘黃流不解明月，碧樹為我生涼秋，’以為絕類工部。山谷云：‘得之矣。’”洪朋所舉兩聯的“絕類工部”之處即它們都是七律中的拗體，可見黃庭堅對此也是頗為得意的。拗律的大量使用，和黃庭堅奧峭瘦硬的詩風的形成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

　　黃庭堅認為學杜并不是字摹句擬，亦步亦趨，必須要創造性地融會貫通。他在《答秦少章帖》中說：“有人問：‘老杜詩如何是巧處?’但答之：‘直須有孔竅始得’。”[23]方東樹《昭味詹言》中對此予以高度評價：“山谷之學杜，絕去形摹，盡洗面目，全在作用，意匠經營，善學得體，古今一人而已。”又說：“欲知黃詩，須先學杜;真能知杜，則知黃矣。杜七律所以橫絕諸家，只是沉著頓挫，恣肆變化，陽開陰合，不可方物。山谷之學，專在此等處，所謂作用。”

　　人們常常談到“唐音”“宋調”的差異，杜甫是唐詩一個難以企及的高峰，而宋詩面目的全面形成要等到蘇軾、黃庭堅的詩藝的成熟，特別是黃庭堅以自己豐富的理論與創作，開創了江西詩派，幾乎籠罩了整個宋代。耐人尋味的是，黃庭堅恰恰是對杜甫詩藝的全面總結與繼承上形成自己獨特的風格的。這對我們如何對待前人的文學或文化成果，應該有不少有益的啟示。

　　參考文獻：

　　[1] 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四十八[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點校本,1981.

　　[2] 宋·黃庭堅.題韓忠獻詩杜正獻草書[A].山谷內集:卷二十六[M].四部叢刊本.

　　[3] 宋黃文節公全集·補遺卷九·跋老杜詩[A].黃庭堅全集[M].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1.2298.

　　[4] 宋·陳師道.后山居士集:卷十[M].蜀大字本.

　　[5] 元·方回.劉元輝詩評[A].桐江集:卷五[M].商務印書館影印委婉別藏本,1975.

　　[6] 元·方回.跋許萬松詩[A].桐江集:卷四[M].商務印書館影印委婉別藏本,1975.

　　[7] 宋·黃庭堅.山谷外集:卷五[M].四部叢刊本.

　　[8 ]宋·黃庭堅.山谷內集:卷十六[M].四部叢刊本.

　　[9] 宋·黃庭堅.山谷內集:卷十九[M].四部叢刊本.

　　[10] 錢鐘書.宋詩選注[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

　　[11] 宋黃文節公全集·續集卷五·答徐甥師川[A].黃庭堅全集[M].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1.2028-20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