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石壕吏〉中的老翁和石壕吏》辨訛論文

　　《文學遺產》2003年第4期載遲乃鵬先生《杜甫〈石壕吏〉中的老翁和石壕吏》一文，遲文就杜甫《石壕吏》中老翁和石壕吏的形象以全新觀點給予品評。令人遺憾的是，遲文在史料應用上存在一些錯誤，需要辨正。

　　一、遲文全篇立論的基礎為：“唐朝承接隋朝，在兵制上實行府兵制。《兵志》云：‘凡民二十為兵，六十而免。’”

　　因此官府才會對老翁“點其為兵” （《文學遺產》2003年第4期，第84頁。下引遲文同） 。然而只要我們略讀一遍《新唐書》卷五 侗志》，即可知府兵制與其所規定的二十至六十歲之限，本指唐高祖李淵和太宗李世民時兵制的情況，與遲文所言安史之亂時的征兵沒有絲毫關系。

　　依《新唐書》卷五 侗志》所載，唐代共有三次大的兵役演變，且不同時期的兵役制度互不相同：“蓋唐有天下二百余年，而兵之大勢三變，其始盛時有府兵，府兵后廢而為似錚似鎘址希而方鎮之兵盛矣。” （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5冊，第1323—1324頁。下文所引《新唐書》同） 府兵制的主要內容為：府兵者的家庭其他成員依然正常服徭役。府兵者本人服兵役，且兵、農不分，平日務農，農隙演練，自備兵器和糧餉。如此施行兵制對于朝廷是極為有利的，《兵志》予以總結道：“府兵之置，居無事時耕于野，其番上者，宿衛京師而已。若四方有事，則命將以出，事解輒罷，兵散于府，將歸于朝。故士不失業，而將帥無握兵之重。所以防微漸、絕禍亂之萌也。” （第5冊，第1328頁） 因此，均田制和租庸調法履行得越廣泛、越徹底，府兵制度也就越鞏固。反之，若土地集中、戰爭頻仍，均田農民必大批破產，無力按府兵制的要求自備糧餉器械，府兵制度也就毀棄了。

　　府兵制最早隳廢于高宗朝至武則天執政期間。當時，各地府兵番役更代多不以時，大量府兵逃亡，“府兵之法浸壞” （第5冊，第1326頁） 。至玄宗開元時，各地府兵均“逃亡略盡” （宋范祖禹《唐鑒》卷八《玄宗上》） 。鑒于府兵制名存實亡，宰相張說奏請玄宗召募壯士充宿衛，施行“似鎩敝法：“（開元）十一年（723），取京兆、蒲、同、岐、華府兵及白丁，而益以潞州長從兵，共十二萬，號‘長從宿衛’，歲二番，命尚書左丞蕭嵩與州吏共選之。明年，更號曰‘似鎩。” （《新唐書》卷五 侗志》，第5冊，第1326—1327頁） 每個似銼丁“皆免征鎮、賦役” （第5冊，第1327頁） ，由官府撥給兵丁軍器、糧資。似鎦頻撓藕翊遇，使得逃亡者爭相應募：“旬日，得精兵十三萬。” （宋范祖禹《唐鑒》卷八《玄宗上》） 至此，府兵制徹底廢棄。待至奸相李林甫執政時，軍費開支成了朝廷的巨大負擔，于是朝廷便在“似鎩狽ǖ鬧蔥兄寫蚱鵒蘇劭：“自天寶以后，似鎦法又稍變廢，士皆失拊循。……其后徒有兵額、官吏，而戎器、馱馬、鍋幕、糗糧并廢矣。” （《新唐書》卷五 侗志》，第5冊，第1327頁） 朝廷不發軍餉，似鋟ㄒ脖閫接行槊了。但似鋟ú⑽從紗朔現梗至安史之亂時依舊采用，《舊唐書·玄宗本紀下》即謂：“以常清為范陽、平盧節度使、兼御史大夫，令募兵三萬以御逆胡。……以京兆牧、榮王琬為元帥，命高仙芝副之，于京城召募，號曰‘天武軍’，其眾十萬。” （《舊唐書》卷九《玄宗本紀下》，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1冊，第230頁。下引《舊唐書》同） 《新唐書》卷一三五《哥舒翰傳》也說：“祿山本以誅國忠……（朝廷）即募牧兒三千人，日夜訓練，以劍南列將分統之。又募萬人屯灞上。” （第15冊，第4572頁） 這里的“募”，指的便是似錟急法。

　　由上可知：徹底摒棄府兵制，施行似鎦剖切宗朝和安史亂時兵制的顯著特點。因此，若論述安史亂時之兵役，仍舊以早已灰飛煙滅的府兵之法來立論著說，便顯得風馬牛不相及了。

　　二、遲文中有一條來自主觀想象的推論。

　　即：因為《石壕吏》里有“惟有乳下孫”句，所以老翁歲數是“五十左右”。依據府兵制“六十而免”的規定，“老翁還應當是個兵”，官府也有權力令其出征，但是老翁以“逾墻走”的方式逃避兵役，故而老翁是一個“對國家社稷無責任心逃避兵役之逃兵”。

　　遲文以“乳下孫”來推斷其祖父（老翁）歲數“五十左右”，從常識上來講，其推斷方法是不可取的。因為它漠視了無奇不有的大千世界所有“乳下孫”與其祖父可能相距的實際年齡。例如白居易《談氏小外孫玉童》詩所記載的“外翁七十孫三歲” （《全唐詩》卷四五九，中華書局1960年版，第14冊，第5233頁） ，遲文便無法自圓其說。故此，按照“乳下孫”來推斷其祖父的歲數并作為推論的前提是不科學的。

　　那么《石壕吏》中老翁的年齡到底應該有多大呢？我以為：最小也當有六十歲。理由有兩點：

　　（一）杜甫的《石壕吏》作于肅宗乾元二載（759）是學術界的共識 （可參見章培恒主編《中國文學史》、喬象鐘主編《唐代文學史》、吳文治《中國文學史大事年表》、袁行霈主編《中國文學史》） 。

　　時杜甫本人已經四十八周歲了。從常理來分析，他不可能稱呼僅比自己大兩三歲的人為“老翁”的。因為“翁”字是對長輩帶有褒義的尊稱。漢揚雄《方言》六說：“周晉秦隴謂之公，或謂之翁。南楚謂之父，或謂之父老。” （《叢書集成初編》本，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1177冊，第64頁） 唐代也是如此：唐玄應《一切經音義》卷一六《善見律》稱祖父為 翁：“祖為翁者，取其尊上之意也。” （《叢書集成初編》本，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0742冊，第744頁） 再如《新唐書》卷一六一《張薦傳》張薦嘆賞年已八十的忠直之士顏真卿為翁：“不知悲翁何以堪此！” （第16冊，第4980頁） 所以遲文推定老翁的歲數為“五十左右”是不近情理的。

　　（二）唐代稱普通百姓為“老”有著嚴格的規定。

　　官府登記注冊的“老”，才是真正的“老”，不可隨意稱呼。《舊唐書》卷四八《食貨志上》記載云：“二十一為丁，六十為老。每歲一造計帳，三年一造戶籍。” （第6冊，第2089頁） 新、舊《唐書》及《文獻通考》載其注冊后的“老”有五點好處：第一，稱“老”之后可不必服各種徭役；第二，老到一定年齡的時候，朝廷便會授其名譽官銜；第三，犯罪可以減免刑罰；第四，可參加縣令主持的禮儀活動；第五，可蔭惠其子免除徭役。由于“老”的稱呼與其本人及其子男的賦役情況緊密相關聯，故而唐中宗之韋后曾用“老”的稱呼來收買人心，將“老”降為五十八歲：“韋庶人為皇后，務欲求媚于人，上表請以二十二為丁，五十八為老，制從之。” （《舊唐書》卷四八《食貨志上》，第6冊，第2089頁） 后韋氏伏誅，楊躺媳砬肭蠓銜な咸嵐福“省司遂依趟執，一切免之” （《舊唐書》卷一八五《楊檀》，第9冊，第4819頁） 。朝廷對民之“老”的稱呼如此斤斤計較地反復修正，說明“老”之稱呼絕非今天對年長之人隨意泛稱那樣簡單。

　　由上兩點可基本確認老翁歲數最小也當為六十歲，沒有服兵役的義務，官府也不應當征其為兵。遲文強行指責一個至少六十多歲的老田翁為“逃兵”是不合適的。

　　那么假使撇開府兵制早已廢棄及年齡條件等因素而不談，老翁是不是“逃兵”呢？回答是否定的。理由亦有兩點：其一，老翁不是府兵。從杜甫《石壕吏》中的“請從吏夜歸。急應河陽役，猶得備晨炊”句可以看出：石壕吏只管捉人，并未要讓被捉之人自帶兵器和糧食。這說明：軍隊負責供給士兵兵器、糧食。這種情況不符合府兵制自備糧餉和兵器的原則。有點類似似鎦疲只不過其中將“招募”變成了捉兵而已；其二，老翁亦不是似镎心急。似镎心急丁對身體的要求是很嚴格的：必須要達到“強壯”的程度，《新唐書》卷五 侗志》記述招募似銼之身體標準為：“皆擇下戶白丁、宗丁、品子強壯五尺七寸以上，不足則兼以戶八等五尺以上。” （第5冊，第1327頁） 這樣高的要求，老翁是達不到的。因為任何時候也無法將“強壯”與老翁等同起來。

　　至于“老翁逾墻走”之事，應當以同情的心理來看待：老翁已為國家獻出了三個兒子，家里只剩老妻和“出入無完裙”的兒媳及“乳下孫”，若老翁再被捉走，一家人該如何生活？遲文將老翁說成是一個“對國家社稷無責任心”的人，有失公允。

　　三、遲文主觀認為：石壕吏捉拿老翁服兵役，是“依據法律”的，因此石壕吏是代表“國”的“法律執行者”。

　　此觀點亦不正確，原因有兩點：第一，安史亂時，官府向百姓征兵役毫無“法律”可言：不僅老翁、少年要服兵役 （杜甫《羌村三首》其三有“兒童盡東征”句；《垂老別》寫“骨髓干”的老者走向沙場事。分別見仇兆鰲《杜詩詳注》第394、534頁，中華書局1979年版） ，而且連精力衰竭的貧苦老婦人也不放過。在如此黑暗的社會里，奢談“依據法律”，豈不謬哉？第二，如果一定要牽涉“法律”的話，那么石壕吏捉拿老翁上前線打仗有違新、老皇帝的詔命，不僅不能代表“國”，不是“法律執行者”，而且是禍國殃民的兇神惡煞。

　　騎制代替府兵制后，玄宗為了讓天下百姓感受到惜老憐貧之仁君形象，曾先后兩次下詔放還老兵。《放諸鎮兵募詔》敕命云：“或老疾尪羸……一切放還。” （《全唐文》卷三一，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1冊，第344頁。下引《全唐文》同） 《放還老病軍士詔》重申道：“有疾病老弱不堪斗戰者，委節度揀擇放還。” （《全唐文》卷三一，第1冊，第352頁） 肅宗即位后亦想壓縮沒有戰斗力的兵員。如乾元元年（758）肅宗頒布《乾元元年南郊赦文》：“兵士有尪弱羸老并揀擇放。” （《全唐文》卷四五，第1冊，第496頁） 稍后的《罷役興農詔》再一次下令強調：“應在行營有羸老病疾不任戰陣者，各委節度使速揀擇放還。” （《全唐文》卷四三，第1冊，第478頁）

　　如前所述，杜甫的《石壕吏》作于肅宗乾元二載（759）是毫無疑問的事。也就是說：這時肅宗剛剛頒布了軍隊放還“羸老”的《乾元元年南郊赦文》和諭旨，石壕吏既不奉行老皇帝的詔書，也不顧及新皇帝的敕令，將任何人都必須無條件執行的“圣旨”視為兒戲，何以能代表“國”，何以稱得上是“法律執行者”？

　　綜上，不難得出這樣的看法：遲先生的觀點雖說新奇，但違背基本的歷史事實，是不能成立的。這說明我們古代文學的研究工作者，不僅要有新思想、新方法、新思路和新發現，同時更應具有嚴謹、科學的治學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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