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愈《送桂州嚴大夫》賞析

　　賞析，是一個漢語詞匯，意思是欣賞并分析（詩文等），通過鑒賞與分析得出理性的認識，既受到藝術作品的形象、內容的制約，又根據自己的思想感情、生活經驗、藝術觀點和藝術興趣對形象加以補充和完善。下面是小編幫大家整理的韓愈《送桂州嚴大夫》賞析，供大家參考借鑒，希望可以幫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韓愈的《送桂州嚴大夫》是韓愈送友人嚴謨離開京城長安，去當時還是邊遠偏僻的桂林做官的作品，說桂林遠勝仙境，是鼓勵友人赴任。

　　送桂州嚴大夫①

　　蒼蒼森八桂②，茲地在湘南③。

　　江作青羅帶④，山如碧玉簪⑤。

　　戶多輸翠羽⑥，家自種黃柑⑦。

　　遠勝登仙去，飛鸞不暇⑧驂⑨。

　　【注釋】

　　①桂州：即今桂林，位于廣西壯族自治區東北部。自古有“桂林山水甲天下”的稱譽，是著名的游覽勝地。

　　②蒼蒼：深綠色。森：高聳繁茂的樣子。八桂：指桂州，即今廣西桂林。

　　③湘南：桂林在湘水之南。

　　④江：指漓江。　青羅帶：青綠色的綢帶。

　　⑤碧玉簪：碧玉簪子。簪子，別在女子發髻的條狀物。

　　⑥輸：繳納賦稅。翠羽：翠鳥的羽毛可做成名貴的裝飾品。

　　⑦“自家”句，說桂林盛產柑橘，幾乎家家種植。

　　⑧不暇：沒有空閑。

　　⑨驂(cān餐)古代駕在車前兩側的馬，這里作動詞用，駕的意思。

　　【賞析】

　　杜甫未到桂林而有詠桂林的詩(《寄楊五桂州譚》)。韓愈未到桂林，也有詠桂林的詩，這就是公元822年(長慶二年)為送嚴謨出任桂管觀察使所作的《送桂州嚴大夫》。可見在唐代，桂林山水也已名聞遐邇，令人向往。

　　詩一起便緊扣桂林之得名，以其地多桂樹而設想：“蒼蒼森八桂。”八桂而成林，真是既貼切又新穎。把那個具有異國情調的南方勝地的魅力點染出來。“茲地在湘南”，表面上只是客觀敘述地理方位，說桂林在湘水之南。言外之意卻是：那個偏遠的地方，卻多么令人神往，啟人遐思!以下分寫山川物產之美異。

　　桂林之奇，首先奇在地貌。由于石灰巖層受到水的溶蝕切割，造成無數的石峰，千姿百態，奇特壯觀。漓江之水，則清澈澄明，蜿蜒曲折。“江作青羅帶，山如碧玉簪”，極為概括地寫出了桂林山水的特點，是千古膾炙人口之佳句。但近人已有不以為然者，如郭沫若《游陽朔舟中偶成》云：“羅帶玉簪笑退之，青山綠水復何奇?何如子厚訾州記，拔地峰林立四垂。”日人吉川幸次郎《泛舟漓江》云：“碧玉青羅恐未宜，雞牛龍鳳各爭奇”等。其實，桂林之山雖各呈異態，但拔地獨立卻是其共同特點，用范成大的話來說：“桂之千峰，皆旁無延緣，悉自平地崛然特立，玉簡瑤簪，森列無際，其怪且多如此，誠為天下第一。”(《桂海虞衡志》)而漓江之碧澄蜿蜒，流速緩慢，亦恰如仙子飄飄的羅帶。所以這兩句是抓住了山水形狀之特征的。“桂林山水甲天下”，其實只是秀麗甲于天下，其雄深則不如川陜之華山、峨嵋。桂林山水是比較女性化的。韓愈用“青羅帶”、“碧玉簪”這些女性的服飾或首飾作比喻，可以說妙極，不能說不奇，也不能說“不宜”。

　　“戶多輸翠羽，家自種黃柑”二句則寫桂林特殊的物產。唐代以來，翠鳥羽毛是極珍貴的飾品。則其產地也就更有吸引力了。加之能日啖“黃柑”，更叫宦游者“不辭長作嶺南人”了，這二句分別以“戶”、“家”起，是同義復詞拆用，意即戶戶家家。對于當地人來說是極普通的物產，對于來自京華的人卻是感到新異的呢。

　　以上兩聯著意寫出桂林主要的秀美奇異之處，醞釀夠了神往之情。最后歸結到送行之意，嚴大夫此去桂林雖不乘飛鸞，亦“遠勝登仙”。這是題中應有之義，難能可貴的是寫出了逸致，令人神遠。

　　韓詩一般以雄奇見長，但有兩種不同作風。一種以奇崛見稱，一種則文從字順。這首詩屬于后一類。寫景只從大處落筆，不事雕飾;行文起承轉合分明，悉如文句。無論哪種風格，均為韓詩本色。

　　拓展閱讀：韓愈主要成就——韓文

　　韓愈是古文運動的倡導者，主張繼承先秦兩漢散文傳統，反對專講聲律對仗而忽視內容的駢體文。韓愈文章氣勢雄偉，說理透徹，邏輯性強，被尊為“唐宋八大家”之首。時人有“韓文”之譽。杜牧把韓文與杜詩并列，稱為“杜詩韓筆”;蘇軾稱他“文起八代之衰”。韓柳倡導的古文運動，開辟了唐以來古文的發展道路。韓詩力求新奇，重氣勢，有獨創之功。韓愈以文為詩，把新的古文語言、章法、技巧引入詩壇，增強了詩的表達功能，擴大了詩的領域，糾正了大歷(766年—780年)以來的平庸詩風。在封建思想道德方面，他也有獨到的建樹，大力提倡儒學，以繼承儒學道統自居，開宋明理學家之先聲。

　　韓愈文章的特點之一是“發言真率，無所畏避”，或“鯁言無所忌”，也就是敢于講話，而且敢講真話。這個特點是和他積極的政治態度分不開的。他的幾篇奏疏都是敢于揭發事實，敢說“群臣之所未言”的話。《御史臺上論天旱人饑狀》和《論淮西事宜狀》都有這個特點。當然，最有代表性的文章還是《論佛骨表》。其中所講的就是“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的話。在封建社會中，敢于說出別人該說而不說的話，這是了不起的膽識。正因此，韓愈這類文章也就有內容、有深度、有力量。再加上韓愈的語言藝術不同凡響，便成為氣勢磅礴的好文章。

　　韓愈文章之“發言真率，無所畏避”，不僅表現于他在君主面前敢說真話，而且還表現于他不顧儒家的傳統觀念，敢講違背舊說的話，甚至說了同自己別的文章互相矛盾的話。例如《讀墨子》一文曾說“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為孔墨”。這樣的言論顯然同他尊崇孔孟之道有所牴牾。對于這樣的言論，前人指為“刺謬”，其實這正是韓愈雖然尊儒卻不墨守的表現。

　　韓愈文章之“發言真率，無所畏避”，還不僅敢于不顧儒家的傳統觀念，有時也敢于突破社會上的流俗之見。例如他寫《諱辯》一文，是專為李賀不得應舉而發表的意見。李賀之父名晉肅，“晉”與“進”同音，為了避諱，李賀便不得舉進士。對于這樣的世俗之見，韓愈是不以為然的。于是他便“考之于經，質之于律，稽之以國家之典”，甘冒天下之大不韙，寫成了極有說服力的一篇《諱辯》。

　　韓愈的《師說》一文。也是一篇不同流俗的文章。柳宗元在《答韋中立書》中曾經說過：“今之世不聞有師，…獨韓愈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為師。…愈以是得狂名。”又《報嚴厚與書》說：“仆才能勇敢不如韓退之，故不為人師。”由此可知，在那個時代，不顧流俗，不怕笑侮，抗顏而為師，是要有些勇氣的;能夠寫出《師說》這樣的文章，也是相當大膽的。

　　韓愈文章的再一個特點是不僅真率大膽，而且慷慨激昂，憂憤甚廣。從韓愈的全部文章看，凡是論及人材，便往往憤激不平，別具風概。例如《雜說》對于人材不為世用所發的不平之論，《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也是宣傳選拔人材的一篇宏論。所謂“相為天子得人于朝廷，將為天子得文武士于幕下，求內外無治，不可得也”云云，這正是韓愈對于國家用人的殷切希望。《送董邵南序》更是一篇悲歌慷慨的文章。韓愈自己是屢試而不得志于有司的，所以對于文中的董邵南“不得志于有司”，便感同身受，無限嘆惋。悲歌慷慨，發自肺腑。

　　韓愈還有一篇類似俳諧而實質是抒發才高見屈、憂憤甚廣的文章《進學解》。歷來的論者都說此文源于東方朔的《答客難》和揚雄的《解嘲》，《新唐書》本傳也說他“既才高數黜，官又下遷，乃作《進學解》以自喻。”其實這篇文章的意義要比“自喻”廣闊得多。其中有“自喻”，卻不僅是“自喻”，主要還是宣傳選拔人材的觀點。

　　韓愈文章的另一特點，是不但真率、大膽、慷慨激昂，而且還寫得自然隨便、如話家常。這類文章和他的《原道》、《原性》諸篇的面貌不同，不是坐而論道，而是促膝談心，無所拘束，生動活潑。《與崔群書》、《與孟東野書》、《答崔立之書》、《題李生壁》等，都屬這類作品。例如《與崔群書》先說自己對崔群為人的認識，中發賢者不遇之嘆，后講自己困窮之狀，是一篇感慨很深的雜文。

　　在韓愈看來，崔群是他平生交往之中一個沒有缺點的朋友。但是，對于這樣的朋友也有人懷疑。于是韓愈十分感嘆，他說：“自古賢者少而不肖者多，自省事已來，又見賢者恒不遇，不賢者比肩青紫;賢者恒無以自存，不賢者志滿氣得;賢者雖得卑位，則旋而死;不賢者或至眉壽。不知造物者意竟如何，無乃所好惡與人異心哉?又不知無乃都不省記、任其死生壽夭邪?未可知也。”由崔群之賢，說到賢者不遇，而不賢者反而得勢。這樣的文章很像司馬遷的《伯夷列傳》。劉大魁說：“公與崔最相知，故有此家常本色之言，中間感賢士之不遇，尤為郁勃淋漓。”“感士不遇”本是歷代文章的一個傳統題目，韓愈這段文章是比“感士不遇”之文涉及者更為深廣的。

　　韓愈為文的又一特點是突破傳統寫法。例如墓志銘這一文體，在韓愈筆下，便頗有新的特征，形式多樣，甚至“一人一樣”(李涂《文章精義》)。與墓志近似的文體，還有哀祭之文。這類文字韓愈也有獨創，不同尋常。例如《祭河南張員外文》，茅坤就評為“奇崛”。姚范以為“他人無此”。劉大櫆也說：“祭文退之獨擅。”至于《祭十二郎文》，曾國藩雖然認為這類文章“究以用韻為宜”，但他又說：“韓公如神龍萬變，無所不可。”就是說，韓愈之寫祭文，也是變化不測的。

　　韓愈文章之別開生面者，還有送序一類。在唐代，送序之文是常見的文體，前輩作者如王勃、陳子昂、李白、任華，所為送序，都很出色。但從多數文章的寫法看，大抵不出一種格式。先敘離情，后綴風景，情致物態，尚似六朝。林紓所謂“狃于六朝積習”者，即指此類。但到韓愈筆下，送序之文就多種多樣了。

　　韓愈有的送序之文幾乎通篇議論。這是一個突出的特點。林紓曾說：“韓昌黎集中無史論，舍《原道》外，議論之文，多歸入贈序與書中。”例如《送水陸運使韓侍御歸所治序》，曾國藩就看作“條議時事之文”。

　　韓愈的幾篇“游戲”之文，也是新體。同前代的俳諧文字比較，是有新的特點的。例如《毛穎傳》就是一篇奇文，不可以尋常俳諧之作視之。柳宗元《答楊誨之書》云：“足下所持韓生《毛穎傳》來，仆甚奇其書，恐世人非之，今作數百言，知前圣不必罪俳也。”但與此同時，裴度卻對這類俳諧之文很不滿意。他在《寄李翱書》中，把韓愈的俳諧文字看作“以文為戲”，是很不贊成的。

　　現在看來，時人“罪俳”，大概不止一個裴度。像柳宗元那樣肯定《毛穎傳》這類作品者恐是不多的。柳宗元“甚奇其書”，不是無緣無故。因為，自從六朝以來，俳諧之文如張敏的《頭責子羽文》、沈約的《修竹彈甘蕉文》等等，雖有寓意，并不深遠。而《毛穎傳》一篇，則與前此諸作不同。雖說所寫不過一篇“兔傳”，實際則寫一個多才多能而終被廢棄之人。文章寫到最后，韓愈對毛穎之“以老見疏”無限同情。這里又一次流露了韓愈痛惜人材不盡其用的一貫的思想。這樣的俳諧之文，前所未有。

　　韓愈行文之超越前輩者，除了上述文體的獨創之外，還有吐辭造語之精工，也是一個重要的方面。關于這一方面，前人和今人已經多所稱道。例如《進學解》一篇之中就有“業精于勤”、“刮垢磨光”、“貪多務得”、“含英咀華”、“佶屈聱牙”、“同工異曲”、“動輒得咎”、“俱收并蓄”、“投閑置散”等等，都已傳為流行的成語;還有一些成語如“提要鉤玄”、“焚膏繼晷”、“閎中肆外”、“啼饑號寒”等等，也是從這一篇的語句中凝縮而來的。

　　自古以來，一篇文章之中能夠選出如此大量的歷代流傳的成語，此文之外，恐不多見。韓愈文章之所以傳誦不絕，之所以為一代所師法，歷代之典范，其造語之精工，也是一個重要原因。這樣的辭章造詣，在他前后，很少有人企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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