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析《紅樓夢》所反映的中國傳統法律思想

　　一、皇權至上，法自君出

　　在中國古代，君主是國家的象征，是國家主權者。君主掌握國家“要”事，即制定國家的基本政策，主持制定和頒布成文的法律及決定和發布各項政令，即“出令布憲”、“出號令，明憲法”，選任人才。這就是說君主集中掌握國家的立法權、決策權、及人事任免權。法自君出，刑由君定，既是被社會所公認的理論原則，又是必須普遍遵行的社會現實。“皇權至上，法自君出”深深烙印在中國封建體制中。皇帝是整個大家的家長，皇權不可侵犯，下屬臣子百姓都視為他的子民，“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孔子主張制禮樂、定征伐等政治法律行為應由天子掌握，他對諸侯割據、大夫專權的政治局面進行了嚴厲的批評。《論語·季氏》:“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候出。自諸候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他還嚴厲批評了各種潛越行為。董仲舒以“天人感應”學說為基礎，認為君權神授，皇權至上。他說“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在封建制度下，君主的言論是金科玉律，神圣不可侵犯，決不允許陽奉陰違，抗拒不從。君主的詔令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威，它可以取消法律，更改法律，代替法律。為了維護皇權，確保君主的權力及其人身的絕對安全，歷代封建王朝都從立法方面作了嚴格規定。所謂謀反、謀大逆、謀叛、大不敬等罪名，都是為了維護皇權而制定的。在文學名著《紅樓夢》中，也體現了中國古代皇權至上，法自君出的法律思想。

　　《紅樓夢》第十八回中元妃省親的諸多細節就體現了這一點。元春才選風藻宮后，被尊為貴妃，成了皇族，因此她的地位就超出了原來的小家，以大家來衡量了，其祖母賈母，生父賈政都在皇權之下視為臣子，因此都要對元妃行國禮，說話也要用敬辭，而寶玉就更不用說了。祖孫、父女、姐弟之禮都在大家系統中以君臣之禮取而代之，以表示對皇權至高無上的敬畏“賈赦領合族子弟在西街門外，賈母領合族女眷在大門外迎接，半日靜悄悄的。忽見兩個太監騎馬緩緩而來，至西街門下了馬，將馬趕出圍幕之外，便西面站立;半日又是一對，亦是如此。少時便來了十來對，方聞隱隱鼓樂之聲。一對對鳳霎龍族，難羽宮扇，又有銷金提爐，焚著御香，然后一把曲柄七鳳金黃傘過來，便是冠袍帶履，又有執事太監捧著香巾、繡帕、漱孟、拂塵等物。一隊隊過完后，后面方是八個太監抬著一頂金頂鵝黃繡鳳燮輿，緩緩行來”…元妃人園后，禮儀太監跪請升座受禮，引賈赦、賈政等于月臺下排班，后又引賈母等女眷自東階升月臺上排班，昭容皆傳元妃諭令曰:“免”。茶已三獻，賈妃降座，出園至賈母正室，欲行家禮，賈母等俱跪止不迭。賈政又至簾外間安，賈政雖是元妃生父，但此時已經君臣有別，所以身為臣子的父親要向身為皇妃的女兒行禮請安，隔著簾子，賈政囑咐賈妃“業業兢兢，勤慎恭肅以侍上”，賈妃囑咐父親“國事為重，暇時保養”。

　　二、禮法結合與’‘三綱五常”的宗法倫理思想

　　從歷史的演變來看，“禮”與“法”雖然有其差別，但也有相似之處。在周禮中，禮與刑是相輔相成的，也即所謂周公之法。對于中央集權的封建統治來說，離開了禮治便無法調整宗法倫理關系，從而失去統治的支柱。離開了法治則無法對付民眾的反抗和內部對抗性的矛盾，禮與法的相互滲透與結合，構成了中華法系最本質和特有的法文化。所謂“禮法合治”是指宗法與官僚制的結合，家族倫理原則與君主專制原則的結合，道德教化與法律強制的結合，賢人政治與刑法治國的結合。

　　“禮法合治”最初表現為“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管子認為“禮、義、廉、恥，國之四維”。“禮法合治”學說是在漢朝形成和確立的，最初表現為黃老學派對嚴刑竣法的批判和提出德刑相濟，漢儒董仲舒提倡“罷黝百家，獨尊儒術”，并在司法實踐上提出“春秋決獄”，以儒家“禮治”原則和“禮”規范校正、補充本于法家思想的《漢律》，從此為“禮人于刑”打通了航道。董仲舒強調以禮為主，禮法結合，被確定為封建正統法律思想。以“三綱五常”作為指導立法的思想，主張刑罰必須符合禮教，“應合經義”“論心定罪”，“三綱五常”成為數千年中華之國粹，立法之大本。“三綱”是指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是對儒家禮教尊尊、親親原則的具體化，構成了國家與家族互相維系的縱向服從關系。“五常”是指仁、義、禮、智、信，是處理君臣、上下關系的準繩，是調整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關系的基本原則，構成了維系橫向社會關系的首要規范。魏晉南北朝時期，禮法融合更突出地表現為以禮人律。唐朝時期以禮人法完成，宋明理學的出現使得“禮法合治”得以完善，認為法律“存天理”，是綱常的外在表現。封建正統法律思想的特點是:第一、宗法思想指導立法。第二、皇權至上，法自君出。第三、堅持特權，主張同罪異罰。第四、重德輕刑，重義輕利。而這在《紅樓夢》中也有反映，《紅樓夢》中薛蟠打死張三案，本來有罪的薛蟠因為賈雨村的枉法而逃脫了法律的懲罰，賈雨村的改判也體現了封建法制維護貴族特權。

　　薛家是金陵四大家族之一，而“四家皆聯絡有親，損俱損，一榮俱榮，扶持遮飾，皆有照應”，這種貴族之間的聯姻關系使得權力在這里起到它最大的作用，凌駕于法律之上。從“護官符”中，我們也可以看到法律與吏治的弊端，薛家的權勢是辦案的官員拘情枉法的直接原因，而殉情枉法的官員最后也會得到四大家族的庇護，從而逃脫徹情的責任，于是法律的約束也就變得松弛。另外鳳姐弄權中也可見賈府勢力之大，可以干預司法。除了恩蔭制度中賈赦、賈珍等襲了爵，還有捐納制度中賈榮捐了五品龍禁衛，連賈府奴才賴榮也都求了主子，捐了個縣官。可見勢力之大，可以無視法律的規定。另外紅樓夢中無處不體現嚴格的封建等級制度，賈府婚喪嫁娶禮儀之繁多，場面之宏大，足以說明財力與身份，經濟能力與政治地位在儀式上的關系。里面的婚姻都必須服從家長的意志，體現了封建的家庭倫理思想。賈氏史太君作為最大長輩，在家庭事務中享有特殊權力。從榮府持家大權交由賈政夫婦，到鞭答寶玉時賈母與賈政的對話，都體現了封建家長的權威。書中很多體現了宗法倫理思想對封建法律思想的影響。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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