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或者不該被遺棄遺忘的散文

　　快離開北大那年，可能跳蚤市場是最為活躍的地方，三角地柿子林處處都是馬上要卷鋪蓋走人的學生，他們把自己堆積了幾年的書一古腦都拿出來販賣了，不清楚其中有多少是再次回望時痛心疾首哀惋，又有多少是憶前塵時失之交臂的嘆息。

　　我很后悔，當初我把一些覺得負重的書統統賤賣了，又很后悔當時沒有痛下決心去買上一些別人扔掉的書。

　　比如那套郭沫若全集，價格低到駭人，但是每一日走過去，都不曾見有誰去動一動。或者除了我，沒有誰動過要買它的心思。

　　男友阻止我買這些廢品，說光那份量怕是就夠我們所有衣服的總合了。又想到底還是囊中羞澀，盡管那么多卷，每卷都厚得驚人，統共也才百元，卻也是我那時不得不思了又思，終于放棄的書。

　　或者這個世界真的很悲哀，悲哀到生前如何的榮光也斷不能預料死后的凄涼，人如此，書亦如此。

　　我多半是瞧不起一些所謂的學者與專家的，他們在郭沫若死后，可以上竄下跳，無所不用其極地對其進行大肆鞭撻，卻從來不曉得，在人家榮光之時，卻是連個臭屁都斷然不敢去放的。

　　那么他們對郭沫若的任何指摘，又如何讓人信服。正人先正己，連自己的骨頭尚且挺不直，硬不起來的時候，卻好自尊大對別人的人品學識進行一番徹頭徹尾的批判，這怕是大多中國知識分子慣用的伎倆。一則，好顯示自己與郭沫若這樣的人的徹底的決裂，從精神到研究表明自己的清白，另一方面又可表明自己超絕的學識，否定了一個權威，就是樹立自己的權威，中國知識分子深諳此道，玩起來倒也得心應手。翻手云，覆手雨，本是生存之道，倒也沒什么好奇怪的。墻倒眾人推，在郭沫若的身上幾乎得到了最為淋漓盡致的表現。

　　如若一個人真的如此不堪，那么當時那么多的“先知先覺們”為何都能把他的地位捧得那般高？五四新文化運動中，中國的土地上產生了那么多卓越的人物，而能在這些卓越的人物中成為一時之領袖，不管是歷史的選擇還是人為的選擇，我都不相信會選擇出一個庸夫出來。

　　那么，作為今天的人，又該如何用一種相對客觀與冷靜去看待這樣的一個生前備受尊崇，死后卻萬夫所指的文化名人呢？

　　有一句話說，盡管我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是我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那么作為一個已經不能為自己做任何辯解的歷史故人，我們又該如何捍衛他說話的權利呢？

　　對于所謂的歷史，一個被勝利者書寫和篡改的歷史，如何去研究與粉飾，都是一個歷史學者的個人的歷史觀，歷史方法論所決定的。

　　郭沫若，作為現代最為著名的歷史學家之一，我們可以否定其歷史研究的錯誤，但是不能否認其在歷史學上所作的努力和貢獻，相對于科學來說，任何的進步與錯誤都是珍貴的，前者是后來人搭乘的方便階梯，后者更是歷史學研究的前車之鑒，避免了后來人的重復錯誤。

　　郭沫若在《十批判書》（1950年版第506頁）的后序中曾經寫道：不邏輯竟到了這樣的地步！老實說，做學問的人是不能夠這樣的，一定要虛心，要把別人的著述先作適量的體會，從全面來了解別人，然后才能進行批判。不懂就是不要假充內行，假充內行的結果，只是表示自己的無知。單純的無知倒還可以救藥，只要虛心地多讀書，改正一下頭腦，知識倒也會積蓄得起來的。假使在無知之中再加上敵愾，敵愾而且很強，巍巍乎儼然一個大權威那樣，是的，那才是‘很有問題’的！”

　　不去論郭沫若其人究竟如何，單從這些文字而論，我以為很值得后學者戒。而此話也正是我要說的，如果一個連郭沫若的文章都沒有看全的人，就妄圖通過一些坊間流傳之言，或者人云亦云之語就對他批判，那么所判的依據而來，莫說是對郭沫若此人是不公正與公平的，就是對自己也不過是狠狠扇了字的一記耳光而已。

　　以文論文，以人論人，如果對于其兩者都算不得通透了解，那么所判之詞又能存在多大的價值？

　　我不想為郭沫若作過多的辯解，我以為，一個文人或者學者，他的著作是最緊要的，就是擺放在那里，你可以自己動手動腦去看去思考的。如若有值得你借鑒的地方，那么應該抱著十足的感恩，如果有你不屑之處，你盡可提出自己鮮明的觀點和依據，而不是在小事上作大文章，在大事上稿小動作，這樣的人怕并不比郭沫若的人品來得更高貴罷。

　　建國之前的郭沫若除了在私生活上能被人指指點點之外，幾乎沒有多少讓人能痛加斥責到何處去，而最為可惡的就是有些人對自己不喜之人從私生活著手，在這德的牌坊舉過頭頂的國家的人來說，是最要不得的。可是，真的去探究那些文人墨客的私生活來，怕也沒幾個能逃脫不可指點的人來。唐代大詩人大宰相元稹始亂終棄，后人不還在日復一日吟唱他的“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云”嗎？

　　建國之后的文革，郭沫若的行徑固然可恥，但更可悲，他不過是那時千千萬萬的知識分子集中而典型的體現。放眼那時的中國，骨頭硬的有幾個？

　　彼時聲望與榮譽比肩的魯迅先生，不過早早離世，脫了這后世的劫難，如若也是活著，那么他的命運又能好到哪里去？不是死，就是屈從，或者失語，斷然沒有民國時期的意氣風發。

　　那么轉頭來看郭沫若的處境，他又該如何選擇？是死去嗎？那么多的人都沒有死去，為何非要他死去？那么活著，又該如何活？他的地位決定了他不能如一些被后人推崇的沈從文等一樣避世，因為他是逃不掉的，他身份太顯赫，在人文科學世界里，是當時第一人，那么他唯一的出路只能選擇屈從。有人會說，做人要有尊嚴，要有尊嚴的活著。可是在那個人鬼不分的年月了，尊嚴是什么？而又有誰好說自己那時是活得有尊嚴的？而這些對于他來說，又何嘗不是生活在煉獄之中？

　　如果能站著做人，我想沒有人會選擇低首為奴。對于一個歷經了五四運動，一個曾經懷抱熱情與理想的文人，秉持人民本位主義的歷史學家，他沒有理由不讓自己活得更有尊嚴與價值。但是，在那個集體的人性被扭曲的年代里，有多少能發出自己的聲音？

　　當那些為巴金老人的懺悔而稱道的時候，卻從來不去思量郭沫若本人又何嘗不在懺悔。

　　當別人指責他失去兩個兒子還無動于衷的冷血時，有沒有摸過自己的心，失子之痛，誰能輕過誰？可是在那個顛倒的年月里，多少的情感是被這樣或者那樣的抹殺而去。誰能鉆進他的內心里，去觸摸他真實的悲哀。

　　我們誰能站在那個年月的廢墟之上說，我能做得好過他！我是不會信的，如果都能如此錚錚鐵骨，都能這么深明大義，那么那場浩劫又如何能經由一個人的意志在那個時代來個翻天覆地。

　　那么，那么多失語的人，那么多幫兇，誰能有資格說，郭沫若，你為什么要阿諛奉承，喪失了一個文人所謂的骨氣。千千萬萬的人為了求生的本能，做著違背所謂道德與良知的事，可是這些難道不是人性深處陰暗的一次最盛大的演繹？只是，他在高位，在明處，被無限放大，被所有人所觀看，于是人們就記得了這么一個沒有骨氣的文人。成為笑柄的，不是郭沫若一個人而是那個年月里所有活過的人。

　　我想郭沫若會對那些嘲笑與譏諷不恥他的人說：如果給你們機會，坐在我的位置，怕是比我墮落的還快，還徹底。

　　因人廢文，連帶著郭沫若的著作也被徹底冷漠對待了，甚至以為毫無價值，這種極端的不科學不公正態度，對社會的禍害怕是更大的。

　　因著人品的偏見，而全面否定他的歷史地位和價值，這怕在中國并非新鮮的事，我們常常好把道德真君擺在前面，再把科學擺在后面的。

　　所以對于郭沫若的文學與歷史的研究，多持否定態度，本就是意料之中的事，但是能夠因此而給他加諸多的“罪名”卻很讓人覺得玩味。難道這些罪名的堆積，就可以真的把他所有有價值的東西一一否決了嗎？不屑不恥，在對五四到文革之間的歷史評定上他都是遺漏不掉的一節，那么刻意地逃避，推諉，忽略，不若以客觀的態度去直面，或者能發現有價值的東西，或者能對后人有所裨益。

　　文學的東西就暫時不去說了。這東西本就沒有一個標準，有人說好來，就必定有人說壞，但是他的文學作品在那個時期的意義是任誰都無法抹殺掉的，也是根本不可能抹殺掉的。而且白紙黑字在那里，誰又不能讀出自己的感受來呢？再把這些黑字放在那時的情境中去想，又有誰能否定她的意義呢？

　　作為歷史學家，郭沫若的創新或者可以說是走了一條死胡同（從政治的角度去考究歷史，非郭沫若首創，也并非最后一人，從哲學的角度考究似乎又是所有歷史學家的通病，所以我一直覺得這種說法很是好笑，居然這也能成為其歷史學說的一大敗筆，實在有些匪夷所思了）。但是依此就否定掉他的價值和貢獻，那么只要稍有歷史常識的人都會笑起來。

　　那么被詬病最多的關于郭沫若《十批判書》抄襲錢穆先生所著的《先秦諸子系年》一說，我以為，但凡能去把兩書放在一起仔細研讀的人，但凡稍有歷史頭腦的人，都不該被一些謬言所左右的，都該有自己明辨是非的能力的，因為我以為只要能讀明白中國話的人，都是不該去這樣認定的，就很想不通，那些埋在故紙堆中幾十年，對中國上下五千年的歷史自詡了如指掌的專家學者竟能犯如此低級的錯誤，實在不是很讓人理解的。

　　歷史，作為一個歷代傳承，不斷被考據的學科，本身是一個在前人的研究成果的基礎上不斷補充，不斷完善的過程。如果歷史這個東西，所依據的那些材料也能被做成抄襲的資料對之，那么從古至今，多少的歷史研究都是抄襲之作，多少與此相關的人文學科的研究都是抄襲之作。

　　而所謂的抄襲，應該是觀點與見解的抄襲，絕對不是對于一份歷史資源共享的抄襲。對于文學的抄襲是最好評定的，只要拿出段落，章節來，就可以去評定。可是對于歷史，又該如何去評定？

　　孔子的《尚書》抄襲了誰？司馬遷的《史記》又抄襲了誰？如此推論，世間的歷史學家不過都是抄襲之高手罷了。

　　在抄襲聲中，卻又沒有提出最為直接有力的證據，只這抄襲云云，就把那些不懂或者半懂不懂的人暈了個遍，想來也再沒有比這更有趣的事情了。別人不過看個熱鬧，只當真有這么一回事，并不去作細的考究，因為那喊抄襲的人又是一個治學嚴謹德高望重之人，便更快被人信服而不斷傳播，而一傳十，十傳百，再加平素別人對他的印象就沒好哪里去，便就坐實了郭沫若的抄襲之說。可想，這樣的想當然是多么的害人，它是能使一個毫不知情的人間接作了這謠言的幫兇，使得一個本無罪過的人平白添了那罪過。

　　即便是李白那樣不羈之人，那樣一個所謂傲骨之人，那樣一個高歌“安能使我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的偉大詩人，不也在為皇帝老兒唱歌寫詩嗎？

　　對待別人的苛責，只會使我們一葉障目，而難以窺視歷史的全貌。對待一個有爭議的歷史人物，我們更該的是用平和平等的心態去公正客觀的還歷史本貌，而不是由著自己的喜好隨心裁剪，任意而為。

　　郭沫若，這樣一個幾乎集聚人文大全的人，我想無論是作為歷史人物本身還是作為學術研究都不該是被忽略和完全否定的。

　　想到此，又想起了那些我沒有買成的書，心中未免遺憾重重。而昨日在書市看見那么多的經典著作被五折賤賣還門可羅雀，就更為此而心痛，更為諷刺的是一邊是于丹論語心得莊子心得的熱銷，一邊是論語，莊子的低價拋售。

　　我們丟的東西太多，而去彌補又力不從心，可是，我們終究還是有一顆心的，那就是用自己的心真實地去品讀那些我們的文化遺產，別人為我們奉獻的寶貴經驗。

　　我只記得郭沫若在與忘年交的陳明遠通信談及自己作品時說那些話，是真正發自肺腑的，不是逢場作戲的“至於我自己，有時我內心是很悲哀的。我常感到自己生活中缺乏詩意，因此也就不能寫出好詩來。我的那些分行的散文，都是應制應景之作，根本就不配稱為是什麼‘詩’。別人出於客套應酬，從來不向我指出這個問題，但我是有自知之明的。你跟那些人不一樣，你從小敢對我說真話，所以我深深地喜歡你，愛你。我要對你說一句發自內心的真話：希望你將來校正《沫若文集》的時候，把我那些應景應制的分行散文，統統刪掉，免得後人恥笑！當然，後人真要恥笑的話，也沒有辦法。那時我早已不可能聽見了。”

　　我無意作之辨，歷史自眾口的評說，而唯一不能更改的是那些白紙黑字上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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