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爭臣論》韓愈

　　韓愈的《爭臣論》直言不諱地發表意見，表現了敢于面對現實，干預生活的勇氣。

　　爭臣論

　　作者：韓愈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于愈：“可以為有道之士乎哉?學廣而聞多，不求聞于人也。行古人之道，居于晉之鄙。晉之鄙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大臣聞而薦之，天子以為諫議大夫。人皆以為華，陽子不色喜。居于位五年矣，視其德如在野。彼豈以富貴移易其心哉!

　　愈應之曰：“是《易》所謂恒其德貞而夫子兇者也。惡得為有道之士乎哉?在《易·蠱》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蹇》之六二則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亦以所居之時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若《蠱》之上九，居無用之地，而致匪躬之節;以《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則冒進之患生，曠官之刺興。志不可則，而尤不終無也。今陽子在位不為不久矣，聞天下之得失不為不熟矣，天子待之不為不加矣，而未嘗一言及于政，視政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于其心。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問其祿，則曰：‘下大夫之秩也’;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土，固如是乎哉?且吾聞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今陽子以為得其言乎哉?得其言而不言，與不得其言而不去，無一可者也。陽子將為祿仕乎?古之人有云：‘仕不為貧，而有時乎為貧，謂祿仕者也。’宜乎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若抱關擊柝者可也。蓋孔子嘗為委吏矣，嘗為乘田矣，亦不敢曠其職，必曰：‘會計當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陽子之秩祿，不為卑且貧，章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

　　或曰：“否，非若此也。夫陽子惡訕上者，惡為人臣招其君之過而以為名者，故雖諫且議，使人不得而知焉。《書》曰：‘爾有嘉謨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謨斯猷，惟我后之德”。’夫陽子之用心，亦若此者。”

　　愈應之曰：“若陽子之用心如此，滋所謂惑者矣。入則諫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者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夫陽子本以布衣隱于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誼，擢在此位。官以諫為名，誠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后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天子有不亻朁賞從諫如流之美。庶巖穴之士，聞而慕之，束帶結發，愿進于闕下而伸其辭說，致吾君于堯舜，熙鴻號于無窮也。若《書》所謂，則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且陽子之心將使君人者惡聞其過乎?是啟之也。”

　　或曰：“陽子之不求聞而人聞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變，何子過之深也?”

　　愈曰：“自古圣人賢士皆非有求于聞、用也。閔其時之不平，人之不乂，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以兼濟天下也。孜孜矻矻，死而后已。故禹過家門不入，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彼二圣一賢者，豈不知自安佚之為樂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夫天授人以賢圣才能，豈使自有余而已?誠欲以補其不足者也。耳目之于身也，耳司聞而目司見，聽其是非，視其險易，然后身得安焉。圣賢者，時人之耳目也;時人者，圣賢之身也。且陽子之不賢，則將役于賢以奉其上矣。若果賢，則固畏天命而閔人窮也，惡得以自暇逸乎哉?”

　　或曰：“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而惡訐以為直者。若吾子之論，直則直矣，無乃傷于德而費于辭乎?好盡言以招人過，國武子之所以見殺于齊也，吾子其亦聞乎?”

　　愈曰：“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未得位，則思修其辭以明其道。我將以明道也，非以為直而加人也。且國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盡言于亂國，是以見殺。《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謂其聞而能改之也。子告我曰：陽子可以為有道之士也，今雖不能及已，陽子將不得為善人乎哉?”

　　【譯文】

　　有人在我這里問諫議大夫陽城：“他可以算是有道之士嗎?他學問淵博見識廣博，不用求教于人。按古人的道理行事，居住在晉地的偏遠之處。晉地的百姓受到他德行的熏陶因此有幾千人善良。有大臣聽說了便舉薦他，天子任命他為諫議大夫。人們都認為很光彩，陽子并沒有喜色。待在這個位置上五年了，看他的德行如同還是在野一樣。他豈是因富貴而偏移心志的人啊!”

　　韓愈我回答他道：“這就是《易經》的柔順的恒卦所說的長久不變它的德操對男人是壞事啊。怎么能算得上是有道之士哦?在《易經·蠱》的上九卦中說：‘不侍奉王侯，使自己的情操高尚’。《蹇》的六二卦就說：‘國家的臣子處境艱險，不是因為自己的原因，是為了國家和君主啊。’這也是因為在不同的時段境況，而所遵循的道德標準不同。象《蠱》的上九卦，處在無所作為的境地，卻要致力于并非自己力所能及的高尚事業;象《蹇》的六二卦，處在國家臣子的位子，卻將不理國事作為高尚的心志，那么冒進的禍患就會產生，對為官不作為的現象的諷刺就會很多。這樣的樣板可不能作為標準，而且其過錯的遺害終久難以消除的。如今陽先生在職不算不久了，了解天下的得失不可能不熟悉了，天子待他不可謂不是厚愛有加了，而他卻未曾有一句涉及朝政的話，看待朝政的得失，就好象越國的人看待秦國人的胖瘦，輕飄飄在他的心里沒有一點喜憂的感受。問他的官職，就說是諫議大夫;問他的俸祿，就說：‘下大夫級別的薪俸’;問他的職責，就說：‘我不知道啊’。有道之士，原本是這樣的嗎?而且我還聽說：有官職的人，不稱其職就離開;有進言責任的人，進言而無作用就離開。今天的陽先生認為他自己進言了嗎?該進言而不言語，與不用他的進言而不離開，沒有一樣是值得肯定的。陽先生是為了俸祿而出仕吧?古人有話說：‘為官不是因為

　　貧窮，而有的時候又是因為貧窮’，說的就是為了俸祿的官員。這種官員應當辭去尊貴的官職而呆在卑下的地位，離開富有處身貧窮，象那些守關打更的人一樣就行了。孔子曾經做糧倉主管，曾經做六畜主管，都不敢耽誤他的職守，必定說：‘統計停當了才算完啊’，必定說：‘牛羊生長好了才行啊’。象陽先生的俸祿，不是卑下和貧窮，這是非常明顯的，卻如此作為，他這樣可以嗎?”

　　有的人說：“不，不是這樣的。陽先生不諷諫皇帝的原因，是作為臣子不做揭示他的君主的過錯來得到名望的行為，所以雖然有諫有議論，讓人不得而知啊。《書經》說：‘你有好謀劃好的策略，就進到里面告訴你的君主，你在外面夸獎君主，說：‘這么好的謀劃這么好的策略，只有我的君主的德行才想得出來。’’陽先生的用心，也和這是一樣的。”

　　韓愈我回應道：“如果陽先生的用心是這樣，更讓我迷惑的了。進去諷諫君主，出來不讓人知道的臣子，是大臣宰相的事情，不是陽先生適合做的事。陽先生本來以百姓的身份隱居在蒿草棚之下，皇上獎賞他的行為適宜，提拔他到這個職位。官職以諫作為名稱，完全應該有行動來盡他的職守，讓全國各地和后代知道朝廷有如鯁在喉不吐不快的直言的臣子，天子有不誤賞、順遂地聽從諷諫的美德。那些山林隱居的人士，聽了便羨慕他，綁好衣帶扎起頭發打扮整齊，愿意來到朝廷申述他們的見解，致使我們的皇帝成為堯舜一樣的賢帝，英明名聲流芳萬古。如同《書經》所說的，那么大臣宰相的事，不是陽先生所適合去做的。而陽先生的用心是要讓君主討厭聽到自己的過錯吧?是促使這種現象的發生啊。”

　　有的人說：“陽先生的不求聞名而人們宣揚他，不求被任用而君主任用他，是不得已而起來的。他堅守他的原則不變，為什么您責備他這么嚴厲呢?”

　　韓愈我說：“自古圣人賢士都沒有有求于聞名、被任用。為當時的不平而憂患、為民眾不得治理而憂患，按照他們的原則，是不敢獨善其身，而一定要普救天下啊;勤勞不懈，到死才算結束。所以禹過家門不入，孔子來不及把座席坐暖又繼續趕路游說列國，而墨子家煙囪都熏不黑長年累月奔波在外。這兩為圣人一位賢士，豈會不知道自己的安逸是享樂嗎?實在是敬畏上天寄托的責任同情百姓的困苦啊。上天授予某人賢能的才能，難道是使他自己優于旁人就完了嗎?其實是要用他們補救這個世上的不足之處啊。耳目在身上的作用，耳朵是用來聽而眼睛是用來看，聽清楚那些是非，看清楚那些險和易，然后身體才得安寧啊。圣賢的人，就是那個時代的人們的耳目啊;那個時代的人們，就是圣賢的身體啊。而陽先生如果不賢能，就要受賢能的人役使來效力他的上級啊。如果他真的賢能，就本該敬畏天命而為人們的困苦憂愁，怎能好整以暇地自得安逸呢?”

　　有的人說：“我聽說君子不喜歡強加于人，而且不揭發別人的陰私指責別人的過失來表現自己的直率。象先生這樣的言論，直率是夠直率的，不是損傷自己的德行而且浪費唇舌嗎?喜歡和盤托出揭示別人的過錯，國武子之所以在齊國被殺，先生也聽說了吧?”

　　韓愈我說：“君子處在他的職位上，就想的是為他的職責而死;沒有得到職位，就要想著說好他的言論來闡明他的道理。我是要闡明道理，不是來表現自己的直率而強加于人。而且國武子不能親近獲得善人的理解，只是喜歡在內亂的國家說出所有的言論，所以被殺。古書上說：‘只有善良的人能夠接受所有的言論。’是說他們聽了能夠改正缺點。您告訴我說：‘陽先生可以算得上是有道之士。’現在雖然不能達到自己所認為的高度，陽先生難道不是一個善人嗎?”

　　【解析】

　　這是一篇從當時政治出發，有的放矢的重要論文，評論的人是真人，事是真事。作者直言不諱地發表意見，表現了敢于面對現實，干預生活的勇氣。而且后來的評論家都認為，本文所批評的諫議大夫陽城在此后三年，改變作風，伏闕上書，挾擊奸臣，多少得力于韓愈這一擊之功。可見本文是產生了積極的社會效果的。

　　本文中心思想是要求人們忠于職守，反對因循敷衍，無所事事。這些原則到今天還是適用的。區別在于，韓愈論述的出發點是封建名位觀念，是忠于封建帝王的。

　　本文采用的結構獨具一幟，截然的四問四答，但又能緊密銜接，首尾呼應。并有駁有議，時開時闔，忽擒忽縱，從寬處帶緊，又從逼緊處放寬。目的都在于促進陽子諍諫，而不是惡意的譏刺。這也是值得借鑒的。

　　【賞析】

　　本文在寫法上采取問答的形式。首先由對方發問，提出陽城是“有道之士”的看法，并且闡述其理由。盡管是發問，實際上是希望得到韓愈的認可。這就迫使韓愈不能不就什么是“有道之士”，什么是“爭臣”作一番論證。這第一輪辯論之后，對方其實已經勢屈。勢屈而不服，只有用狡辯的方式來應戰了。認為陽城不是不諫議，而是不愿讓君主負惡名，所以他雖有諫諍而外人不知。這個狡辯應該說是很難反駁的，因為在古代君主是神圣的，臣子確有不愿讓君擔惡名而匿其諫諍之跡，所謂朝回焚諫草，是為世俗傳為美談。論者企圖以此而使韓愈語塞。但韓愈稟承的是原始儒家的政治原則，并不像一般人那樣，把君主看得那樣神圣。諫官之設，其前提就是君主會犯錯誤，所以作為諫官而隱瞞君主犯錯誤的事實，久而久之，就會使君主真以為自己是永遠英明正確的。這種行為，其危害是顯而易見的。陽城如果真像論者所說的那樣，難道他是為了有意地讓君主養成“惡聞其過”的危險習慣嗎?第二輪辯論后，勝負已成定局。但對方仍然可笑地負隅頑抗，甚至到最后提出了與開始的觀點完全相矛盾的理由，企圖讓韓愈最后收回對陽城的批評，但這只能使自己越來越失去道義的立場。全文的整個論辯設計，確實頗為精彩。

　　歷史的事實是，陽城在后來陸贄遭貶官時曾經力諫，這說明他是一個有責任心的諫官。但他一開始任諫官五年不言事，確是不對。

　　拓展閱讀：《春雪》韓愈

　　春雪

　　新年都未有芳華，

　　二月初驚見草芽。

　　白雪卻嫌春色晚，

　　故穿庭樹作飛花。

　　韻譯：

　　新年都已來到，但還看不到芬芳的鮮花，

　　到二月，才驚喜地發現有小草冒出了新芽。

　　白雪也嫌春色來得太晚了，

　　所以有意化作花兒在庭院樹間穿飛。

　　賞析：

　　此詩作于元和十年(815)，當時作者韓愈在朝任史館修撰，知制誥。對北方人來說，新年無芳華是正常的，但到過嶺南的韓愈卻覺得北方春來晚，直到二月才有草芽長出來，作者便借鑒岑參《白雪歌》之意，創作了此詩。

　　首句中“新年”即陰歷正月初一，這天前后是立春，所以標志著春天的到來。新年都還沒有芬芳的鮮花，就使得在漫漫寒冬中久盼春色的人們分外焦急。一個“都”字，流露出這種急切的心情。

　　第二句“二月初驚見草芽”，說二月亦無花，但話是從側面來說的，感情就不是純粹的嘆惜、遺憾。“驚”字最值玩味。它寫出了詩人在焦急的期待中終于見到“春色”的萌芽的驚喜神情。

　　三、四兩句表面上是說有雪而無花，實際感情卻是：人倒還能等待來遲的春色，從二月的草芽中看到春天的身影，但白雪卻等不住了，竟然紛紛揚揚，穿樹飛花，自己裝點出了一派春色。真正的春色(百花盛開)未來，固然不免令人感到有些遺憾，但這穿樹飛花的春雪也照樣給人以春的氣息。

　　詩人對春雪飛花主要不是惆悵、遺憾，而是充滿了欣喜。一個盼望著春天的詩人，如果自然界還沒有春色，他就可以幻化出一片春色來。這就是三、四兩句的妙處，它富有濃烈的浪漫主義色彩，可謂神來之筆。“卻嫌”、 “故穿”，把春雪刻畫得美好而有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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